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经济逻辑

在去年中国“两会”答记者问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明确表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观察本届政府一年多来的施政情况，围绕“升级版”的实现，李克强领导下本届政府的经济逻辑也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一逻辑既包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也包括经济调控的具体政策和方略，而如何准确把握此经济逻辑则成为理解本届政府任期内中国经济运行的首要和关键。

今年一季度GDP的同比增速由上季的7.7%降至7.4%，单季环比折年率更是从7.4%大幅降至5.7%（是2010年统计开始公布此项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针对经济降速的局面，中国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等措施，对此坊间惊呼新一轮“刺激”开始了。

该种解读是否符合本届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李克强的经济逻辑呢？回首去年

6月，英国投行巴克莱发提出“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并归纳了这一概念的3个核心内容：不用经济刺激、去杠杠和结构性改革。这还是中国领导人名字首次被冠以经济学之前，而观察上世纪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经济学”以及当前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均体现出一个共性，就是领导人的经济理念和逻辑对于实际政策的影响巨大。

那么要想揣测出本届政府的经济逻辑，首先就需要厘清当前中国的经济实情是什么？对此笔者想用一个“贵”字来总结。

第一，现在投资中国的回报率较危机前已大幅下降。自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的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平均比值已升至7左右，即增加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需要追加7个单位的投资，而危机前该比值还不到4。

第二，现在中国制造优势普遍面临开工不足的困境，产能过剩严重。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2年3月份以来，中国工业品产出价格（PPI）至今已经连续25个月为负增长，其中包括钢铁在内冶金行业更是连续28个月负增长，化工和煤炭行业则分别连续26个月和22个月负增长，中国上一次出现该局面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PPI曾出现连续31个月的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12年的国别报告中，曾指出当前中国资本产能利用率已从危机前的80%降至60%左右。

第三，中国经济整体的财务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按照社会融资口径，笔者匡算的结果显示，目前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居民三者合计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规模已接近GDP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四，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便宜了。综合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估算，自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出现每年减少300万的深刻变化，加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呈现出低于工资增速的趋势性变化，表明多年支撑中国制造优势的劳动力红利正加速衰减。

综合这四个变化，中国经济已经变贵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个“贵”体现在：劳动力涨价，投资回报率下降，财务成本抬高，实体经济盈利不强。

除了中国经济变“贵”之外，对于本届政府而言，更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家底变“薄”了。海外持“唱空中国”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作为回应，中国国家审计署2013年末对外公布《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分别按照政府负有的偿还责任、担保责任、救助责任三种口径对中国政府对内债务情况进行了测算，若再加上5万多亿的外债，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总债务余额大体已经接近36万亿，已经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的负债率风险警戒线；与政府债务总量快速增长相背离，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却呈现出趋势性下降，李克强履新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财政收入增速低于10%。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截止3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余额高达113万亿，已是GDP的两倍之多，用李克强的话讲就是“‘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干扰或者说破坏市场，而且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和压力，甚至造成人心惶惶。”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李克强在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曾坦言，在去年6月份中国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时，决策层依然保持定力，而没有“抱薪救火”。

由此来看，本届政府手里的实际家底变的“薄”了不少，因为债务负担重了、财政收入少了、“池子”的货币多了。在“贵”的经济和“薄”的家底面前，仍然按照“穿新鞋，走老路，搞刺激”的思路来解读本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要想靠刺激来拉动经济，且不说刺激的后遗症，以目前中国经济现状，能否被刺激起来都是一个问题，除非花大银子。但就政府的存量债务和社会的存量资金的情况，显然这笔银子拿不出来，如果非要拿，那就是在对赌，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经济宏观调控当赌局来处理。

怎么办？实际上李克强于去年9月11日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已经给出了答案——“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推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我们权衡利弊，认为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而选择了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而在权衡之下，如何保证实现本届政府的既定目标呢？就体现在一个“活”字上，笔者认为本届政府经济逻辑的核心恰恰就在这个“活”字上，而观察本届政府一年多来的施政，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活”。

第一，通过减法和加法，激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何谓“减”，就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用李克强的话讲就是要“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至今本届政府已累计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何谓“加”，就是加强政府对于

市场的监管，用李克强的话讲政府作为监管者要敢于做“恶人”，以保证市场契约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加一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市场，托稳市场，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能够起到核心作用，让守规者发财，让坏规者受罚。

第二，通过明确经济运行的目标区间，在稳定预期的同时激活微观信心。在上述政府和市场边界重新划分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必然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微观经济主体必然也会经历认识模糊的阶段。如何把这些不确定性稳定下，就需要稳定预期，因此李克强上任伊始，即清晰的提出本届政府将采取“上下限”的经济调控，“下限”就是保就业；“上限”就是防通胀。说白了，就业和通胀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经济政策就不会出现方向性调整。

第三，通过“破立并举”来搞活有增长保证的结构转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预期目标也稳定了，接下来就是采取什么做法的问题了，李克强的做法显然不是坊间所讨论的“先破后立”的策略，而是采取了“破立结合”。“破”的方面，就是通过容许一些信用事件在小局部发生，来重新树立市场契约精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某些地方政府软财务约束的毛病。例如，今年金融市场的一件大事就是“超日债”打破了刚性对付，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第一只违约债券，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出了问题，政府必救”的反市场出清的潜规则。

“立”的方面，就是通过一些创新手段，将看似无解的存量问题“盘活”。例如，4月2日国务院会议上有关国开行定向发行住宅专项金融债券的解决“棚户区”改造资金支持的政策。笔者认为仅仅从“中国两房”来评判本次住宅金融融资模式的创新，显然是将总理的“大棋局”误看成了小格局了。因为，作为城镇化的存量问题，棚户区改造一直缺少有效足额的资金支持，而国开行也苦于融资成本的上升而难以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同时像邮政储蓄银行这一类金融机构则受制于较低的融资提供能力，只能将大量存量资金转存至央行和同业，而通过住宅金融的定向机制，就可能将这几个困境打通，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模式尝试成功并得以推广，那么棚户区改造还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应一些其他融资机构的增量资金也有了好的施展之地。

综上对于本届政府一年多施政的复盘，应该能够较为清晰的理出他的经济逻辑，一个字“活”，经济要盘活，调控要灵活，那么老百姓才能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