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位于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隶属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境内，双墩村因有两座硕大的古墓葬封土堆故名，两墓相距80米。

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双墩某雷达连推平两墓墩顶部建有雷达站，并在两墓墩封土堆上开挖修建防空军事设施，致使两座古墓遭到严重的破坏。

驻军撤防后，防空洞给盗墓分子留下隐患，其中位于北侧的1号墓2005年6月被盗未遂。

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蚌埠市双墩1号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发掘前考古队做了周密细致的发掘方案和精心的准备工作。

发掘中认真操作，封土采取了两分法进行发掘，墓坑填土因迹象复杂而采取四分法进行发掘，墓底破碎器物、人骨架和迹象采取保护性套箱提取法。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主要由封土堆、墓道和墓坑三个部分组成。

墓葬封土堆较大，呈馒头形，高9米，底径60米，是目前淮河流域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堆之一。

封土堆的发掘没有发现人工夯筑的迹象，其构筑方式为堆筑。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封土，包括墓坑内的填土与众不同，均为黄、灰（青）、黑、红、白等五色颗粒混合土。

这五种颜色颗粒土并非全部产自当地，其中黑色土和白色土当地没有，需要从异地选择和采运。

这五色颗粒混合土在该墓中大量使用，应有一定的寓意。

在墓葬封土堆底部发现一层白土垫层。

白土垫层构建于墓口外的生土层之上，厚约20—30厘米。

白土垫层的范围与封土堆底部大小基本一致，高空俯视，平面呈玉璧形，即白土垫层为肉，墓坑为好，气势非常壮观。

从现场发掘的情况看，白土层中含有零星破碎的商周时期的绳纹陶片，并叠压在商周时期灰坑之上，证明该墓的选址原是一处商周时期的遗址。

在挖墓坑之前，先将选择好的墓地整平后，再在墓口外铺垫一层白土。

这种纯白色土非常细腻，干燥时坚硬，饱含水份时质软，颜色变成灰白。

这种白土不属于白膏泥土，经检测含钙，初步认为是沉积淤土渗出来的白色泥浆土，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

该墓葬的墓坑为圆形竖穴土坑。

墓口直径20.2米，墓坑深7.5米。

墓坑有生土二层台，生土二层台距墓口2米，宽1.8米。

正东向有一条14级阶梯式短墓道，墓道长6.3米，宽3.2米。

墓坑壁和墓道全部用白泥抹平，白泥层厚3厘米左右,即白色的墓壁装饰，显得非常整洁美观大气辉宏，加上二层台内缘上一周“土偶墙”，俨然是一座地下宫殿。

该墓葬的墓坑填土未经夯实，中间下陷明显，呈锅底状。

最值得关注的是在墓坑二层台以上的填土中发现三层不同的由填土或“土偶”构成的遗迹现象：
“放射线形状”迹象。

在墓口至0.7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沿墓坑一周宽约2米的深色填土带围绕着中间的“放射线形状”的迹象。

这种“放射线形状”迹象是由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

放射线共有20条，除东南角4条线似被扰乱外，其它方位辐射线都很清楚，并有一定的角度规律，其西南方向正对着涂山和荆山。

“土丘与土偶”迹象。

叠压在“放射线形状”遗迹层下，在墓坑0.7-1.4米深的填土层中发现用填土构筑的“土丘”迹象和在该填土层中放置大量“土偶”的现象。

土丘是沿着墓坑一周约2米宽的范围内构筑，共建有大小不同土丘18个，其形状呈馒头形，底径1.5至3米不等。

在发掘过程中，从土丘的剖面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土丘都是由中心开始用不同的土色一层一层堆筑而成。

最值得重视的是，在这层填土中不只沿墓坑周边建筑18个土丘，同时还放置1000多个泥质“土偶”。

“土偶”形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体表有明显的十字形绳索痕，高20-25厘米，直径10-15厘米。

“土偶”在填土层中的分布情况是：墓坑周边的“土偶”多呈现为组群状态分布，而墓坑中间的“土偶”多为分散状态，只有少数地方比较集中的分布。

“土偶墙”迹象。

叠压在土丘与“土偶”层下，在墓坑1.4-2米深的生土二层台内缘上用“土偶”垒砌的迹象，即在二层台一周内缘上，用3-4层“土偶”垒砌成墙体形状的内壁，高34
—40厘米左右。

土偶墙与墓壁之间形成一条环行走廊，这条走廊用黄色泥沙封填，其上部平抹白泥层与上下墓壁白泥层连接成整体。

清理掉土偶墙与墓壁之间的黄色泥沙后，“土偶”垒砌的墙体显得突出而壮观。

特别是墓道两侧土偶墙均有一个方形的转角，转角中间有容人的空间，墓道两侧均有台阶通往走廊，俨然是一座城墙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十字型墓底埋葬布局。

该墓葬坑深底大，为一个直径近14米的圆形墓底。

墓底主椁室居中略偏北，围绕墓主椁室东、西、北侧各殉三个人，南侧殉一人。

与南侧殉人相临的为一个大椁室，即南椁室，南椁室又分为南北两个椁箱，南箱为食物，北箱为器物。

在一个圆形墓葬底部形成一个非常规整的正南北东西向的十字型“三、三”制埋葬布局。

该墓葬的木质葬具全部腐烂，仅在填土清理过程中发现椁室墙板腐烂的痕迹。

从葬具痕迹来看，墓主为一棺一椁，椁墙板痕迹约长3.5、宽1.6、高0.9米，椁室底部有二根方形枕木。

主棺腐朽仅存底部痕迹，长2.5、宽0.9、高0.5米。

殉人均有较窄的木棺腐朽痕，大约长1.8、宽0.3、高0.3米。

人骨架保存较差，多腐朽较甚，主棺内仅存几颗牙齿，经鉴定40岁左右。

10具殉人骨架虽然都基本保存，但盆骨都腐朽严重,全部不能进行性别鉴定，年龄鉴定多在20-30岁左右，仅南侧内一殉人40岁左右。

该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不仅有专门放置随葬品的器物箱，还有专门放置三牲（猪、牛、羊）的食物箱。

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南椁室器物箱内，少量放在主棺椁内和殉人棺内，还有2件几何印纹硬陶器放在南椁室外的西侧墓壁处。

随葬品以大量的铜器、彩绘陶器、石器、玉器为主，其它有少量的几何硬纹陶瓮、陶盆、灰陶钵、小陶罐等以及海贝饰件、金箔饰件等，计400多件。

不包括另外编号的2000多件土偶和因腐朽无法记数的漆木器。

铜器占大宗，有编钟一组9件。

容器有鼎5件、罍2件、簠4件、豆2件，其它有盉、匜4件、盘、甗、勺、盒等。

工具有刀、锛、镰。

车马器有车軎10件、马衔8件。

兵器有戟、戈、矛、剑、镞等，镞最多，有200多件。

彩绘陶器有10多件，因椁盖板倒塌全部被砸的粉碎，经精心提取目前已修复一批，彩绘陶器均为通体装饰，以红黑黄三色彩绘制，花纹图案分上中下三段组合，精美华丽。

石器主要有石磬一组计12件，按大小排列，一端作龙首状。

玉器主要放置在主棺内，有管、玦、璧、环、龙形佩、璜等，在器物箱还发现一件特别精致的玉扳。

在器物箱西北部发现大量漆木器痕迹，可惜全部腐烂仅存厚厚的漆皮叠压，从腐烂的漆木器痕迹中可以看出有漆盘、漆方盒等，表面有非常细腻精美的花纹。

关于墓主的身份和墓葬的时代问题。

蚌埠双墩春秋一号墓葬结构特殊、规模宏大、遗迹现象复杂、殉人众多、随葬品丰富精美，特别是车马器和兵器较多，墓葬主人属权高位重的显赫人物，应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具有王者志气的男性人物。

目前已经在9件钮钟的鉦部和二件簠的盖和底的内壁上均发现有铭文，其中铭文内容都有相同的“童麗君柏”。

“童麗”即钟离，国名。

“君”为身份，“柏”为人名。

出土铜器的铭文显示，该墓葬的主人应是一位名叫柏的钟离国君。

从该墓出土的随葬品时代特征看，具有春秋中晚期的特点。

据有关文献记载，钟离，一作终黎，赢姓，是淮河中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方国。

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东五里有钟离国故城遗址，曾出土过汉代“钟离丞”封泥，城垣保存较好。

1991年和2007年，在该城周围曾发现过两批出自墓葬的春秋时期重要青铜器，铜器上亦有“童麗”铭文，这表明该城与钟离国都城密切相关。

关于钟离国始建于何时，其历史文献匮乏，根据零星的文献资料：一说是“山东曲阜附近的嬴姓钟离（一作终黎）氏族，南迁于此定居，逐步演进成为一个国家”。

一说是“春秋时（周朝）以姓为国封为钟离子国”。

有关钟离国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共有五条。

其中最早为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十一月，鲁成公“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周景王七年（前538年）冬，“楚箴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

”此即凤阳钟离城有稽可考之始。

周敬王二年（前518年）钟离被吴王僚所灭，属吴。

《左传》记载的钟离国历史前后约58年。

钟离国地处淮河中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先后为吴楚的附庸，一直是吴楚争霸江淮的重点争夺对象，最后在大国兼并战争中被灭国。

从《左传》记叙钟离国的历史看，有关钟离国
历史的记载大多是在提到某项重要事件时将钟离国顺带上，为附属式，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历史，其实际始建国的历史应比《左传》记叙的早的多。

蚌埠双墩一号墓的发掘是一次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

首先，该墓形制独特，遗迹现象复杂，是我国墓葬考古史上的重大新发现。

该墓为大型圆形土坑墓，封土底部与墓坑外有玉璧形白土垫层，其封土和填土均为五色混合土，墓底为十字形埋葬布局，特别重要的是在墓坑填土中有“放射线、土偶、土丘和土偶墙”等极其复杂的遗迹现象等，这是从未见过的新的考古文化现象，是先秦考古的一个重大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墓葬考古学的内容，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该墓葬的发现，揭开了钟离古国的神秘面纱，填补了有关钟离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过去有关钟离古国的文献十分匮乏，该墓的发现，证明了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地望和历史、钟离国君世系关系、以及其考古学文化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起到了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

其三，该墓葬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表明，该墓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精心施工”的一处重要遗迹，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它为研究中国墓葬形制结构和埋葬制度、埋葬习俗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对研究淮河中游地域文化现象以及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阚绪杭周群钱仁发）
参考资料：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