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

摘要：当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早已完成现代化并进入后现代时，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起步。人类文明的差距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迅速拉开，西方世界率先步入了工业文明实现了现代化，开始引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引发了众多后人的关注和思考，学术界研究最多的是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观点，即新教伦理催生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而理性化便是这种精神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对理性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得出的观点是理性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本质要求，现代化反过来对理性化有强化和巩固的反作用。

一、理论渊源

理性化

理性化在社会学领域是指人们在确定行动目标和采取行动时，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对目标和所需手段（工具）进行的选择，这些工具和手段具有较高的效率，使目标实现的更快、更容易。[1]理性化，又称合理化，二者的英文译文均为rationalize。而rationalism一般译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现在一般认为是由笛卡儿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当时的理性主义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理性化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状态，而理性主义则是一种倾向、主张，二者叫法不同，但本质意义是相同的，本文中不刻意强调二者的区别，在下文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两个词都有运用。

在韦伯那里，理性化的概念既包括个人行动和观念的理性化，也包括社会的各种制度、组织和结构的理性化，简单说来就是人的理性化和物的理性化，更具体一点可以分为个人的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行政的理性化、法律的理性化、文化的理性化。理性化的特征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效率。即完成某件事的最快最有效的方法选择；(2)量化。指事物可以以数字的形式进行计算；

(3)可预测性。因为事物可以用数字来计算，所以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预测其发展过程及结果；(4)祛魅化。社会破除传统的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开始统治人们的头脑；(5)非人性化。理性化的结果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却造成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冷漠，科层制便是最好的例证。

现代化

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主要表现在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文化的祛魅化、世俗化、大众化。

经典社会学家们已经对社会的现代化特征有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如孔德的军事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腾尼斯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军事阶段社会”、“机械团结社会”、“礼俗社会”、“前现代社会”所反映的都是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工业阶段社会”、“有机团结社会”、“法理社会”、“现代社会”

则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二、理性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

理性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本质要求

韦伯把“理性化”看成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和普遍趋势，并通过“合理性”、“理性化”、“理性主义”等概念来把握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2]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发端于西方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由新教伦理所提倡和强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便是理性主义。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3]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都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逐渐由非理性走向理性。新教伦理的理性化特征推动了近代欧洲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理性化进程，由经济的理性逐渐蔓延到了社会其它各个领域，从而使西方社会由传统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现代的资本主义，最终导致西方社会远远领先于非西方社会，形成了全新的生活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对理性主义的推崇。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明确指出欧洲宗教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但它间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新教所倡导的伦理包括路德的职业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禁欲主义，这些伦理道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表现便是理性化的发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通过自由劳动之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理性主义等中介变量，层层分析，阐述宗教伦理这种神秘的力量如何产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affinity）。[4]而在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主义便是这种精神的核心特征和本质要求，主要体现在理性的个人和社会行动、理性的技术、理性的企业组织、理性的法律和经济伦理、理性的管理制度（科层制）等个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韦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曾存在于所有东方宗教，然而东方宗教却不能导向近代资本主义，甚至连萌芽都没有，究其实，是因为它们缺乏禁欲的基督新教所持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的生活方法论。[5]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的发展都离不开理性主义的支撑。

在我们大力肯定理性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所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与非西方国家文明的交流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承认理性化有其固有的局限，韦伯的观点也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我们的确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过分沉迷于理性就会陷入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认知世界。如果片面强调人的理性，就会陷入虚无的“乌托邦”，将导致“致命的自负”。但我们更应该看中的是它的正面作用，只有这样，现代化才是可能的，即理性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本质要求。

现代化对理性化地位的强化和巩固。

学术界在研究理性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大部分学者所研究的都是理性化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现代化对理性化的反作用，本文对这一问题进

行初步探讨。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结构和功能日益分化，社会的各个部门、子系统高度依赖、密不可分，理性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小到社会个体，大到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那么整个社会系统就必须在理性法则的指导下进行，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例如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其理想的管理模式应该是理性化的科层制，要求企业各部门、各个员工权责明确、职务分工、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制定严格和明确的条例、规则和准则，按章办事。假如其中的一个员工违法了企业的管理条例但是通过“人情关系”而逃避了惩罚，那么其他员工便有可能如法炮制，采取同样的方法来逃避惩罚，那么最终的结果便是企业腐败盛行、组织系统瘫痪。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样，一个乡下人到了城市不适应城市人斤斤计较、人情冷漠（理性主义的表现和结果）的作风，同样的一个城市人到了乡下也不理解乡村浓厚的人情法则，这是因为城市代表的是现代社会，它依赖理性主义的法则运行，而乡村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则依靠共同的情感来维系，依照人情法则办事。

可以这样理解，在现代社会小到个体，大到社会组织一旦按理性主义法则组织起来，就必须时时刻刻遵循理性的法则办事，并明确和进一步强化理性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这样个人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整个社会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三、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催化剂”，是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现代化必须以理性化为前提，现代化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理性化的社会,包括个人和社会组织系统等的理性化；现代化则是理性化的“强心剂”，由理性塑造的现代化的个人和社会必须明确和强化理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期获得自身发展的持久动力，通过这种强化和巩固作用，可以使理性化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意识领域。理性化和现代化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不可分割，没有理性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理性化就失去了“市场”。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35

[2]钱再见.“理性化”——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2009：50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

[4]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8）：130

[5]刘自学.理性化：现代化的本质——韦伯对西方兴起的解读[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4：90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的西方文化的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的核心就是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也存在冲突。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使之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首先，科学的理性与宗教信仰要互为存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智力和能力很不发达，人类出自内心地对日月星辰运转的神秘力感，日夜冷暖的更替轮回，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信托，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仰望”这种伟大的力量，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依托之感，希望能借助他这个无限的终极力量解决自己心灵的恐惧和困惑。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等的推动下，是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研究神秘而还未知的事物。因而，在宗教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于未知事物进行探寻。而正是这样的探索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理解社会人情，因此产生一定的判别力，从新审视自己信仰的宗教，认识教义等，不再盲目的相信，进而有选择的，理智的对待信仰。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宗教与科学理性相互促进，引导人们的思想。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即勾股定律)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之根基。由此可见，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只要合理的利用权衡宗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和谐效应。最后，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宗教与科学相互批判，相互博弈，成为各个党派的利用武器，但是，他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好的保存至今。可见，西方对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平衡协调是多么重视，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他也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6614420301.html,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作者：李敏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农民阶级的抗争 (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坚持了14年, 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主观原因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客观原因中是外反动势力色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联合绞杀.历史教训是:农民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注意:《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编》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产生背景不同;经济主张不同;群众基础不同;作用不同;反映时代特征不同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弥补了前者在社会改革方面的空想性,落后性(二)义和团运动(1899-1900):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等地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在斗争中提"扶清灭洋"的口号,这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以贫苦农民为主,还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运输工人和城市贫民等.义和团运动有严重的自发性质,"扶清灭洋"口号体现出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义和团爱国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注意: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相同点:性质,斗争方式,失败原因,历史作用等不同点:背景,主要对象,组织性,斗争规模,时代特点等 (三)农民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深爱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学生打击了封建势力,配合了北伐战争.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 2,农民阶级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农民是小生产者,落后的小生产者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具有狭隘性,

01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近代中国接连不断的革命只是对外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对内则只实现了政权更迭，经济发展、人口、三农等现代化建设问题一个也没解决，总体来说，革命对内延误了现代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近代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讨论任何问题，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离开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抽象地谈论问题，无法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二是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任何矛盾的运动都是“破”与“立”的统一。无论革命还是现代化，都既有“破”又有“立”。简单地把革命界定为“破坏”，把现代化界定为“建设”，是片面的。谈论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辩证地看待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革命是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和必要准备。第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为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民族独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谈论现代化，只不过是梦呓。只有通过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处境，取得民族独立，才能谈得上现代化建设。第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为现代化提供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由零星的、被动的现代化到全面的、主动的现代化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在启动和推进的过程中，中央政权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中国自从被帝国主义抛入现代化的旋涡后，一直处于被动现代化的境地。中国近代历史反复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人民政权作为主导力量，民间现代化运动只能是枝枝节节、零零星星的现代化；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现代化无法由被动转为主动。因此，只有通过革命，

理性与教育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人又是教育的产物。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和理性就不可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而教育就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认识的对象是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但这种理念进入肉体时变得朦胧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矫正心的倾向”的艺术,即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灵魂有特定的官能,即理性的官能,它显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人们接受教育不是因为它有用和必须,而是因为它自由和高贵,它可以发展人们的灵魂形式。不仅希腊教育如此,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本质。教育正是通过增加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成为人。理性的两重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具有两重性,一是理性的道德性、价值性,是对至善、终极价值的追求,康德的实践理性、笛卡儿的直觉理性、韦伯的价值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为人类社会寻找价值、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性、工具性,是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追求,康德的纯粹理性、笛卡儿的演绎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寻找客观世界的真理,并用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理性是工具理性(认知理性) 和价值理性(道德理性) 的统一。教育取向的两重性。陈桂生教授认为分析教育的价值取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即“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3 ] (188 页) 在此,选择后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取向。教育资料统称为文化,文化又有两类: 1、观念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等意识形态文化)、2、知识（技术文化体系称之为科技文化）教育对象是人,人有两种属性: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人。前面已指出教育的不同取向和理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有关。在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地分析。1.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古希腊教育的内容是“四艺”,后来发展为“七艺”(文法、修辞学、辩正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四艺”和“七艺”教育要训练的是人的心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后来称之为自由教育。古希腊教育内容上科技文化和观念文化还未分离,二者是统一的。虽然有“四艺”和“七艺”之分,但总体说来还是十分模糊的。同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政治学、论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科分化水平很低。教育对象的自然人本位和社会人本位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古代教育以其朴素形态包含了两种取向,同时也发展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并不是它没有偏向,其实这种教育还是偏向于道德。赫斯特(Hirst) 认为这种教育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由学科不是“机械的”。它们比对从事身体或心理的日常事务的要求多得多,它们要求更积极更高级的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过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第二,这些学科的主要价值不是功利性的。第三,这种学习一定不是狭窄专业化的学习。因为狭窄专业化学习限制人的心智发展,使人不能参与对幸福生活具有同等价值和重要性的其它事务。第四,学习本身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学生必须追求这种价值,也就使学习不只是被他人所迫或为了谋生。这一切表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性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即是一个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善或至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4 ] (126- 127 页) 可以看出,古希腊教育偏向于道德取向,这种偏向到了中世纪则进一步滑向上帝这一终极目的。2. 中世纪教育和信仰理性。中世纪把理性看作是上帝的补充,“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的智慧。”[5 ] (410 页) 道德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信仰上帝,“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5 ] (404 页) 此时人的认知理性完全被信仰(道德) 理性所取代,中世纪的教育和信仰理性是一致的。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教育和文化,但其教育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后来把“七艺”纳入课程范围,但“七艺”的学习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和古代“七艺”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教育内容为宗教服务,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 。教育的对象“人”不然人具有自然人属性,是上帝的子民,其社会人属性也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此,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信仰理性。在此价值理性被信仰理性所取代,认知理性完全成为信仰理性的奴婢,甚至完全没有必要。阿圭那认为:“赋予人的智慧礼物是卓越的知识,这是他与上帝相结合的结果,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因为‘依恋上帝的人与上帝精神同一’。”[5 ] (410 页)中世纪后期,在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产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摘要：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关键词：启蒙运动；宗教；理性；信仰一、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发展及基督教思想的转变特征基督教在经过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从犹太教脱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宗教后，在中世纪通过至高无上的教权将分裂的欧洲控制起来，使得教权居于王权之上。罗马时期比较低俗的基督教遇上了未经教化的日耳曼人后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因为基督教的作用使得日耳曼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教会内部日益腐败。罗马天主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5、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欧社会内部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此后的17世纪，西欧国家又经历了一场近代技术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在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领域继续发展，至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在教狭义的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启蒙学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像“启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破坏和否定一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信念与理想。其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教育，用自然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内心世界，用理性驱逐一切愚昧与迷信。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宗教，而是对宗教的一种扬弃。他们批判的是迷信而不是信仰，是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尽管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来有相似性，但是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特点，才使得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讨论变得多样。18世纪基督教思想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神学的人学化倾向。二是神学的理性化趋势。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在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主要有两项，即：（1）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如何理解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呢？这两大任务既存在着区别，又相互联系。第一，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一样，不能相互替代。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主要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二，这两大历史任务又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这两大历史任务也可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作阐述。目前，在史学界的一些人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在有的中国近代史着作中说：“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的人则更为直截了当地鼓吹“告别革命”，这是错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离开了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也是化不起来的。现代化既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之代替革命，也不能和革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革命或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也即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二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后者是前者的归宿。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浅析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在西方文化中的辩证关系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代鹏 1112012049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2级博士队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宗教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对“人是谁”的追求中来探讨一种永恒的存在，科学则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对客观真理与规律的探索。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回顾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起源，它们是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15、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价值，质疑教会宣扬的苦修。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出来的虚假世界，使人类摒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新认识了自然，通过理性而得到真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科学为旗帜，反对教会禁锢思想，反对宗教蒙昧，摧毁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在曲折的发展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在辩证关系。信仰与理性区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灵魂内所具有的一份执着，是一种经过价值选择的能够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思想观念或精神追求。信仰是宗教的灵魂，离开了信仰，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然而宗教不能等同于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并且数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当然科学也离不开信仰，然而这与宗教的信仰特性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宗教的信仰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虔信，表现为盲目性，表现为以从不发生疑问而一味接受、顺从地遵守和实施。理性作为人性的表征而存在，而人性是丰富的、多样的，因此，人的理性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种文化样式，分别内蕴着两种不同的理性。科学以理性为核心，它所包含的理性称之为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以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是从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的。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具有统一和互补的关系：首先，宗教信仰是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思想枷锁，限制人性的精神自由，而自然界成为科学的领地，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与规律，二者并存但不冲突。其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哲学概论

基督教哲学泛指基督教中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各种哲学学说。古代和中世纪指奥古斯丁主义、奥利金主义、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等。现代指新经院哲学、辩证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基督教存在主义、基督教进化论、新古典派有神论等。概念罗马基督教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三种形态基督教哲学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有查士丁、克莱门、奥里根、Q.S.F.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A.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第二种形态是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在13世纪前是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13世纪后是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J.M.波亨斯基等。教父哲学特点早期基督教的护教者,根据《圣经》,利用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阿主义，制订和论证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三位一体论和来世赏罚论等一整套教义。这是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的辩护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理论。基本观点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和灵魂，论证的课题是认识神和认识自我。他借助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和斯多阿学派的伦理学，断言神是超越的存在，永恒不变，绝对统一。神是唯一的精神实体，充满智慧和意志。神的意愿和作为是一回事。神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无中创造具体世界，创造体现神的真和善。人是物质世界中最高的创造物，是由灵魂和肉体两种实体组成的。灵魂近似于神，是单纯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灵魂是指导和形成肉体的基质，是肉体的生命。本质上，灵魂是追求至真至善的神。但是，由于人背离神，无视精神生活，贪图物质享受，败坏本性，从此人不能不犯罪。然而，由于灵

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第二专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年命题情况介绍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1994年文科第25题）［答案要点］（1）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1927年后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过不同的土地政策。（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有利于全民族的抗战，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以适当调节各抗日阶级在根据地的经济利益。 2.下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党的土地政策的一组材料：（1999年理科第35题）材料1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务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五)以人口为单位分配土地。摘自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材料2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以乡为标准分配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四)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摘自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材料3 省苏(维埃政府)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摘自1931年2月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请回答： ①材料1《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有何意义?条文中尚有哪些不适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的政策规定？ ②比较材料2与材料1，土地政策有什么原则的修正?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正？ ③比较材料3与材料1，土地政策又有哪些原则的修正?为什么作这些修正？ ④从上述土地政策的调整中可以获得什么教益？（1）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不适合实际的规定有：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配；第二，土地所有权属于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属于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探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探究【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体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史。正确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也是正确、科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本文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视角，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鸦片战争的炮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文明的大门。侵略者使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洪流中的同时，也不自觉的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新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被输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军事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被付诸于实践。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状态下任何现代化的探索都是被动的，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在经历了器物技术革新失败后又一次陷入绝望。而就在这“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经过和国内一系列思想流派激烈的争论角逐后，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为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所接受，并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信仰。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现代化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并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蒸蒸日上，处处彰显着蓬勃生机。所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样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日益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便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良性互动的、二者不可或缺的关系。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指导理论，中国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当前形势下，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最终的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工业化还造成了现代社会其他的现代化特征，这些思想为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其次，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者提供了精神信仰。马克思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与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与改革的看法一．摘要：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二．关键词：三．正文：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年）、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2006年）。 1、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为代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 2、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主张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继而推及到思想文化的深层。思想启蒙、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和新文化运动兴起，构成了中国近代三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3、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学俄国走十月革命道路”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历程。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找到自己的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 1918年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2年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开始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27年工农武装割据的提出表明进一步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1945年中共七大思想形成，是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53—1956年三大改造，把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为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的学习过程中,老师也讲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发展也作了比较,也例举了很多例子,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差距,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应该不断的学习与创新。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中国是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我们也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继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面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担负着建设审计署的历史重任,有了大家才会有小家,通过对近现代史的学习,牢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作为大学生，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要学好知识文化，而且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也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于是我们必需要了角色中国的基本国情，每天都会有新的资讯新的动态，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关注，细心留意我们身边的事物,从小事做起。我们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代大学生应继承和发扬

如何理解近代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如何理解近代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主要有两项，即：（1）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如何理解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呢这两大任务既存在着区别，又相互联系。第一，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一样，不能相互替代。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主要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二，这两大历史任务又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这两大历史任务也可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作阐述。目前，在史学界的一些人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在有的中国近代史着作中说：“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的人则更为直截了当地鼓吹“告别革命”，这是错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离开了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也是化不起来的。现代化既不能作为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革命史范式_与_现代化范式_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007版理论月刊?特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徐秀丽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因此，虽然早在这门学科形成之初就存在着两种解释体系，即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扩大影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学派。从90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史范式”（旧范式、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范式”（新范式、现代化取向、现代化史观）的论辩反复展开，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少有的针对性强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一。笔者认为，两种范式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对于不同学术流派发现和纠正自身及对方的偏颇和不足，对于推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发生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相反，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证据不足，不符合历史事实。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存在着误差甚至严重歪曲。革命史观，诚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为主线，为主要内容，但绝对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在“革命史范式”下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也都叙述了并不属于“革命”至少并不属于“农民战争”范畴的洋务运动史、戊戌维新史、辛亥革命史、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北洋军阀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都包括清末统治阶级内容状况、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但相关学者也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检讨，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有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