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道教史补考

元大道教史补考

*导读：【作者简介】赵建勇，1974年生，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博览园助理研究员【内容提要】根据新见山西三方碑刻文献，可知大道教教祖刘……

【作者简介】赵建勇，1974年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

园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根据新见山西三方碑刻文献，可知大道教教祖刘德仁曾以善仁为法名，行教以度恭山院冤思、得白云洞石碣、治梁子荣癫病等有为之术，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与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并重；其阐教范围东连晋益北及燕齐。三祖张信真对于该教在金代传播作用较大；而该教西传入蜀的时间要早至三祖、四祖分别阐教廿五载时。五祖郦希成道号曾为道元子，其出生地怀来水谷所建太玄道宫为改号太玄原因。举师武德用对该教在山西的传布有重大贡献，且是该教西传关陕的关键人物。大明观为该教在山西境内最早形成的中心宫观；汾州地区是该教在山西的中心教区，另一教区为临汾、襄陵等县所属平阳路。

【关键词】王堉昌/元代/大道教/山西/刘德仁

对于金元之际兴起的道教派别大道教的宗教史研究，自1941年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开创并整理相关史料起，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学者们陆续对于该教派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探研。20世纪70年代，从台湾学者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①对大

道教史料有所发现增补开始，学者都以挖掘考辨碑刻和地方志中的新史料为手段，对大道教史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了探讨。80

年代尤以大陆学者陈智超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根据新见史料指出大道教在元代曾分裂为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两支，并对其历任掌教传授、教派发展、宫观分布、组织机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②。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更为活跃，卿希泰主编之《中国道教史》第3卷，分别以两个专节刘德仁与大道教的创立。大道教的教义教制及其在金代的发展③以及大道教的分化到合一。大道教更名真大道。真大道在元代的发展与归流④，对于大道教金元时期的历史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至张清志⑤掌教时期，发展最盛。但在张清志逝世(泰定三年，即1326左右)以后，其教即寂然无闻。当时全真道和龙虎宗已经形成为全国道教的两大重心，估计在泰定三年之后，真大道逐渐与全真道合流而归入全真道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史料的陆续发现，相关研究形成了新的趋势，即开始关注特定区域的大道教史研究。学者以陕西⑥、山东⑦、北京周边地区⑧新史料的发现为基础进行了研探。樊光春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大道教的传播时间及区域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张德琳与关中大道观、张清志与后期真大道，指出金元时期在西北地区至少存在过四座真大道观⑨。白如祥对刘德仁、张信真、郦希成、张清志在山东阐教的过程进行了综述，但未涉及对注⑤史料的分析⑩。近来，刘晓根据新发现的华北地区碑刻文献与相

关史料对比所进行的大道教史的研究，最为引人注意(11)。作者认为大道教入元后分裂的两支，应分别称为真大道教(即天宝宫系)与正一大道教(即玉虚观系)；其中后者名称的出现应与其教义宗旨向符箓道派靠近有关。此两支在有元一代曾长期并存，而非像以前道教史论著所认为的那样又重新合并。他特别强调大道教元末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还根据新见史料考证出，在张清志之后应还有一位可称作十三祖的郦姓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存在。这些新观点立论严谨，深化甚或更新了元大道教史研究的传统认识。

有关山西境内大道教史研究，目前仅有曹飞与赵世瑜的两篇文章(12)，都以圣姑庙内现存碑刻资料集中讨论了山西省高平市上董峰村万寿宫即圣姑庙的历史。曹飞认为始创于元代的该庙宇为真大道教庙宇，是至今为止在山西境内发现真大道教宫观的唯一遗存，其主神马仙姑为真大道教五祖郦希成弟子；赵世瑜却认为该庙所奉教派为非佛非道的民间教门，更有可能为摩尼教，而于元代在对异教封禁的情况下托庇于大道教门下，明代又托庇于王府卫所势力，最后于清后期融入当地社庙系统。笔者认为曹飞所论该庙宇为元代真大道教宫观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赵世瑜的民间宗教或摩尼教说没有文献证据，其误判为不熟悉大道教史以及该派碑刻铭文格式及教职、教徒名号所致。圣姑庙现存之《重修万寿宫记》所采用的以教祖刘德仁至九祖(或作十二祖)张清志的历代教主道行为中心的碑记叙述格式为该教碑刻典型格式，且

该碑中所见各级教职等均屡见于其他大道教宫观碑刻；并且马仙姑弟子韩志诚、张进善的志诚、进善之名以及志、进这些辈字排行皆为大道教徒最常见的名、辈文字。但该文对于长时段的区域宗教信仰维系、变迁与地方社会阶层变动关系的社会史研究理路之探讨，具有很强的开拓大道教史外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另外，李刚考证出刘德仁的出生地实际在今河北省盐山县太平乡(今韩集镇)，而非以前认为的沧州乐陵县(今山东乐陵)(13)。笔者也曾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探讨了大道教在四川、关中地区的宫观分布与传播(14)。正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大道教流传后世的史料很少，由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道家金石略》仅收录相关碑文十三篇，分量与同时代的全真教相差悬殊，这无疑严重影响到大道教研究的深入进行。(15)对于新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是大道教研究尤其是区域教史研究的关键。

一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1275年立，1336年重立)、《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1334年立)、《汾州上清宫双柏记》(1534年立)三方碑刻俱著录于王堉昌先生(18961938)所著《汾

阳县金石类编》一书里(16)，由于该书流传稀罕，此三碑刻既为《道家金石略》及其他文献所不载，也向来为大道教史研究者所忽略。仅《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宗教篇》将《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中王堉昌先生之文言考证按语改为一段白话文字：这就是说上清宫改大明观是在蒙古太宗五、六年间(12331234)，由郦希

成亲临示意而改建。是真大道教于元初在山西省广为传播的确证。

(17)既不说明文献来源及王先生的学术贡献，更没有认识到此三方碑刻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史料以及王堉昌先生考证按语对于大

道教史、大道教研究史、山西大道教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此特撰此文，以重辉先贤清光，使其艰卓贡献不至潜幽隐没，复根据王先生所不及见之新史料对三碑刻在大道教史研究中的重要

价值略加阐发。

据《汾阳县金石类编》整理本前言：王堉昌，字养斋，别号高凉迂叟，山西稷山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举人，后毕业于山西大学。曾于1923年至1925年、1934年至1936年两度担任汾阳县长。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金石考据学家。《汾阳县金石类编》共十卷又《补遗》十卷，石印线装，印数不详。内文仿《金石索》，分彝器、泉货、铸像、造像、志表、幢塔、诗文、碑记、丛刻(附陶瓷、木类)等十类，每类按照金石学标准，凡当时汾阳所能见者择而摹述。总计四十万言。建国后，此书曾被北京大学《考古文献目录》收录。据传，先生于公务之暇，携二三随从，带一应拓印抄写工具，以驴代步，餐风露宿，躬历八方，始成书一卷，其间甘苦，不言自明。

该书凡例中先生有云：物之高、广、厚、薄皆于其尾注之，一以旧才尺为度较新尺长八分，初采时尚未行新尺；以见原形，对于所收器物的形状大小都进行了测量记录；又云原书字行、文词皆照原物录明，其有剥泐不显者，以□代之，其见于他编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