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
经济管理, 思想史, 中国, 理财
刘晏律已与用人方略

刘晏（公元718—780年）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他在唐朝中期执掌财经大权前后数十年，唐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唐代宗时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仍兼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史之乱后，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经济管理措施，迅速恢复了被摧毁的唐帝国经济。但刘晏的杰出之处不仅在理财方面，他用人也很有方，还培养了一批财经管理人才。正是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加上刘晏自己廉于律己，奉公自洁，勤恳工作，才使其经济管理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

拔用“后进有才能者”

在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工作实践中，理财与用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重视选拔和造就一支能干可靠的财经管理干部队伍，建立一个由干练清廉的官吏组成的财经管理体系，正是刘晏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晏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之所以能取得封建时代第一流的成就，无疑重视人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刘晏制定了一套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经济管理干部的办法。这套办法的主要特点是：要用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引文见《旧唐书?刘晏传》，下同）的士人。他认识到并且做到了“凡所任使，当以后进有才能者”。这样，他就在用人制度上大胆实行了改革，果断地用“后进有才能者”换掉原先那些蠢笨贪吝、虚伪龌龊的赃官污吏。刘晏认为，长期在封建衙门中任职的官吏，已经习惯于追名逐利、沉湎权势、营私舞弊，办拖拉推诿、敷衍塞责。因此不能倚靠这些人来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那么，他所任用的“新进锐敏”、“后进有才能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士人”（知识分子）。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但他也并非只要是士人就用，他所使用的士人都是“必一时之选”、不拘一格地产生出来的，主要要求是要有所作为和廉洁奉公。因此，在他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等行政管理机构中，对于一应出纳、检核等管钱、管帐、管财、管物等方面的实职性工作，都委任给能干和廉洁的士人去干。对于原先那些基本上还称职的官吏，就让他们“奉行文书”，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刘晏把对干部的使用、奖惩同监督、考核结合起来。由于他有了这一套高效能的干部管理办法，因而他的部吏都能做到“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绐”。由于他

有了这样一批干练、有才能的财经管理人才，这成了他实现不靠横征暴敛，而靠发展经济、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以解决军国需用这一财政管理思想的根本保证。

处置“后门”进来人

在封建时代，要建立一套纯正、高效的财经工作管理机构和培养一支廉洁守法、精明能干的干部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而建立起来了，要保持廉洁而不腐化，就更不容易。因而刘晏在这一方面，就更显出了他非凡的管理思想和才干。由于理财工作是不少人垂涎的“肥缺”，因此许多有权有势者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亲友。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刘晏也不敢完全拒绝。在无力抵制腐败风气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不说空话要严格杜绝，另一方面他也不对此妥协、听之任之。于是必得在既不伤面子、又要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刘晏做得很聪明、很实际，他对封建官僚推举来的亲戚之类人物，应承安排，给这些“后门”进来的人官位，俸给还可以高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这些无能之辈的多数所求亦不过高官厚俸，并不在意要干多少事。但有一条，不得让他们担任实职，不给实权，杜绝他们营私舞弊的机会，严防他们混进来败坏了自己苦心建立的高效能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

严于律己，作人表率

刘晏能建立和保持这样一支比较廉洁和清正的干部队伍，同他自己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刘晏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财经管理工作上。每天天明开始理事，直至半夜；当天公事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过夜；连规定的“休浣”（放假）日，也常常成为工作日，有事及时处理；甚至在去朝见皇帝的路上，还用马鞭比划着算帐（“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他掌握着国家的钱财物资，但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刘晏后来被奸臣杨炎陷害至死，在查抄家产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不过书籍两车，米麦数斛（每斛十斗）而已。

刘晏的一套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办法，保证了他当时管理财经工作的需要，还为以后几十年的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在他之后负责理财工作的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贞、李衡等历史上有名的理财家，都是刘晏当时培养的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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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实施改革。他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

、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从公元前681年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开始，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存邢救卫」，伐蔡、伐楚，观兵于召陵，制止了楚向中原的深入，同时，又多次为王平戎难，甚至征集诸侯派军队帮助周王戍守成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把周王的代表周公以及宋、卫、郑、许、曹等国召来葵丘(今河南兰考)开会，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

管仲作为齐国的政治家，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但是，他毕竟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孔子说：「(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是事实。

《管子》《轻重篇》曰：“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必有五年之余，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张仓是秦汉时期著名的会计专家。秦时张仓任柱下史，主管郡国上计，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是一个善于抓会计核算的老手。西汉时归顺刘邦，萧何因他在秦国做过上计事务，能算计，对管理地方图书计籍有经验，就推举他以列侯身份居相府主持郡国上计事宜。具体办法是：１、各封王侯国和各郡，都专设上计史，主管地方财政会计，掌握包括户口、垦田、物价、农业丰歉等基本情况和数字资料，每年底由各县核实情况后，上报郡国。２、每年年末专派上计史携带计籍到京师参加正月朝贺，向皇帝汇报工作，并据此考核官吏的治绩，成绩优良者奖励，差次者予以督责，违法乱纪者治罪。通过这些办法，使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加强了会计核算和监督，使汉初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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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明末清初山西帮商人，他参考当时官厅会计的“四柱清册”记账方法，设计出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龙门账的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终才办理结算（称年结），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进”大于“缴”就是盈利，反之则为亏损。它与“存”、“该”的差

额相等。就是：进-缴=存-该。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复式簿记的开始。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道德政治。他注重道德，关心政治，热心教育，又“罕言利”，因而历来的研究以及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道德、政治以及教育方面。其实，孔子对社会经济问题并不轻视，其经济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亚于其道德与政治学说。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认真总结。孔子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是义利思想，它涉及的是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理财思想，它涉及的是国计民生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全文见附件）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

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也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间）相传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出身于“贱人”阶层，曾经做过宋国大夫，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家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十分盛行，“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腾文公下》），它与儒家同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墨翟的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或从弟子收集、整理在《墨子》一书中。

墨翟生活在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大部分劳动人民虽然已经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以新的小生产者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请侯国之间的频繁攻伐和王公贵族的残酷压榨，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痛苦。墨翟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一生都“以裘褐（粗布衣服）为衣，

以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奔波于各诸侯国，积极宣传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上》。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为核心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墨翟十分重视增加人口，“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节葬下》）。他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一出生后，“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絍，衣食之财固已具矣”（《非乐上》），而人类则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同上），完全要靠自身的劳动，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取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其次，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除了取决于人们的劳动外，还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号令》）。因而在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当时，要想解决“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非攻中》）的矛盾，充分利用土地，也应大力增加人口。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翟就认识到劳动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标志和生产社会财富的源泉，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增加人口，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是非常可贵的。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的变法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但重点是如何管理好国家财政，因为财政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石。他的财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积贫虚弱的状态、充实国库收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怎样安抚百姓，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在不激起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更是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王安石发表了如下的观点：“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



王安石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财”是巩固北宋王朝的关键。儒家的经典《周易》指出：“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天下之人，有“财”即聚，无“财”即散，有财无财决定着人民的聚散。而人心的向背，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失败的关键，这就充分说明“财”的作用和重要性。王安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反复强调：“夫聚天下之众者财”、“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反复说明“财”是“合众”、“聚众”的纽

带和桥梁。他还指出“理财”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有财却不能好好管理，“擅万物之利”，只有善于立法，并选择能干的官吏来理天下之财，才能使天下富足，使统治稳定。在这里，王安石反复论述了能否成功地解决财政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提醒执政者千万不可忽视财政问题。



“理财”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理财呢？王安石又指出：“理天下之财者法”、“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里所说的“理财”的“法”和“义”，是指理财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就理财的根本原则而言，王安石认为“理财”应建立在“生财”的基础上。“生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二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王安石认为这两种生财方法都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议增加财政收入途径的同时，竭力倡导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税收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把被统治者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应该抑制豪门大户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够的耕地，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才能增税。如果贸然按人头增加税收，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往往会导致天下大乱。



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生财)，取天下之财(聚财)以供天下之费(用财)。”这两句话，包含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重涵义，而生财是基础。如果社会没有创造财富或创造出财富不多，怎能聚财和用财呢?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观察分析，把发展社会生产，培植税源作为国家财政充裕的前提，这显然比当时有些人单纯强调增税更积极、更有活力、更具有远见性和超前性。王安石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尖锐地讽刺了北宋王朝以拼命搜刮农民为其唯一的理财方针。他写道：“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者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意思是一个人关上大门同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即使把儿子的钱都赚过来，还是不会富足。王安石反对单纯采取强硬措施增加税额，主张发展社会生产以开辟税源，对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大有好处，这在当时是大胆的、积极的。



王安石虽然在当政参政时，备受当时封建劣豪和保守派的攻击反对，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财政思

想是发展生产、崇俭反奢；他从维护统治者长远利益出发，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利益，这是对范仲淹改革思想的继承、拓展、丰富、充实。王安石为政清廉，没有财富留给后代，隐退江宁后，唯一的半山堂也在死后捐给了佛寺，可谓一生清政廉政，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和用人观念和他为政清廉、淡泊名利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值得我们后人加以研究和借鉴。



资料来源：/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

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