从《橘子》看芥川龙之介后期文学创作的转变

从《橘子》看芥川龙之介后期文学创作的转变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的小说家，“新思潮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日本现在的纯文学的最高奖项“芥川赏”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由此可见他在日本文坛的重要地位。他与夏目漱石，森欧外被认为是“形成日本现代文学教养的基础”（大冈升平《日本文学》）他们三足鼎立，将日本近代文学推向一个高峰。

一、芥川龙之介小说创作的前期与后期

芥川的小说创作过程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主要取材《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等物语作品，后期芥川开始转向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取材创作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在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历史小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对芥川龙之介创作的其他类型的小说及其散文、评论的研究却稍显薄弱，以至使大家对芥川龙之介思想的理解拘泥于前期的历史小说。纵观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可以发现：除了在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厌世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以外，在芥川龙之介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转向以取材现实来体现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展现人文主义的精神的文章也值得称道。笔者再对芥川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对芥川早期历史小说《罗生门》《鼻子》《竹林中》等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也颇为丰厚，但是对于芥川后期文学创作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即便是在对芥川整体文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于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达到完全透析芥川龙之介整体文学思想的目的。本文我们要探讨的小说《橘子》就是芥川龙之介从历史小说转向人文主义题材的一篇重要文章。

大正8年（1919年）5月，芥川龙之介创作了短篇小说《橘子》。整篇文章仅两千多字，情节十分简单：主人公“我”在火车上面见到了一个头发干枯，衣着邋遢的乡下小姑娘在乘车去当女佣的途中，拼命打开车窗，目的是把自己带着的仅有的几个金黄的橘子送给了特地前

来送行的弟弟们。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摒弃以往的借助历史传奇故事和暗黑的写作语言风格，完全转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正面入手来刻画整个的故事全貌。作者观察细腻，抓住旅途中一点小小的片段，用白描的手法，着力刻画了主人公“我”的厌世与百无聊赖与小姑娘虽然衣着邋遢却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两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突出了当时底层人民的质朴积极的纯真的思想品格给作者带来新的希望。

二、从《橘子》看芥川的文学思创作的转变

小说的开篇和许多贴着芥川小说的标签一样，是从黄昏开始的——“冬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阴沉。”但是今天和往常又不一样，不仅车厢里面只有我一个乘客，就连“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能听到一只不知名的小狗在哀叫。但是在这样凄凉的景色下却与“我”当下的心情“怪吻合的”。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景色来反映自己的心情：当时的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理想受到压抑，因此感到心烦，郁闷。所以“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

接着，火车发车的笛声响了，正当作者“略感舒展”开始自己的旅途时，突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慌里慌张地闯进了车厢。因为“我”已经够心烦了，因此对这个头发干枯、衣着邋遢，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什么兴趣，也懒得看她，只是“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就是这一瞥却让“我”对这个小姑娘更加厌恶，“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在这其中更令“我”生气的是姑娘手里攥着一张三等车票，“她竟然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接着作者扫了一眼晚报，上面全都是一些平凡庸俗的人和事：媾和问题，新婚夫妇，渎职事件啊等等，令“我”更加无聊，“我”开始重新审视坐在对面的姑娘，“她的脸上的神气依旧是卑俗的人格化”，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

所以当小姑娘涨红了拼命想要打开关着的车窗时，“我”只是冷眼

的在旁望着并且希望小姑娘永远也打不开。一方面是出于作者对小姑娘本来就没有好感，另一方面作者在前文已经提到了，他的心情很烦觉得人生是那么的无聊和没有意义。小姑娘终于打开了车窗，“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使得本来就在闹嗓子的作者“咳嗽的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好在窗外的风吹进来，使作者缓和了好多。要不是作者肯定会劈头盖脸的怒骂这个小姑娘。并让她把车窗关好。可见作者已经心烦意乱到极点。

但当作者看到“在哪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小男孩并肩站在一起”；“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着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这时小姑娘探出身子把手里面的“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扔给孩子们。此时作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姑娘坐上二等车厢，坐在作者对面，使劲全身力气也要打开紧闭的车窗就是为了把仅有的几颗橘子送给前来送他的弟弟们。从小姑娘打开车窗到小姑娘把金灿灿的橘子扔给弟弟们，这一段把这篇小说推向了最高峰，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这金灿灿的橘子实际上是作者重新对人生充满希望的象征。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把充斥在社会的黑暗和这几颗金灿灿的橘子作对比，象征了乡下小姑娘的美好的心灵。以及反衬作者从开篇提及的自己的无聊的，庸碌的人生，意味隽永。小姑娘虽然处于社会底层，却不抱怨贫困。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还有什么理由觉得人生如此无聊，庸碌呢？因此作者在最后结尾笔锋一转：“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他又一次的开始望着这个小姑娘，直到这时作者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这一望正是呼应上面小姑娘刚上车时的重新审视以及作者的反问。

文中关于主人公“我”的“疲惫倦怠”“无精打采”“庸碌无聊的人生”是贯穿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这些词语几乎存在小说的每一个段落，推动者情节的发展，一步一步揭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即使社会黑暗，世态炎凉，作者也要摒弃庸碌无聊的人生，要像小姑娘一样

即使贫困也要对人生充满希望。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写过这篇文章的评论：“在这篇作品中，龙之芥让人们看到了他从悲观厌世和奇谈怪论中解放出来的那种健康向上的表情。虽然小说中的背景中隐藏着难以摆脱的忧郁不安，但是弥漫在作品中的感动的实质是绝非不健康的。”

三、《橘子》的创作动机以及芥川创作转变的原因

关于《橘子》的创作动机，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芥川龙之芥在大正八年一月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傀儡师》中大多数为历史小说，现实小说仅有两篇。而在大正九年出版的小说集《影灯笼》中，收录了大正八年的短篇小说。整部小说集中几乎全是现实小说，历史小说却屈指可数。显然大正八年正是芥川的创作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小说的转折点。为什么芥川会有这种明显的转变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大正八年三月，芥川辞去在海军机关的教职工作，前去大阪的每日新闻社工作，在此期间，芥川以专职作家的身份根据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旅途的所见所感以自己为主人公，以“偶然遇到的一件小事”做为主题，写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橘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可以认为《橘子》这篇文章就是芥川创作倾向转变的分界点。

《橘子》这部作品是芥川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且以作者自己为主人公创作出来。因此很多人把这篇小说归类为“私小说”的范畴。但就芥川本身来说并不是很赞同“私小说”这种观念的。他在大正十四年（1925年）写的《关于“私”小说》一文中指出：“我对于久米正雄君的‘私’小说论抱有若干兴趣，现尝试分析一下他的论点：一、私小说必须是小说；二、私小说即我作为主人公（当然，这个我未必是第一人称的意思）前者的意思在于极力主张的人生记录并不是小说。但这个立场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赞同。实际也必须指出，寻求一条界线以区分小说和非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争论点。在我来看，关于散文艺术的许多问题都与这个立场多少有些关系。后者的意思在于极力主张私作为作为主人公的艺术必要性。这一点恐怕也不一定完全没有异议。但今日的短歌以及俳谐，大体上就是‘私’短歌和‘私’俳谐假设这个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