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发放动机的研究综述

政府补助发放动机的研究综述

【摘要】政府补助是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直接手段之一，本文对研究政府补助的发放动机的中西方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将其动机分为创造社会就业、支持行业和地区发展以及融资、扭亏和保壳三类。最后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相关评述。

【关键词】政府补助动机研究综述

西方对政府补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政府干预的研究。在英国经济学家Pigou(1920)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曾指出，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可以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必要干预，以“庇古税”的方式来纠正外部性，从而使资源配置到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美国财政学家Richard A. Musgrave（1959）随后在其《公共财政理论》中曾阐述，因为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依靠市场以外力量，例如政府的力量来弥补公共产品的缺失是必要的，通过财政分配实现公平收入分配。在这个理论中，财政部门的一切支出都可以被看作容纳了不同程度的补助因素。此后，中西方学者对政府补助的动机进行了理论上的发展和实证研究。

政府补助的发放动机同时涉及经济和政治双重领域。一方面，是为了对资源进行再分配以达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如对创新技术研发设立专项基金发放补助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并实现盈利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标，对环保建设等发放政府补助旨在引导企业加强污水排放处理，从而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而学术界对于政府补助的动机也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发放政府补助的动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创造社会就业

政府有职责维持稳定的经济和社会以及较低的失业率。对于发达国家，就业情况与选票的获得直接相关，而在在发展中国家，则会显著影响社会的稳定。由于企业是提供大量就业的最主要的主体，所以政府存在对企业进行补助以实现该目标的动机。因此对于政府补助的研究就是从围绕其对就业的影响展开的。

Carlsson(1983)研究了1970年代经济衰退后瑞典政府对行业发放的大量补助的动机。政府补助难以同时实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平衡，短期失业率的下降很可能是以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的放缓为代价。但是短期内，政府补助的确能够有效鼓励企业投资的决策，从而提高就业率。Wren和Waterson (1991)指出在1970至1980年代的15年间，英国政府对许多行业进行了财政补助，其目的是为了缓解失业率的高攀。

Shleifer et al(1994)构建了一个管理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讨价还价模型，通过推导证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家控制后鼓励其雇佣冗员所造成的，而政府为了弥补就业负担造成的低效就会向承担责任的企业发放补助。

国内的学者也针对政府补助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展开了相关研究。王凤翔、陈柳钦(2006)认为，在对竞争性企业发放补贴时，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能够吸收下岗、失业人员，从而创造大量就业的企业。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对2002-2004年上市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为实现当地社会目标的上市公司提供补贴，而在对社会目标的考量时，就业是最重要的因素。

二、支持行业和地区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分工和国际化的推进，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积极的政策手段来支持行业和地

区经济的发展。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包括对新产业的支持和衰退产业的补助。例如，美国和欧洲政府为支持飞机制造业的发展在1980年代至今为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提供了巨额的无息贷款和担保的同时，也给予了大量的政府补助。洪银兴、曹勇（1996）指出，地方政府通过发放补贴可以显著地促进当地投资的增长，而大量投资的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地区经济生产总值。而Aydin在2007年也指出，政府同时针对某些衰退的行业实施补助,如钢铁、造船等国家战略性行业。Robert和Wim(1990)进一步证明了政府给予衰退行业补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该行业长期性衰退的出现。

林毅夫等人在2004年还提出，除就业的社会性负担之外，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战略性政策负担，具体而言是指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进行投资所形成的负担。由于该政策负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或减少了企业的盈利，因此为了支持行业的发展，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补助。

王凤翔和陈柳钦(2006)也指出地方政府给予上市公司各种政府补助的动机还存在于对行业和地区支持的需要。具体而言，即是满足地区实施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三、融资、扭亏和保壳

融资、扭亏和保壳动机的存在来源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利益有着直接联系，上市公司的数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投资环境的同时，也代表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因而政府存在明显的地区经济保护主义的思想。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实现融资，扭亏和保壳的目的，帮助当地企业通过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陈晓和李静（2001）从再融资即配股的角度对政府补助的动机进行了研究，提出，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的方式参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配股再融资资格。此后，周勤业、周长青(2005)的研究指出，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政府补贴来调节利润。龚小凤(2006)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在新配股政策出台后，政府的补助与净资产收益率仍然保持相关，但是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实证研究表明，非经常性损益标准出台后，上市公司的配股资格被地方政府补助的影响降低。

由于地方政府往往以其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因而地方政府官员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出现亏损而退市的公司。因此，地方政府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利用政府补助挽救上市公司，实现成功保壳。唐清泉、罗党论(2007)的研究表明，政府为上市公司提供补助的动机会随着政策监管的变更而发生变化，因此在配股政策将政府补助从净利润中剔除后的标准使得政府补助的动机已经不再是配股融资。但是其实证结果也未表明保壳动机的存在能够显著增加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或金额比例。潘越、戴亦一、李财喜(2009)发现2002-2007年297家ST公司每年收到政府补助的ST公司占总样本的比例均大于50%，从而得出进一步结论，ST制度是财务困境公司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的原因。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政府补助并不能帮助公司实现保壳。黄蓉、赵黎鸣(2011)以2002-2008年需要保壳的1121个上市公司为样本，具体划分出了四类需要保壳的公司类型，以考察政府补助的动机是保壳亦或是培优。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并不能显著帮助处于失壳边缘的公司成功起死回生，与前人研究得出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