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姆雷特的延宕性

论哈姆雷特的延宕性

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悲剧当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悲剧意义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一直以来，哈姆雷特在剧中的延宕性被众多的学者从很多角度予以了解释和分析，我们无法去确认莎士比亚最初的创作意图是否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也许那些分析已经早已经超出了莎士比亚赋予它的含义，但是对于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涌出的反映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作品，这样的推敲是很具有价值的。

本文将从社会时代，人格心理和戏剧审美三个方面浅谈对哈姆雷特延宕性与戏剧悲剧性的一些收获。

一

有学者曾经指出，哈姆雷特是现代化进程的祭品。何谓现代性，依舍勒的分析，现代性关涉的是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舍勒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按此说法，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人的根本理念被根本动摇。克劳狄斯与莱阿替斯的生存标尺是截然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在现代进程中，会逐渐地占据优先地位。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无非是现代人的一体两面。哈姆雷特在人格上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使其无法对抗冷静或者冲动。哈姆雷特的悲剧原因在本质上是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的现代人理念的合谋。而哈姆雷特所在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克劳狄斯在《哈》剧中篡位娶嫂，正是破坏了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哈姆雷特似乎是莎士比亚手中一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剑，他承担起了

这样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然而，他似乎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或者他在对自我行动价值怀疑的基础之上没有能力去判断他的社会价值。正如前面所说，他并不具有一种理性冷静的或者冲动激烈的性格，于是在这一点上他犹豫了。虽然后来在一些外界环境的刺激之下，他表面上给了自己一个行动的理由，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四幕四场）他却还是禁不住内心的拷问，处处透着一股无奈。——“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鞭策我起来复仇！”于是，就在这样一种难以抉择的延宕中，他最终为克劳狄斯所利用，最后落得了悲惨的结局。

二

哈姆雷特没有能力承担起整顿社会秩序的重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内心的一种情感认同和价值体现。剧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就是哈姆雷特面对正在做祈祷的克劳迪斯，放弃了一个绝好的刺杀他报仇的机会，这也是延宕性在剧中最明显的一次体现。他说，“现在我正好动手，他正在祷告。我现在就干，他就一命归天，我也就报了仇了。这需要算一算。一个恶汉杀死了我的父亲，我这个独生子把这个恶汉却送上天堂。”显然，哈姆雷特对于复仇有自己的定义。在他看来，结束克劳迪斯的生命只是一种世俗的做法，他要在精神上完整地完成自己的复仇行为。哈姆雷特在审视自己行为的价值所在，他一定要找寻到一种生命价值。对哈姆雷特来说，这种生死体验较之复仇之类的行为，具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要不是怕一死就去了没有人回来的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怕那边还不知会怎样，因此意志动摇了，因此便宁愿忍受目前的灾殃，而不愿投奔另一些未知的苦难？这样子，顾虑使我们都成了懦夫，也就这样子，决断决行的本色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虑的病容；本可以轰轰烈烈的大作大为，由于这一点想不通，就出了别扭，失去了行动的名分。”（三幕一场）他有自己的顾虑，不是对复仇后果的顾虑，而是因生命价值并未得到最终确认。不仅如此，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复仇事件已经不

是个人的，自我的选择，而是一种对于“恶”的惩罚。他复仇要否定的不是克劳狄斯本人，而是克劳狄斯身上体现出的罪的价值。他想要在克劳狄斯的肉身与罪恶合一时消灭他，达到勾销罪本身的目的，使克劳狄斯的灵魂“象地狱一样的漆黑，直滚进地狱”。这才是生命价值的真正体现。

三

从主题上说，不管是哈姆雷特本身对于生命价值的执拗追求和形而上学上的思虑，还是整顿时代秩序给他带来的巨大压迫感都是成为他延宕性的重要原因。那么，从戏剧本身的审美需求来看，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价值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是哈姆雷特悲剧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机。抛开一切的意义不谈，《哈姆雷特》是一部戏剧，是作家想要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看得一出演绎。戏剧冲突又是一切戏剧的生命线。本剧就是充分用延宕性构造了一个个恰当合理的事件和空间，用以展示更多的内涵与形象。诸如时代的召唤，重整的重担，生命价值的探讨，甚至是现代性的体现。当然，延宕性本身在事实上就是具有可知性的，这不是一个虚无的构造。不管是外部环境中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还是主人公性格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苗头，延宕都是可能，甚至是必然的，它使剧情的发展具有了真实性。然后，在一次次的犹豫和纠结中，悬念也被一次次地牵引出来，使观众对这个任务的命运产生了充分的好奇。：哈姆雷特能超越痛苦和幻灭感振作起来吗?他用装疯来掩饰自己能成功吗?他抛弃奥菲利亚不痛苦吗?他用“戏中戏”来证实鬼魂的话能否成功?一旦证实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在仇人祈祷时放掉良机还能有另外的机会吗?他误杀了波洛涅斯被迫出国，报仇的事又怎么办？当然，延宕还为剧情的发展制造了一个紧张有序的节奏。哈姆雷特在一次次的机遇与挣扎中愈加地难以自拔，而观众则在这样一张一弛的戏剧发展中享受到了一种惊人的刺激。总之，延宕就像紧张中的停顿，总攻前的沉寂，极大地加重了观众的“紧张”，加强了剧情、悬念的吸引力度。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漫谈了一些对于《哈姆雷特》的理解，显得很是微不足道。哈姆雷特在文学上的，亦或是在社会学，人格学，心理学上的魅力将会继续地散发出来并指引后人对之做出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