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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法中的讽谏与避讳文化】因以讽谏的以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

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

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

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不能明说:讽谏与避讳

语言和文字原本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直观而明晰,但最后却用来将真实的看法和观点包裹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矛盾更具讽刺性的了。

但也恰恰是从这句话开始,人们发现隐语有时比直言更有力量,将自己的观点稍加修饰,就像把礼物装在一个漂亮盒子里一样,用这种隐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更能引发他人拆开包装时的好奇和兴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琐,以至于让人失去耐心。

伊尹一定谙熟个中之道,这位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的贤臣,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史籍记载,在第一次拜见成汤时,伊尹扛着一只烹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陈道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精彩的对话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却有无数人将伊尹作为效法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在列国间奔走,企图捞得一官半职或是打算宣扬自己主张的“诸子百家”,几乎都会采用伊尹当年的手法来说动君主,翻翻《国语》、《战国策》就会发现,这方法屡试不爽。无论是将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闲的乌龟而谢绝官爵的庄子,还是那位苦恼于鱼和熊掌之间抉择的亚圣孟子,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

这种用讽喻来表达自己主张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讽谏”。这种“不能明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思维工具。但政治隐语另一个重要功能却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讳”。

避讳,顾名思义,就是被禁止的话语。在夏商两代,只有遇到桀纣这样的残暴君主,直话直说才会面临危机转而用讳语,但进入礼乐文明的周代后,避讳成为了一种常态。

首先出现也是最重要的避讳,就是君主的名字。第一个被避讳的名字可能就是周代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名字“发”。在提到武王的名字时,不能说“发”,只能用“某”来代替。这一趋势到了后来,甚至发展成假使有别的名字和君主的名字相同,都要避讳。春秋时宋武公的名字叫“司空”,所以宋国就把职官名“司空”改为“司功”,晋僖侯的名字叫“司徒”,所以晋国的司徒也被改为“司城”。

避讳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般来说,如果某个字需要避讳的话,只需要用另一个字去替换一下儿,或者在读到这个字时改读另一种读音即可。

唐代以降,还可以用缺笔的方法,比如《红楼梦》里面提到林黛玉在读书时凡遇到母亲贾敏的”敏”字时都念成“密”,写到敏字时,都会缺一两笔。

这仅仅是开始,被禁止的字会随着后续君主的出现越来越多,而且避讳的方式也花样翻新。如果你生在像秦朝这样的短命朝代,那么你只需要忍受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讳,把“正月”改为“端月”的麻烦。

倘使你生在汉代这样绵延400年有着24位皇帝的朝代,那你需要在避讳的丛林里小心行事。你不能说“邦国”只能说“封国”,因为汉高祖名叫刘邦;同样,你也不能说“启动”只能说“开动”,因为汉景帝的名字叫“刘启”。

你还不能文雅地说养了一只雉鸡,而只能说自己养了只野鸡,因为汉代官方规定为避吕后的名讳,所有的“雉”都必须改为“野鸡”。即使你是像东汉严光那样,和光武帝一起睡觉时可以把脚压在皇上肚子上的天下名士,也难逃避讳之殃,严光原来不姓“严”,而姓“庄”,他之所以姓了“严”,是因为那位被他压了肚子的皇帝,有个儿子名叫刘庄,日后也是皇帝。同样被改了姓的不只是严光,还有被后世尊为“后圣”的荀子,因为汉宣帝的名字叫刘珣,所以只能委屈荀子改姓孙。

汉代的避讳纵然繁琐,但比起后世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北齐时的著名儒士熊安生,在拜见当朝权贵和士开与徐之才时,因为和士开的父亲名安,徐之才的父亲名雄,所以熊安生为了避这两位家讳在他们面前只能自称“触触生”。

隋代因为开国皇帝隋文帝的父亲名叫杨忠,所以整个朝代都不准提“忠”字,也难怪这个朝代最终被一群不忠的叛臣灭掉。尽管唐代皇室奉佛甚笃,但即使是神灵也不得不在避讳前退避三舍,因为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观音菩萨。

唐代也有一位和汉代严光遭际相同的人,就是刘知几,因为唐玄宗名李隆基,不仅“基”字要避,就连和“基”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讳,于是终唐一代,刘知几都按照他的字被称为“刘子玄”。但成了“刘子玄”也非一劳永逸,到了清代,他的玄字又触了康熙皇帝玄烨的御讳,所以他又成了“刘子元”。

一般来说,避讳有时不仅避本字,还会避与这个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称为“避嫌名”。“嫌名”一般规定并不严格,但宋代对“嫌名”避讳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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