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２对 现 实 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 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补 心
鲁 迅 先 生 认 为 ． 圉戏 剧 必 令 “ 巾 生 当 场 团 劂 ” 才 放 手 ， 这 是 不 愿 正 视 现 实 不 愿 正 视 痛 苦 的 表 现 ， 自欺 欺 人 的 固 民性 的 是
体 现 。这 是 从批 评 家 的角 度 来 说 的 ，职 业批 评 家 通 常 都 是 站 在很 高 的 位 置 ， 种 很 高 的 位 置 要 求 人 们 有 较 高 的 心理 判 断 能 力 和抵 这 抗 能 力 但 是 现 实 生 活 巾 。 通 的 老 百 姓 是 不 会 想 到这 些 的 ， 普 他们 生 活在 赤 裸 裸 的 现 实 中 ， 天 被 无 奈 和 痛 苦 所 包 围 ， 要 有 属 于 整 需 自 己的 精 冲 享 受 ， 这 样 的 结 局 正 符 合他 们 的 审美 需 要 和欣 赏 习 而 惯 ， 符 合 他 们 以 消 遣 、 乐 为 目的 的 看 戏 动 机 ， 正 娱 以此 来 缓 和 他们
这 种 情 节 构 建模 式 的精 辟 概 括 “ 团 网” 大 戏剧 的结 局模 式 ． 一 个 民族 深 层 的 结 构 话语 ， 叶 是 是 １
赎 的责 任 留给 了基 督 教 ． 是 在 巾 国 ， 剧 承 担 了这 两 项 责 任 ： 但 戏 展
示 生 活 和救 赎 心 灵 。所 渭 救 赎 ， ， 是 不 能 让 人 感 觉 命运 太苦 ， ｔ灵 就 ｋ 而要 让人 燃 起 生 活 的 希 望 ． 刻 保 持 生 活 的 激 情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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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生 活 的 “ 偿 ” 理 与受 众 的 审 美 接 受 心 理 等 方 面探 究 其 形 补 心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摘要：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有其必然性，剧作家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元代社会环境也影响了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大团圆结局亦不单单是美满的，也有其悲剧色彩。
关键字：团圆情节，文化传统，市民心理，社会工具，悲剧色彩正文：“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也不例外。
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
推而广之便是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类似模式“大团圆”结局呢？这个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剧作家的主观因素，观众的审美取向，社会的主流意识等等。
一、儒家传统文化造就中国式的团圆情节——剧作家的主观影响。
团圆情结对中国古典戏曲浸润至深,已是共识。
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显现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就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性格深层涵蕴的忠实反映，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特质去研究古典戏曲，犹如隔靴搔痒。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其构成要素亦十分复杂,本文试图从儒学这种文化精神来分析大团圆结局的情节。
儒家思想富于伦理意味,中庸精神则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它积淀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层面上,并在无形中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传统文化伦理品格的要意所在。
何谓“中庸”？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中寻求诠释。
首先，古代剧作家既认同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又以回避冲突为代价调和矛盾。
如《破窑记》,在富贵欺辱贫贱,丞相拒认穷酸女婿,将女儿赶出家门时,作者让吕蒙正考中状元,具备富贵之身,最终接受岳丈恳请,携妻回相府,阖家团圆。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摘要：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
这一模式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产物，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它一旦被经典化后，就内含有一种复制机制、生产机制与调控机制。
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由此而塑造的“文化习性”，是消愁补恨、复制团圆的内在机制。
中国戏曲与传统的“乐教”之“乐”，有着文化谱系上的家族血缘关系与传承关系，“大团圆”是“乐”之文化属性——“和”所型塑的景观；“中庸理性”的行动取向和对立转化的致思方式，是指导叙事、消弭冲突的“文化文法”。
概而言之，曲之为“曲”，是大传统文化的“乐教”观与小传统文化的民间趣味及其时代精神的高度综合体。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和合精神；中庸理性；文化精神Abstract: With the ciassicization of The Story in the West Mans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Pip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in Chinese ancient drama gradually took shape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leading formalist narrative mode. As a produc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of art and power, this mode embodied “harmonization of propriety and music，，and “voice of peaceful rule” . Once classicized, the mode contained in itself a mechanism of duplication, production and regulation. Moreover, traditional“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aranteed and enhanced the realiz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To be brief, Chinese drama was a high degree complex of the view of “music education，，in Chinese culture, local taste of folk convention and current mainstream tendency in those days.Key Words: Chinese dram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spirit of harmony and union; reasoning of golden means; cultural spirit“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致兴盛于元末明初之后。
《西厢记》综述
王世贞(1526一1690)，诗文家、史学家，与李攀龙同为 “后七子”首领，共为文坛领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 者。对《西厢记》地位的评价，他不赞成何良俊的观点， 径称《西厢记》为北曲“压卷”。这样，王世贞就恢复 了《西厢记》在元曲中曾有的地位。但是，王世贞更称 赏《琵琶记》，认为《琵琶记》乃“冠绝诸剧者”。
沈德符之论与何良俊可谓同出一辙，沈德符所论:“自北 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以至《琵 琶》虽演为四十余折，几十倍杂剧。然《西厢》到底不过 描写情感，余观北剧尽有高出其上者”，只是沈德符所 论更为全面，并将《拜月亭》与《西厢记》作直接的 比较:“若《西厢》，才华富赡，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 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拜月》一头地。”
综述之我见
通过上述综述可见，对于《西厢记》的研究已取得较多的 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存在着争论，如作者问题、大团圆 结局问题以及主题思想问题等。此外，现有的研究缺少比 较系统、详尽地相关著作。所以《西厢记》还有许多值得 我们去认真解读、学习的地方。
1、对“大团圆”结局持反对看法
明清时代，即有不少批评者对此表示不满，比如金圣叹批改 《西厢记》时干脆把第五本一刀砍掉，以张生“惊梦”结束 全剧。 建国以后，指责剧本大团圆结局者也大有人在，徐朔方 在《论<西厢记>》中认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尊重个性 发展和追求爱情自由是《西厢记》所表现的主题，这种爱 情与礼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崔 张爱情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而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往 往使读者忽视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而集中注意于才子 的能否中状元， 这对主题是一个破坏。”
王骥德反对吕天成《琵琶记》“勿亚于北剧之《西厢》” 之论，有意突出《西厢记》，强调只有《西厢记》才可视 为神品，三剧之高下，王骥德明确认为“《西厢》为古戏 之首’，在《曲律·杂论下》还为此特意作了一个比喻， 生动地说: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现象分析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中国古典悲剧_大团圆_结局的价值
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团圆”，而恰恰是将 多少惊魂摄魄的悲剧体验和内在的“后悲剧冲
悲剧的意义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娇红记》中，宦 突”，因为“心理活动的本身无限度地高于单纯的
门小姐娇娘，面对帅府的逼婚，父亲的威逼利诱， 肉体活动”，“悲剧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我们所见到
以身殉情；申纯为了不负前约，也绝食而死，“历 的狡猾和忠诚之间的斗争，爱国、仇恨和骄傲刚
四、再生式 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张倩 女与王文举系被指腹为婚，王文举长大后，应试 途经张家，欲叙旧约。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 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无奈，只得独自上京应 试。倩女忧思成疾，卧病在床，而魂灵离体，追赶 文举，一同赴京，相伴多年。文举状元及第，衣锦 还乡，携倩女回到张家，倩女魂魄与病体合一，遂 欢宴成婚。剧中，一方面，倩女的魂魄，代表了女 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另一方面，现实中 倩女的躯体，则只能承受离愁别恨的煎熬。离开 躯体的倩女之魂，寄寓着挣脱礼教枷锁的女性的 心态；至于她在家中的病躯的幽怨悱恻，正体现 出礼教禁锢下广大女性的百般无奈。因而，这种 “再生”，更显可悲。其它，像《牡丹亭》中，闺阁小 姐杜丽娘的死而复生，也是以“再生”结尾的悲 剧。“这种‘再生式’的结局处理，单从表面看，好 像有一种正剧的结构艺术，但若从全剧来看，仍 不失为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结局。因为它是主人 翁经历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悲剧冲突、被毁灭后的 憧憬，有艺术与现实的必然性。这是‘凤尾型’结 局处理中最富有现实性的一种，也是容易引起人 们怀疑的”②。
因此，这种“凤尾式”处理，绝非是画蛇添足，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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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悲剧的这种看似“大团圆”结尾的 “凤尾式”处理，有着特殊的审美意义和文化背
景，并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皆大欢喜”。其一， 人们在谈论中国古典戏剧的结局处理时，常常用 “大团圆”来概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论到：“全 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
人生本无尽团圆——论关汉卿杂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
娥只是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冤枉的，却无法为 自己正名 ，
且 谋 财 害命 的张 驴儿 还 逍遥 法外 ， 赃 枉 法 的桃 杌太 守 也依 旧 贪 加 官 晋 级 。由皇帝 任 命 “ 廉访 使 ” 的父 亲 ， 在平 反 冤 案 中却要 求
【 键 词 】关 汉 卿 ； 杂 剧 ； 圆 结 局 ； 剧 性 关 元 团 悲
元代杂剧多是以团圆结局收场 ， 王国维 曾在《 红楼梦评论》
中概括 古典 戏 曲和 小说 的结 构 模式 时 言：吾 国人 之 精神 ． 间 “ 世 的也 ， 天 的也 ， 乐 故代 表 其 精 神之 戏 、 说 ， 往 而 不 着此 乐 天 小 无
窦天章来为己平冤昭雪。窦娥被冤却要成为鬼魂才能申冤 ， 现
实生 活 中人 死不 能 复生 ， 窦 娥鬼 魂 最后 争得 的胜 利是 虚 幻 的 故 胜 利 ， 深 了作 品 的悲剧 意 味 。 然 三 桩誓 愿都 一 一实 现 ， 加 虽 但窦
况下， 本应跻身天子朝堂 的文人 自是郁愤难终 ， 转而将现实生 活中的坎坷 、 窘迫及 由此衍生的不平灌输人杂剧中 ， 借助作 品 描绘的人生境界抒发心中抑郁之气 ，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平衡。
就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元初的数十年废除科举读书人失去了跻身仕途的机会沦落到与娼妓乞丐为伍的境地这种情况下本应跻身天子朝堂的文人自是郁愤难终转而将现实生活中的坎坷窘迫及由此衍生的不平灌输入杂剧中借助作品描绘的人生境界抒发心中抑郁之气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平衡
室 曼
人 生 本 无 尽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大团圆”乃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异性概念，意指中国传统戏剧情节发展普遍具有的“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结局。
如果说这一内涵的界定在悲剧研究领域被普遍认同的话，那么关于这一概念的价值取向，则存在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它表达了悲剧否定意义，有人则认为它体现中国传统悲剧特点。
由此出发，对某一作品是否悲剧，乃至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等一系列问题，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据此概念而否定中国传统悲剧存在。
有人不甘于这种结论，但似乎提不出更有力的根据。
尽管聚讼多年，但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传统悲剧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团乱麻。
我们认为，其中症结乃在于“大团圆”概念的误用。
一、“大团圆”概念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混乱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上的论述”“已对大团圆结局的现象作了明确的批评”①，但系统提出“大团圆”观念并真正引起反响者是王国维。
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
”②此说一经提出便流行开来。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
”“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
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③鲁迅未直接讨论悲剧问题，但却从“国民性”这一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中国文学“大团圆”心理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D?D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④朱光潜在中国悲剧的专门论述中首次使用“大团圆”一词，并据此完全否认中国悲剧存在。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浅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存在的合理性——以《西厢记》为例
文化长廊 CulturalCorridor10教育前沿 Cutting Edge Education浅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存在的合理性——以《西厢记》为例文/张静怡摘要：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大量出现，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特有的情节模式。
和谐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青年对自由恋爱的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剧作家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与批判；大团圆结局的形成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元杂剧蕴育滋养的结果，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审美旨趣；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愿景在元杂剧大团圆结局形成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大团圆；《西厢记》；封建礼教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代戏曲中常见的一种文学现象。
所谓“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戏曲中的主人公历经各种坎坷磨难、艰难曲折、悲欢离合，而最终苦尽甘来、金榜题名、终成眷属，得到比较圆满的结局；某些悲剧作品中冤屈最终得以昭雪、善恶终有所报，也具有一定的大团圆性质。
我国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尤为常见，对于杂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探讨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王骥德《曲律》云：“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而《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更是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论。
《西厢记》是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学界关于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戏曲的结局第五本即“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徐复祚在《曲论》曾说：“《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李渔和金圣叹几乎同样认为《西厢记》到第四本“惊梦”收束即可，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前人对于《西厢记》第五本的质疑的确具有可取之处，然如若从元杂剧所由生成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时代背景以及彼时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愿景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或许存在某种合理性。
一在《西厢记》中，出于政治和家族利益，崔相国将女儿莺莺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
梁祝赏析
试论“梁祝”传说结尾的演变[内容提要]：梁祝传说流传至近代历经千年，从产生到成型，故事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都有着各自标志性的结尾。
本文着意整理这三种结尾和主题的变化，并对演变背后的原因稍作探讨,重点将会放在历来为研究者忽略的大团圆结尾上。
关键词：梁祝同冢化蝶大团圆引语优美的梁祝故事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其流传遍及全国，可谓家喻户晓。
提起梁祝，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二人化蝶起舞翩翩的情节。
但实际上，梁祝化蝶在整个梁祝传说的演变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梁祝传说产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梁祝故事只有同冢之说；自宋朝梁祝化蝶说兴起后，同冢说与化蝶说日渐合流为“同冢——化蝶”说，为梁祝故事定下了基本框架，自此以后，梁祝故事虽然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
然而，清代以来，梁祝故事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大团圆”取代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以化蝶为代表的象征性结尾（相似的有化为鸳鸯、彩虹等说法）。
这种情况在民间说唱中尤为突出。
因此，本文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梁祝故事结尾的演变脉络，以廓清人们对梁祝传说只有化蝶结尾的误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梁祝传说。
由于前学对同冢、化蝶已有不少研究，故本文会将重点放在“大团圆”情节的分析上，对同冢、化蝶只略作梳理。
一梁祝同冢梁祝传说起源甚早。
明代徐树丕《识小录》有记：‚按，梁祝事异矣。
《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近人钱南扬先生考究《金楼子》一书乃南朝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所作，因而得出梁祝故事大概起源于东晋的论断，其说甚是。
不过，由于《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已湮没，里面梁祝故事的庐山面目我们是无缘得见了。
现在可考的关于梁祝的最早的记载，是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中所引唐代梁载言（中宗时人）的《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正如孟姜女传说起源于杞梁妻拒绝郊吊这一简单的记载，《十道四蕃志》也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和梁祝二人同冢的事实——这是梁祝传说的原始核心。
论《琵琶记》“大团圆”结局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论《琵琶记》“大团圆”结局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作者：李华康来源：《魅力中国》2016年第06期【摘要】高则诚《琵琶记》中的“大团圆”结局历来备受争议，但从审美意蕴的层面上看，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使观众寄寓的悲剧快感审美愉悦得到释放；而在文化内涵上，“大团圆”结局是以“中和观”与“因果报应”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
《琵琶记》中“大团圆”结局在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上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琵琶记》；“大团圆”；审美意蕴；文化内涵《琵琶记》代表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其成为经典的地位自徐渭《南词叙录》中记载的朱元璋的奖掖开始：“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日：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措，贵富家不可无。
”1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到平民大众的认可，《琵琶记》经典地位一步步确立和强化。
在这个过程中，“大团圆”结局随着《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渐成定格的，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
多年来，《琵琶记》“大团圆”的结局备受争议。
但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还是传统文化内涵来看，《琵琶记》“大团圆”结局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所在。
一、审美意蕴——悲剧快感和审美愉悦的释放从审美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
朱光潜曾指出：“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
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
” 2由此不难看出“大团圆”结局在元代戏曲中的普遍性，甚至因此成为被批判中国古典戏曲不存在悲剧的重要原因，但这样的定论难免有失偏颇。
对于《琵琶记》而言，观众对其进行观赏后所引发的悲剧美感或悲剧快感，是《琵琶记》“大团圆”结局必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对剧中人物产生怜悯、同情、伤感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身的情感随剧情发展得到宣泄，而这个过程又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
论“大团圆结局”背后的中国悲剧
许 多苦 名学 者都 发表 过很 多 言 论 ，肯 定 者 如 王 同维 先 生 在 一 九一 这 种 形式生 生 世世 相 守 ，如盂 称舜 的 《 娇红 记》 结 尾 处 ，王 娇娘 二 年所 写 的 《 宋 元戏 曲考 》 中指 出 ：“ 明之后 ，传 奇 无 非喜 剧 。而 与 申纯化 为 鸾 鸯 ，从 此 雄 飞 雌 从 ，相 依 相 伴 ；第 三种 为 “ 复 仇 元则有 悲 剧在其 中 。…… …其 最 有 悲剧 之 性 质 者 ，则 如 关 汉 卿 之 式 ” ，即悲 剧主人 公虽 失 去丫生 命 ，但 其 他人 为 他报 得 前仇 ，铲 除
论 “ 大 团圆 结局 ’ ’背 后 的 中 国 悲 剧
毛 艺桥
（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辽 宁 沈 阳 ｌ １ ０ ０ ０ ０ ）
作者 简 介 ：毛艺桥 （ １ ９ ９ １ 一） ，女 ，辽 宁抚顺 人 ，沈 阳师 范大学 中国古代 文学 专业研 究 生 ，研 究方 向 ：元 明清 。 摘 要 ：对于 中国古代 戏剧 中是否 有悲 剧的 问题 ，长 期 以来饱 受 争议 。 从清 朱 的 蒋观 云 到 近 代 朱 光潜 、钱 钟 书 等 一 些学 者 认 为 中 国无 悲 剧。 但 中国古代 戏剧 其实 具 有 自觉而 强烈 的 悲剧 性 意识 ，不但表 现 为 明知会 失败却 依然 奋 斗不 息 的主 人 公， 而且也 表现 在 戏剧 令 人 唏嘘 的悲 剧性 情境上 。 虽然 ， 中国古代 戏剧 普遍 带有 的一个 “ 大 团圆结 局” 的 “ 尾 巴” ，对 悲剧 精 神有 一定 的削 弱作用 ，但 并 没有 改 变整 个 剧情 悲戚 的基调 ，因此 不能作 为 中国 没有 悲剧 的依据 。“ 大团 圆结局 ” 作 为我 国特 有 的 一种 文 化现 象 ，在古 代 戏 曲 中大 量 出现 也 是 有其 必然 原 因的。这 种 “ 大 团圆结 局” 是 由于 元 明清特 定 的时代 背景 、 中华 民族 历 史文化 等 多种 因素共 同作 用 的结 果。
关汉卿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
关汉卿杂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中国古代文学似乎都有一个“大团圆情结”，即使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也丝毫不影响作者安排上一个团圆式的结局，要么历尽艰辛终成眷属，要么冤情得以昭雪、坏人恶有恶报，几乎形成了“中国式悲剧”的特色。
在元杂剧中，大团圆的结尾是个普遍的特点，关汉卿的杂剧也不例外。
其杂剧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正剧，几乎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总结了一下关汉卿杂剧的团圆结局，主要有两种类型：皆大欢喜式和报仇伸冤式。
一，皆大欢喜式结局。
皆大欢喜式结局的故事，一般都经历饿了坎坷的斗争过程，其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是社会的下层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弱者。
在美好的情节开始之后，往往会有强势的反面势力出来破坏，弱者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实力对比差距，却又不甘心就范，因此就引发了一场不均衡的抗争。
按照正常逻辑来看，抗争的结果显然是会以弱者的失败告终的，但是在戏剧家巧妙地构思和安排下，尤其是在关汉卿的杂剧中，这种本身带有悲壮性质的抗争却又往往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观众感受不到多少阴暗的情绪，反而在心里坚定的期待着光明美好的结局。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最后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虽然这中团圆的结尾看起来并非那样的天衣无缝，一般都是弱者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或者出现了事实上完全不可信的巧合，对矛盾进行了调和。
尽管不完美，但毕竟是一个让大家感到愉悦的结局，迎合了中国观众的期待团圆心理，也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背景下铸就了戏剧的独特魅力。
这种皆大欢喜带有调和性质的结局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中比比皆是，如《救风尘》最终是在清官李公弼的公正判决下使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宋引章脱离了苦海，赵盼儿摆脱了周舍的纠缠，安秀实娶得美人归，恶人周舍受到了惩治。
《望江亭》最终通过清官李秉忠在明察暗访收集到杨衙内的罪行证据后，惩治了恶人，白士中、谭记儿夫妻团圆而结局。
《鲁斋郎》也是包公施巧计把鲁斋郎改为了“鱼齐即”后智斩了鲁斋郎，才使张李两家得以团圆。
此外《拜月亭》和《绯衣梦》也是这样。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的悲剧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结局形式在 中国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悲剧审 美趋向。本次演示将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探讨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意义。
中国的悲剧大团圆，通常表现为主人公在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和磨难后，最终实 现了某种形式的团圆或者和解。这种结局尽管在西方悲剧中较为少见，但在中 国的传统悲剧中却是一种常见的模式。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往往能给观众带来 一种深深的安慰和满足感。
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看，中国的悲剧大团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符号，它象征着 人们对和谐、团圆、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源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 面的因素。首先，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社会的和谐，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情。这种文化价值观在悲剧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形成 了大团圆的结局。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大团圆结局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在悲剧 中，主人公通常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最终他们能够战胜困难，实现公正。 这种公正可能表现为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团聚、社会的和谐等。这种追求公正 的过程和结果，也是符号象征论的重要内容。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 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基本内容
在众多文学形式中，“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普遍存在于小 说、电影等作品中。这种结局方式往往以一种合家欢乐、完美解决的方式结束 故事，带给读者无尽的想象与满足。然而，其背后的机制与文化内涵却鲜少被 深入探讨。本次演示将通过对“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其文化根源的探究， 进一步理解这一叙述方式在中国戏曲中的文化精神。
在众多中国古典悲剧中，大团圆结局往往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种结局强调人 类的美好品德和道德力量，赞扬坚持正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同时，它也满足 了观众对于善恶有报、正义伸张的心理需求。例如在《窦娥冤》中，窦娥经历 了重重磨难，最终还是得到了冤案得以昭雪的结局。这种结局不仅使观众得到 了情感上的满足，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善良和正义的信念。
中国古代戏曲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局贾振华【摘要】: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
以历史哲学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循环人生观是“大团圆”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重负哦古代戏曲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安土、乐天、安居、乐业的观念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由于面对的主要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自然，故易养成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发展理念。
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和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惨结局，只是表达是非之心，爱憎之情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是非爱憎本身。
大团圆式为满足崇尚圆满的社会心理需求而创造的理想境界，它不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逼真再现。
把历史上不团圆改得团圆，并不表明人民以为世上本来如此，而只能说明他们希望如此。
【关键词】:悲剧;大团圆;矛盾冲突;圆美意识.【正文】: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即梦圆式、仙化式、复仇式、再生式、冥判式、敕赐式、调和式。
但熟悉中国古典戏曲的人不难发现，这七支“凤尾”是概括不了五花八门的“大团圆”的。
所谓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我国叙事文学多以大团圆结尾，明代以后的戏曲，大团圆几乎成为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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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No192摘 要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关键词 戏曲 大团圆 审美朱光潜说“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印象很少是阴郁。
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过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的”[1]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戏曲被批判不存在悲剧的一个重要证据。
而被王国维褒奖为可立于世界大悲剧中而无愧色的《赵氏孤儿》也是以圆满收尾的。
程勃在降服屠岸贾后将其交由主公处置，魏绛代主公言之“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
那其间颇多仗义，岂真谓天道微茫。
幸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张。
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
韩厥后仍为上将，给程婴十顷田庄。
老公孙立碑造墓，弥明辈概与褒扬。
普国内从今更始，同瞻仰主德无疆。
”[2]如此这般平定了十六年来的恩恩怨怨。
而另外一部《窦娥冤》也以窦天章的出现来使蒙冤者平反。
纵观戏曲几百年，其剧作大多以团圆来收尾，要么死而复生如《牡丹亭》；要么大小登科如《琵琶记》。
这似乎是中国戏曲一个颠扑不破的模式或者说是套路。
大团圆的结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性。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普遍存在于戏曲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而是因为这一结局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传统文化，还是由戏曲的本体性所决定的。
首先，从审美这个层面而言，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的普遍审美取向。
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审美作用是使观者产生悲剧快感。
“当我们看完一出优秀悲剧的成功演出，比如看了《窦娥冤》或者《奥瑟罗》的演出（或者很投入地读完悲剧剧作），他们在我们情感上引起的反应，就是悲剧美感或曰悲剧快感”[3]，观众不仅要对悲剧主人公产生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更重要的是观众自己的情感得以宣泄。
怜悯，同情和恐惧等情绪是随着演出的进行而不同步产生的，情感的宣泄则是在观剧结束的一刹那，随着悲剧主人公命运线的最后一个点的出现而产生的。
这里就有一个情感宣泄的倾向性问题。
不同的民族在其集体意识当中有不同的宣泄倾向。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宗教上举例说明：耶稣拯救世人的方式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世人通过见证耶稣受难而感知自己的原罪。
这一行为背后所显现的就是西方人的情感宣泄的倾向。
所以西方悲剧中大多主人公也都是以自己受难而警醒世人。
观众也在观看主人公蒙难乃至于死亡的过程中，情感得以宣泄。
而国人则不然，从佛道儒论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贾宝玲（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三家的言说当中我们发现，其大多数所宣扬的思想中并没有原罪一说，所以中国人的普遍审美取向是不需要世人个体的来赎罪而达到人生的圆满。
佛道儒三家更多宣扬的是个体忍受现实的困难，翘首下一世的幸福。
这一点作用到古典戏曲当中就是大团圆结局，如王国维所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4]无论现实遭受了再大的苦难，最终都是会有好的结局，这不正是佛儒道极力宣扬的思想在戏曲中的体现吗？当观众在观看《窦娥冤》时，观众跟随者窦娥经历了种种冤屈，听到了在刑场上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
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审美取向，作者就可以在此处收尾了，那么西方的观众不仅可以对窦娥产生怜悯、同情，还可以由此宣泄情感。
然而关汉卿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创作必然要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思想。
所以他最终还是让窦天章出场，为窦娥平反了冤屈，让好人得以有好报，而到此时中国观众观剧的悲剧快感才最终得以宣泄。
其次，大团圆的结局不仅可以从审美角度上寻找到根源，还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宋代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词写在八月十五，苏轼与其弟分隔两地，苏轼见到一轮圆月而思念远方的亲人。
所以他不禁叹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可见圆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几何概念，更是一种对于物事的期待。
“中国戏曲的‘乐贵和’则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圆美的人生之境。
”戏曲作品大多有大团圆结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的尚圆情结。
虽然窦娥在人间经受了各种冤屈甚至含冤而死，但最终还是得以平反。
而晋国赵氏孤儿的灭门大仇最终也以屠岸贾“身首分张”而完结。
虽然在大团圆结局中，有的事在现实中得以团圆，更多的是如梁祝般在幻境中团圆，但无论哪种团圆都寄托了中国人对于善恶有报的美好期待，这也正是大团圆结局对于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所在。
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5]这种“乐”的精神就是中国戏曲的本体，“‘乐’，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精神的体现，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现实乐观的情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一种感性娱乐的精神。
”[6]“乐”的精神体现在中国戏曲的各类作品当中，是戏曲的终极审美精神，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也正是“乐”的体现。
况且中国戏曲毕竟与西方戏剧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不同的，西方戏剧在剧中所追求的是对理性和崇高的探索，而中国戏曲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综上所述，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独特之处。
很多学者因为中国戏曲作品的大团圆结局而否定了戏曲的悲剧精神的存在，这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例如《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虽然其结局是善恶有报，但在其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的仁人义士为了一个“忠”字不惜杀身成仁，一个草泽医生为了一个“义”字也牺牲娇儿，含冤受辱十六年。
这种强烈的2012.No192摘 要 在水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污染物浓度的控制已难以真正控制水环境污染，于是在水质规划中首先提出了总量控制的方法。
本文阐述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相结合系统体系。
关键词 水环境污染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浓度控制1 前言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国外六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的水环境管理方法，起源于六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水质规划[1]，已证明是环境管理的有效手段。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期，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现象仍然存在；单纯的污染物单因子浓度控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指导性和牵制性作用越来越小，不能满足环境管理的需要[2]。
强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当前以及今后污染防治工作的一项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2 水污染总量控制技术体系2.1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定义及研究内容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指在水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流域）内，或可能成为严重污染的地区（流域），或是必须重点保护的地区（流域）内，根据该地区（流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该地区（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认真评估该地区（流域）的水资源现状，科学合理地提出该地区（流域）的水环境目标，计算出该地区（流域）水体按此环境目标所允许的各类污染物的最大年排放量，通过对污染源治污能力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排污控制优化方案的比较，将这些总量指标分别加以分解，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单位，作为法定排污指标[3]。
水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是建立在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稀释扩散和自净作用理论上，即天然水体对污染物具有一定环境容量的基础上[7]。
其核心内容是研究规划区域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排放规律和保护资金的需求与经济、人口发展的协调关系，以便从客观上定量地把握经济、人口发展对水资源的影浅论我国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技术体系框架余 游1 白 翠2（1.重庆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重庆 401147；2.重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重庆 400030）响，提出保护对策，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8]。
目前总量控制已经成为一种水环境管理战略和制定水环境规划的指导思想 [9]。
采用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可以有效地克服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水污染物浓度控制遗留的弊端，从客观上把握水污染情势，确保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善和提高[10]。
2.2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特点浓度控制仅规定排放单位体积或单位质量废水中污染物的量，按规定浓度标准进行污染物排放管理。
浓度控制并不全面考量污染物排放与水质状况改善目标的差距，造成只要通过稀释排放都可以达标。
因此，单纯的浓度控制方法不论对新增污染源浓度标椎规定多严格，都难以解决新增污染源对水体增加的额外污染负荷，进而从根本上限制水体污染的趋势增长。
总量控制方法系将整个被保护区域或控制单元作为一个系统加以保护，规定整个控制区域或控制单元的污染物排放限额，从总体上将水体的污染物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总量控制可反映出水体满足特定功能需要的污染物排放量与水质保护目标的因果关系或输入响应定量关系，使水体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污染物容纳量最大，也可使水体在允许纳污总量的前提下治理投资最小。
总量控制方法能根据现实条件实施对不同保护目标的不同要求，进而实施总量控制系统内的污染物交易政策[8]。
对污染排放做出浓度控制规定可避免高浓度排放而引起暴发性污染事故或破坏局部水生生态系统；实施总量控制能遏制污染物排放和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实行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结合是较为符合实际的水污染防治制度措施。
2.3 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总量控制的技术关键是建立污染源与环境目标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污染源和环境目标是规划的两个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定量关系如图l所示。
第一个定量关系是污染源排放量与环境保护目标(功能区、流域河段等)之间的输入响应关系。
由于衡量环境目标的指悲剧意境不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结局所能掩盖的。
况且，“已死丧给封葬，现生存受爵赏”不正是对忠义精神的最好告慰吗？再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相会，他们的爱情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辗转中最终得以修成正果。
这不正是对人生因爱情而美好的崇高赞美吗？可以说在大团圆结局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华民族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对悲剧品质的求索。
参考文献[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218页。
[2]纪君祥：《赵氏孤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版， 第100页。
[3]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 第96页。
[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5]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01版， 第2页。
[6]施旭升：《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版 ，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