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着差异。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其

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

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

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持相关看法者盖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第941～942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

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第26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 )也具有代表性。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固然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但不宜持之太过，如艾尔曼说：“汉学家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兴趣是他们追求客观性知识的关键因素”，显然是袭韦伯之余绪，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其它如Joseph 也有类似观点，因而引起激烈批评。

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虽然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人有此说，但不唯此说。此论被概括为“文字狱高压说”，长期以来

成为最流行的诠释，尽管它在后来也受到各方面的严重挑战。此说的最大负面倾向在于，将考据学的兴盛简单地看成是学者们对清朝文化高压政策被动而消极的适应，即主要地归结为一个“逼”字，从而否定或低估了汉族学者积极而主动地“反”的一面，因而说考证学者精神上完全“沦落”并不合适。此说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章氏对该学派成因的完整解释实际上是“文字狱—反满说”，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而反满又居核心地位。

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倪文孙(David 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学者有所阐述，然轻重程度则殊，有的甚至将其视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康乾盛世”诚然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外在式关联，但与其产生或兴起关系不大，因为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与“康乾盛世”并非处于同一时区。

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

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此论尤其是后者诸说一度受到广泛重视，但又存在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而忽视社会存在的最终规定作用的倾向。

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视性。”黄克武先生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为集大成之作，似誉之稍过。梁启超早在2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尝试从内外诸因素综合考察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巨着，其功当不在艾氏之下。另外，大陆青年学者漆永祥所着《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也在这方面用功颇多。当然也勿庸讳言，在我们还没有厘清清代考据学集合内的诸要素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各种真实联系之前，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堆马铃薯”之讥。

上述六类解释罗列虽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处，且交叉重复多。1993年底蒋秋华先生

又将学术界关于“乾嘉学术”之成因的研究总结为两大方面、三个要素。两大方面是指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即在于考据学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大致相当于以上第1、5两类；外在因素又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满清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手段，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与第3类同，后者强调“康乾盛世”，与第4类同。虽较简略，却能提纲挈领，便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动态。

总地来看，20世纪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细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早期的学者虽有“近水楼台”之便，也有以“庐山”自蔽之嫌，且他们的研究乾嘉考据析理未严，多为研究断代学术史之副产品。即如章太炎、梁启超诸大师，虽负绝人之姿，发举世未发之论，精神已具，而草创未精。其后学者创获甚丰，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已有的讹误和偏颇也由隐而显。

客观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与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