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通识教育笔谈四篇

古代文学与通识教育笔谈四篇

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金针度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培养研究素质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公认的一部见解精深的学术名著。然而，陈先生在撰写此书时，却寓有引导“初学者”习史的特别用心。他在《叙论》中明言：“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页2，中华书局1963年版)本书写成于1939年，采用浅近的文言，文章体裁更与现今常见的史论著作不同。也许我们会觉得，陈先生所谓的“初学者”，是有不一般的学术起点的吧?但是，陈先生引导“初学者”的用心与方法，其实对于现今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题旨，在于通论“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页158)。对于隋唐二代政治体制--与文化建制上的成就，陈先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如果不能辨认这种制度文明的“渊源流变”，那真是“吾国史学之缺憾也”(页1)。为了这一宏大的史学用心，本书在体裁上有其重要特点，正如《叙论》第三段所称：“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于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从大的事类设制上说，本书除卷首的“叙论”和卷末的“附论”之外，设“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六篇，这些既属国家的典章经制，同时在标目上也基本符合传统史志纂修的要项。这体现了“其体裁与旧史附丽”的一个方面。

关于旧史中的志书之体，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的“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东汉班固《汉书》改“书”为“志”，并将礼、乐、律、历四书合并为《礼乐》与《律历》二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书》，《平准书》为《食货志》；增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此后历代志书的篇目，又相继有所扩展，陆续增加了舆服、选举、百官、兵等制。因志书之体在于“纪一代之大制度”(清代徐乾学《修史条议》，《明史例案》卷)，所以从前的史学家就已相当强调纂修者的素养，如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说：“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宋末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亦论之日：“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陈先生主要从六个项目阐说隋唐制度渊源，与传统志书之体有所衔接，即是所谓“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

本书在各篇具体行文上，采取了类似于正文与子注相配的写法：正文是结论性的表述或案语；子注是作为证据而排比的史料，低两格书写。这种由结论、史料和案语组合的叙述，尤显有理有据。这种写法对于学术入门者而言，有着极大的好处。简言之，约有三端。首先在读书面向上，可以担当对古书旧籍知识系统的导航。如“礼仪”篇，陈先生开篇即指出：一方面“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另一方面“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论究也”。诚如所论，旧史修志往往极重礼仪，《史记》中早有《礼书》，《汉书》有《礼乐志》，《后汉书》诸志中便有了“礼仪”之目，这些文献往往读来令人疲累，如何识别其史料价值?陈先生的指引如拨云见日，他更作出“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的示范性研究，活用了这一类的文献。

其次在思维面向上，可以训练调查史料、达成“新知之创获”的识力。如“音乐”篇“证述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这种“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的识力，是通过对《隋书·音乐志》的疏证，再参以《北齐书》、《陈书》、《隋书》诸传以及《洛阳伽蓝记》四夷馆的记载而展现的，从而纠正了“隋唐胡乐悉因于北周”的误说。再者在科研操作面向上，可以强化体验到从排比史料开始的全套研究过程，并训练问题意识。从陈先生究竟是怎样从什么史料中得出其结论的，不啻是在大师手下进行了一次史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这对于初学者步入学术研究的正途，不能不说是很紧要的。比如说，即使读者并非专攻法律史，但本书“刑律”篇的内容仍可使你获得知识与方法的美妙熏陶。

像这样富于大师度人“金针”的著作，前辈学者中不乏异曲同工之作。这里愿以先师程千帆先生的一段归纳作结：“(我)试验过采取一种非常简明扼要的写法，即注比正文详细，就是《先唐文学源流论略》那几篇。……说远一些，从《春秋左传》，到佛经合本子注及其效法者，如《三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还有后来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一个纲，下面分系很多材料。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就是这样写的，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也是这样写的。”(《桑榆忆往》页19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著作的特点，程先生表述为“简明扼要”。这应当不仅是对知识传授而言，更有对专业人才研究素质培养的意义。

四川大学中文系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

进入21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展望未来，我们却对古典文学的命运仍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

为此，我和教研室的同仁们作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文学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提倡学生与古典文学的零距离接触，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原文阅读”与“古典模拟”。

我们提倡的“原文阅读”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相对于文学史的知识而言，原文阅读是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另一层是相对于简体横排标点本而言，原文阅读是指对繁体竖排未标点的纸本文献的阅读。

第一层意思好理解，就是在着重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各种体裁的同时，引导学生多读和细读经典文学原著，对于一般本科生而言，通过多读与细读，去感受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典雅的气质与高雅的情趣，进一步体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于研究生以上的层次而言，通过对大量原著的泛读和精读，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古典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熏陶，成为中国文化的真正传人。第二层意思则易被忽视。我们为何要强调繁体字的阅读训练呢?因为古典文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即其原始文献载体为繁体字。众所周知，自古以来迄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刊印出版的一切书籍都是繁体竖排。繁体字不仅是一种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明成果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们通向民族的精神家园的桥梁。古典文学研究者应当守护这座桥梁，至少高层次学术人才能自由地穿越于这桥梁的两端。

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古籍出版社不断推出简体横排的书籍，这虽可获一时的经济效益，但进一步割断了读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事实上，当今不少高层次的硕、博士生对繁体字已相当陌生。如我校招博士生，比较文学上线的学生过多，于是将个别上线的学生调配到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当即表示放弃，理由是他是搞比较文学的，读不懂繁体竖排的书。如此漠视原始文献的学生，并非只有比较文学界才有，我们在面试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时，也常遇到这种情况。

正是出于文化传承的考虑，我们始终坚持编写以繁体字为载体的教材、刊物和丛书。比如我们的一部教材《中国文学》，三个刊物《新国学》、《俗文化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以及三套丛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汉语史研究丛书》、《俗文化研究丛书》全部采用繁体字排版。

再谈谈“古典模拟”的问题。我认为古典文学应该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性质有所区别，不宜强调其学科建设的作用，而应该强调它在文化建设、精神守护方面的意义。这门学科应培养富有人文关怀、情趣高尚、学养深厚、文笔优美的学者，而不是为了出产语言少味、面目可憎、擅长炮制论文八股的专家。清人姚鼐论学问之事有三端，日义理、考证、文章(《述庵文钞序》)。就当今的中文学科的教学设置来看，文艺学要研究的是义理之学，文献学要解决的是考证之学，而古典文学要培养的是文章之学。

怎样培养文章之学?最好的办法就是背诵和模拟练习。背诵是为了从感性上掌握古典文学的语言之美，模拟则是从艺术形式上培养古典文学各种文体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