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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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见性、即心即佛的佛性说，打破了在家与出家的界限，佛教的教义与本土的孝亲思想顺利结合，目连救母的故事和盂兰会的来历在民间广为弘扬。

现存于北石窟寺第165窟内的宋代绍圣元年（1049）八月所立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了当时北石窟寺盂兰盆会的盛况，其碑文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四方来者，不止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

碑文所记的中元节，即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是佛教徒为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仪式。盂兰盆又作乌蓝婆孥，为梵语ULLam-banade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盂兰盆会的故事由《盂兰盆经》引出，相传释迦牟尼的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中受苦，乞求佛祖解救。佛祖让他在七月十五日陈设盂兰盆，备下百种美味饮食，供养十方大德僧人超度众饿鬼，这样就可以使厄难中的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得以解脱。目连依样设供，最终使其母脱离了饿鬼道。而且，《盂兰盆经》对这一故事的主旨也进行了阐释：“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规模宏大的盂兰盆会，体现了以佛言孝的孝亲观，使佛教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有学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形成，是佛教不断适应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结果。“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9］说明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要不断地适应儒家传统思想，减少其传播过程中的阻力。但笔者认为，佛教孝亲观的不断世俗化，是佛教对自己的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结果，因为佛教自佛陀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孝亲人伦道德，在佛经中就有这样的经文：“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绕须弥山，经百千劫，血流没踝，犹不能报父母恩。”莲池大师将佛教的孝亲观分为三等：“奉养双亲，免于饥寒为下等孝顺；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为中等孝顺；为父母说法开慧，往生佛国，永离三途为上等孝顺。”佛教视天下苍生为父母，僧人出家是为了实现天下上孝、成就佛道，以度天下无边众生。所以盂兰盆会在民间的盛行是佛教以佛言孝的教义世俗化的表现，是佛教对中国孝亲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

据《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碑记载，在绍圣元年的中元节，“近寺十社的民众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在当时的佛教圣地，来到这里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往来的游人也是“其众如云”。宋代以前的佛教徒，主要是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而到了这一时期，佛教信徒走向大众化和平民化，“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孩、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10］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佛教对社会的更加广泛和深入，当时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之说。大量的佛教徒聚集到寺院，烧香拜佛，往往是出于世俗的祈子、祈福、祈平安的目的，满足人们多子多福的愿望，这些可以与当时全国的许多佛事活动相印证。

佛教的世俗化还表现为佛教世俗功能的不断加强。从碑文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盂兰盆会节，石窟寺内竞作佛事，超度亡灵，“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在宋人看来，对逝去的长辈设斋超度，可以使他们在地狱中免遭恶鬼的鞭笞和折磨，而且能超生投胎为人，脱离苦海。这些虔诚的佛教徒，“昼茅霄掏，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逋省负，匿名潜迹，以刑绳之不能。”但他们还是“列金罍、翻玉觥、罗真果于朱罍，敷甘瓜于绀盘，……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尽管这些虔诚的信徒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为了追念逝去的亡魂，对佛事活动非常虔诚。据《靖康要录》记载，“圣旨，金人侵扰京畿，至良民横被杀伤，士卒殒身行阵，除内中已开道场追荐，朕食素食，亲诣行香，并令在京宫观僧道，各设斋蘸忏会，仍遣使分就四邻，严洁致祭。”据《取经诗话》十七记载：“长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忆前妻之分，广修功果，以荐亡魂。”宋代的各种法会，是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为世俗社会和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

宋代以前，佛教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普渡众生，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南侵，高僧宗杲在《示成机宜（季恭）》中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11］将“忠君爱国”的观念引入佛教。现保留在北石窟寺内宋人的碑铭和题记三十多方。最早的淳化三年（992），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部分题记反映了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前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心态。

今存于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从题记可以看出，题者有白驹过隙的惆怅，更重要的是在慨叹赵宋统治者对失去国土的冷漠和对金人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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