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自尼采以来的存在意识的递嬗

摘要：尼采哲学问世以来，一直散发着巨大的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卓有才识的后学为之耗尽心血。尤其是它的关于存在者的主体性问题，更是一百多年来众多哲人关注与探究的焦点所在。存在者整体如何进行自我超越，主体的现代性如何展开，这些命题如何解决，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人对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尼采；存在意识；新贵族；善与恶；存在者整体

一、引言

自康德这个来自德意志哥尼斯堡的矮个子以来，西方精神中再也难有与之并驾齐驱的高等人类了，如果有的话——在一百年以后还能被人类当作规范的话，那一定是尼采无疑了。这个以超人，酒神，新贵族自命的伟大精神，这个深刻的构成了现代精神的巨大英魂，至今还被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读者当作其思想的源泉，在意识的幽暗中摸索前进，他以及他的思想到底具备了什么魅力能让一百多年来的众多生灵如此痴狂？其人其思以语言为媒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精神？或许我们久历爱憎的摩荡，已经对所谓的“思想影响大众”的说法疲惫不堪，甚至于如是存想：既然是终归一死，既然是身后虚无，既然是不增不减，终古如此，那么所有的追问又有什么意味呢？或者又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此它属于那种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不能也不可能在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1]难道思想仅仅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行为，而与极少数的他人相涉？《维摩诘经》文殊师利云：“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是真入不二法门。”你明明知道这种追问在很大程度上是荒诞无谓的举动，但你还要处心积虑地一直向下做去，难道这不是一种平庸的权力欲在作怪？或许你在苦心积虑的将一些追问记述下来以后对这些文字的遗留再也难有鲜活的印象，它们让你迷失，并且由于你的轻率与冷淡，它们也会很快迷失，难道这也是生命的必要？幸好还有一点可以确证：你正是看到了诸如“回响”、“积极的虚无主义”之类的文字，你的痛苦才减轻了许多，有时也会像一个高傲的人，自挹自足，“物无贵贱” [2]，没有太深的成见，没有太多的忿戾，虽然敏感矛盾，毕竟没有沉沦下去。尼采说：“做一个高超的人。”你的痛苦虽然有一部分是增长于文字，但是毕竟整个的痛苦确是由于文字祓除的。佛家要人“持戒，信行，忍辱”，其言虽可，但也希求报偿，可是当你连报偿都不需要时——我说的这种报偿也包括对高等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你的人生还能剩下什么呢？当下你的存想是：是佛家式的还是尼采式的，痛苦是要减轻还是加重？而这种欲求及其对象不是一种更为荒诞的报偿吗？

二、新贵族

历史是循环的吗？自从黑格尔、马克思以其辩证逻辑（其核心为矛盾观）确立进步史观以来，富有创造力的一批后进的德国哲人们便纷纷提出了异议。假如历史被认为在曲折中前进、盘旋式的上升的话，那么人们就只能在进步的自我幻设中踽踽前行了，待个体的活力耗散殆尽后，历史便会呈现出一片荒芜的景象，个体还能有何作为呢？个体的可能性还剩多少？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可恶而邪恶的本源。为什么历史是决定论的模式而不能在偶然性中

催发个体的活力？

1900年前后，德国的两位民间哲人——尼采和斯宾格勒就以不同的侧面给出了相似的回答，这就是轮回和循环。

一提起这两个名词，多数人都会立刻想到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形式——佛家的轮回说。几百年来，一种西方流行的理论，一直认为轮回说不过是没落的贵族阶级在其文化分崩离析之际而做出的无耐的回应而已，甚至于日本的永田广志在其《封建制意识形态》中也毫不客气的将日本贵族的疲沓无力、风流自伤归咎于过度享乐的倦怠感与佛教相合流的结果。然而尼采和斯宾格勒的学说甫一问世，立刻就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反响，并且人们对他们持说甚切的贵族理想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最大限度的谅解。照此观彼，其间的反差何其之大。西方人一贯以中心自居，隐然自命为他者的标准，即便是东西方共同的命题也要千方百计地削弱彼方的效力。其间的滋味，确实令人难堪。

在西方，自由主义方兴伊始，就有歌德等人对之表示了深沉的忧虑。歌德写道：人类变得将更加聪明，更加机灵，但是并不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会有这么一天，上帝不再喜欢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毁掉这个世界，让一切从头开始。1853年托克维尔看到民族政治的到来不可避免，因此他在研究民主的本性时，并不关注如何避免民主政治的思想，而是关注如何将它的危害减至最低的思想。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把民主政治视为蛮族的入侵。布克哈特则以恐怖的心情注视着民主政治的袭来。比这更早一点的是斯坦达尔在1829年写下的话。他以冷静的客观态度看待此事：“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之内自由将扼杀艺术的感觉。那种感觉是非道德的，因为他把我们引入歧途，一如爱情的狂热，引入懒散和夸张…..两院制将遍行世界，给美术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们不会去建造可爱的教堂，而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美洲的投资上，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发生政变时去哪里安享生活。”[3]

显然，这种忧虑还是带有很深的复古怀旧的情调的。这是一种悠远的乡愁。虽然仅仅是在情感上对那些遥远的古典形式的强劲有力、凝重和谐投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且也没有进行学院式的学理探究，但是这些已经足够了，能够把理念投入到生命整体当中，难道不比创立一套很快就会僵死的概念体系更有意味？

降至尼采、马克思的时代，隐忧就变成了批判，“佛教源自最高等级……基督教运动乃是退化运动…….它憎恨一切高贵者和统治者，为此它需要一种诅咒高贵者和统治者的象征……并且诅咒精神。”[4]而根源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等等则更是众暴寡、弱凌强的群氓思维的体现。众多的庶民抟聚在一起，“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多数的名义发泄着破坏毁灭的沴气，数十百年以后，渐行渐渍，人类的生活将更加庸陋丑恶，高贵的精神将沦丧无余。大地上呈现一片莽苍的景象，哪里还有归宿？那里还有方向？尼采和斯宾格勒都转而诉求于新贵族的这个概念，而马克思则将之诉诸于阶级斗争的概念，一则向后，一则向前，共同引领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思想风潮。

新贵族理想诉诸于古典、观相、艺术、主体、精神等概念，而阶级斗争则倾向于数理、分析、技术、客体、物质之类的概念，一为精英，一为大众，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反对新教徒的泛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