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生》赏析

李大钊对自然与人生的沉思

董宝瑞

李大钊生前写的记事性散文极少，除《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外，仅有《自然与人生》称得上纯记事性散文。《自然与人生》发表于1920年6月20日出版的《新生活》杂志第38期，署名“孤松”。这篇散文笔调流畅，语言清新，主要记述的李大钊本人1920年春天返乡时在乐亭和昌黎所见到的一些情景，是李大钊多年间为自已的家乡写的又一篇文章，也是李大钊对新文学创作进行的一次新的实践。

1920年清明节前后，李大钊由北京回了一趟大黑坨。他之所以返回家乡数日，是为了看望妻子赵纫兰和儿女们。本来，赵纫兰在1918年秋天就带着儿子葆华、女儿星华，跟着李大钊到北京落居。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也许怪思恋家乡，或有孕在身等原因，1919年秋天她没有跟李大钊再返回北京，儿女也安排在家乡读书，使李大钊在京又过上了独居生活。转年春天赵纫兰在家乡生下的二儿女炎华得了天花，李大钊闻讯后，急急旋里一行，在大黑坨住了一些时日。《自然与人生》主要记述的就是这次回乡生活的情景及感触。

《自然与人生》全文有1900多字，分为四节。前三节记述的均是李大钊在大黑坨村家中小住时见到的生活小景，后一节追述的是1919年夏末由五峰下山见到的瘟疫流行场景及所思所想，还有是这次回乡路经昌黎见到的人们吊唁被瘟疫夺去生命的死者的场景。通篇文章从几个生活侧面咏叹了“自然与人生”这一主题。

在《自然与人生》一文中，第一节最短，写得也最精彩。文中“小女”是指其长女李星华。星华时年不足9周岁，正在乐亭城里上小学；李大钊回乡后，她亦回家来了。星华当时正值天真、幼稚的童年，对小鸡、小鸭的喜爱，可以说出自天性。而酷爱儿女的李大钊却从女儿与小动物之间的“很有趣味”的关系中，

体味到了自然与人生的另一种“趣味”。“不讨人欢喜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欢喜，没有趣味，只剩下悲哀和苦痛。”李大钊显然是透过了自然现象捕捉到了人生以至社会的法则。人生在世，必须得有“讨人欢喜的东西”，否则“自己也没有欢喜，没有趣味”，而“没有欢喜，没有趣味”，那就“只剩下悲哀和苦痛”，虽生而犹死了。这无疑是对新生命的赞歌，也是对新生事物的礼赞。联想到李大钊在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际撰写的《新的！旧的！》、《新纪元》等文章，不难看出，他一直在致力于“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追求“送旧迎新”这种“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这段描绘，是他的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当时他正在着手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钟情的是“几株含蕊欲放的花”，对“中央公园里带着枯枝的老柏”毫不惋惜。这表明，李大钊的审美情趣一直是奋发向上的，是同他的革命思想息息相联的。

若说第一节是写给天真无瑕的少女的话，那么第二节则是写给乡间村妇的悲歌。

这是一幅乡间的民俗风景图，也是一则别有韵调的生活小品。李大钊是个多年生活在外的人，对“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体味最深，对村里的一些与妻子有同样境遇的妇女的心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在回乡陪伴妻子的日子里，他忙中得闲，把自己的视觉和笔触不知不觉地探入了这个并不被人注意的生活领域，生动而自然地勾画出了家乡春日生活的一个小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人人皆知的一个自然景观。然而，在李大钊的家乡乐亭一带，却多了一个“打春的瞎子”。这“打春的瞎子”与“开河的鸭子”一起成了春天来到的象征。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乐亭一带独特的乡情决定的。自清朝中叶东北开禁以后，乐亭及邻近的昌黎、滦州一带的人到东北行商的很多。这些人一般都只身前往，极少有带家眷的；他们一去就是多年，间或逢年回乡一两次，把苦苦的思念一古脑儿扔给了守在家乡度日的母亲、妻子。而每到春天，这种思念之情显得更加浓厚。还有一些守寡的妇女，更是“满怀的哀怨，没有诉处”。而算命的瞎子却能略略帮助这些妇女排

遣深藏心头的思念之情或“满怀的哀怨”；尽管这些以吹笛招徕问卜者的“瞽者”，不外乎是变着法说些吉利的话，却也能“令她们得个片刻的慰安”。李大钊从这一生活现象中，敏税地发现，“乡村里吹笛游街的瞽者”，倒能起一个医疗伤感太重的心理作用，这是李大钊对家乡姊妹们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注，是他对乡情深入了解而倾注的深沉情感。

在《自然与人生》的第三节中，李大钊记述了同村一个青年的命运。这个称他为“叔”的青年“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在“他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孩子”时，“他的父亲”就“早已去世了”，只留下了他和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耐了三年的困苦，才带着他改嫁了”，为的是避开“就要饿死”的噩运降临；“他的母亲照养他成人以后，他又归他本家的叔父母，不久便随他叔父到关外学习生意”。李大钊之所以能见到他，是如今他得以由关外“第一次回家”。当李大钊得知他回家以后并没有去探望他的母亲，主要是怕其“叔婶知道了不大好”之后，感触颇深：“唉!亲爱的母子别了多年，如今近在咫尺，却又不能相见!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这一声长叹加上一声悲呼，道出了李大钊极其复杂而难受的心绪。他自己在童年时的命运比这个同村青年的命运还要悲惨。在他未出世时，父亲就病故了；他刚一周岁零四个多月，母亲也弃之而去，幸好有祖父一手抚养长大。而这个同村青年，也是小时父亡，随母改嫁后，依照乡俗又不得不回归本家，跟叔婶度日，并从此不得与母亲会面。这种人生痛苦他是深深理解的，也是深深同情的。“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这充满愤懑的质问，显然是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的控诉。李大钊笔下的这个无法与母亲见面的青年人，是这种旧习俗、旧习惯的受害者，也是牺牲品。李大钊没有对他作过多的指责，而是把笔锋转向造成这种不近情理的生活现象的传统观念。这里他对家乡一个有着悲惨命运的青年生活历程所作的具体记述，也是他对自己的家乡生活不尽人意处的又一描绘。这一节同上一节一样，充满了“真爱真美的质素”，洋溢的是“为社会写实”的浓郁

色彩。

《自然与人生》的第四节，与前三节大不相同。在第四节中，李大钊换了一种笔调，几乎是在直抒胸臆，一览无遗地倾吐心音。这年春天，他在家乡住了一些时日，于清明时节回京时“再过昌黎”。到昌黎后，他不愿错过春光明媚的极好季节，信步出城到山里踏青。时间正值清明，碣石山里万物复苏，鸟语花香，走在进山的路上，他顿觉心旷神恬，好像是来到了又一个世界，一切都显得那样清新、幽雅。可是，也有叫人堵心的地方，路旁的山坡上一个坟圈子挨着一个坟圈子，不少坟前纸灰飞扬，哭声不断。远远看去，令人感到无限悲凉。他触景生情，猛然想起去年结束在五峰的避暑生活，下山时看到的悲惨情景。当时，昌黎一带正闹瘟疫，不少人被流传得十分猖獗的霍乱夺去了生命。下山以后，走在回乡路上，他看到路的两侧处处是新坟，感到自己几乎被死的现象包围住了。在这种悲哀恐怖的境界里走，他不由思索起死的本质来。他当时的感想是：“死与生同为自然的现象，均不应对其恐惧的认识。”这是他对自然与人生的全面认识的一次深化，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集中要表达的主旨。一个只有把死与生都看成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现象”的人，才能够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能有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而李大钊正是从家乡一带的“死的现象”中，深深领悟到这一点的，这毫无疑问是家乡的生活场景，对他的日益成熟的人生观，特别是生死观的一次深刻的启迪。

在这一节的结尾部分，李大钊记述了“寒食节”那天，他由家乡返回北京而再度路径昌黎时见到的哭坟情景。他“细听她们的哭声”，发现“里边都有怨诉的话”，虽听不太分明，却知“大概都是说死者抛了生者去了，死者无知，而生者苦了”一类生不如死的话。由此，他强烈地感悟到：“这样看来，在死人前的哭不是哭死者，乃是哭生者；不是吊坟里的人，乃是吊坟外的人；那山前山后的野哭，不是死亡的悲声，乃是生活的哀调。”这无疑是对当时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深深的哀叹，深蕴其中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社会责任感和革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