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打印 从_自然译者_到PACTE模型_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管窥
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_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
１. 翻译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能力研究一直是过程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之一。
学术界基于不同理论范式、从不同视角对翻译能力这一关键概念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探索，形成了自然观、要素观、最简观和认知观，以期揭示翻译能力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涵，进而为翻译教学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依据。
１.1 自然观乔姆斯基的语言－行为模型对早期的翻译能力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威尔斯、哈瑞斯、图里等学者从双语视角对翻译能力进行了研究，总体上认为翻译能力衍生于双语能力。
威尔斯指出，双语能力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共同构成翻译能力的基础（Wilss, 1976: 117-137）。
译者必须具备源语文本的分析能力和译语文本的产出能力。
翻译天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与哈瑞斯对翻译能力的早期定位基本相似。
20世纪70年代末期，哈里斯对双语儿童的翻译能力及其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双语者具备运用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的认知机制和能力，而且这是就可成为“自然译舍伍德认为，（1）前翻译阶段）自动翻译阶段（将；（3）传通阶段（以（Harris & 双语者拥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李瑞林 西安外国语大学摘 要：本文首先梳理翻译能力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反思、统合翻译能力自然观、要素观、最简观和认知观的基础上，以译者能力这一概念为切入点探讨翻译教育的目标内涵，提出了以高阶思维能力为核心的译者能力动态观和译者素养观。
本文认为，译者素养是译者素质和译者能力综合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译者根据翻译情境和目的建构翻译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是译者形成专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志，译者素养应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
关键词：翻译能力；译者能力；高阶思维；译者素养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1) 01-0046-06存的（Toury, 1995: 241-258）。
与哈瑞斯的研究不同的是，图里认为，双语者早期的翻译是自发的，在功能上是冗余的。
透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扇窗户_翻译研究指南_评介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09N o .1[收稿日期]2008209215[作者简介]熊 兵(1967-),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透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扇窗户———《翻译研究指南》评介熊 兵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在翻译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这段时间,翻译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们不再把翻译研究局限于文本本身,也不仅仅满足于语言层面的“忠实”或“对等/等值”等问题的探讨,而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关注文本之外的、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因此涌现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流派。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态势继续发展,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面对翻译研究中各种思潮和流派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翻译工作者急需一部著作,能够对翻译研究的历史沿革、特别是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最近几年来的最新成果进行介绍,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予以展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翻译研究指南》(2007)应运而生了。
《翻译研究指南》(A Co m panion to Translation S tudies )由英国沃里克大学(W ar wick University )翻译与比较文化中心副教授P .Kuhi w czak 和高级讲师K .L ittau 编著,2007年由MultilingualMatters L td .出版。
正如作者所述,本书的宗旨是“提供一份路线图,以有助于热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对这个多层面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1]。
全书共分9章,分别涉及文化与翻译、哲学与翻译、语言学与翻译、性别与翻译、政治与翻译、历史与翻译等宏观层面的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涉及戏剧翻译、影视翻译等较为微观的实践性论题。
PACTE翻译能力模式下翻译评价模型构建研究
(二 )PACTE 翻译能力构念的界定 以 PACTE 翻译能力模式为构念的翻译测试要测量五大项目，即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专 业操作能力和策略能力。双语能力的评量标准是译文在内容及意思上是否与原文对等，可具体分为词汇成分 以及篇章成分。词汇成分和篇章成分的评量标准是"适切"，针对的是译文在字词上是否使用恰当;要评价的
一、现行翻译评分方法综述 现有的翻译质量评价标准和方法众多，现行的被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标准有如下三种 。 (一)错误扣分评分法 错误扣分评分法根据译文中错误的数量和严重性来评价译文的质量 。 很多国家采用这一评量模式，将翻 译错误分为严重错误和轻微错误，并根据错误类型逐一扣分。 使用错误扣分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翻译错误的 严重程度和分类的认知判断相当主观或标准不一。总体而言，错误扣分法是一个实施起来较为方便的量化评 分模式，但其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整体评分法 整体评分法一般有较为具体、明确的评分量表作为依据，要求评分者将翻译能力看作一个整体，同时考虑 到翻译能力所包含的子能力。整体评分法的优点在于将译文翻译过程分为正确(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及通顺 (译文的表达程度)两个部分考量 ，根据制定的六四或五五量表进行评分。 这种评分方法较能降低评分人的
[收稿日期]却18 -01-11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课题"大学翻译测改革与 哥哥译能力的培养研究 " ( GH170678 ) 。 [作者简介]贾丽婷 ( 1978 - )，女，副教授， 硕 士，从事应用 语言 学研究。
PACTE翻译能力模型视角下的工程设计翻译
PACTE翻译能力模型视角下的工程设计翻译作者：吴禹萱熊淑慧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6年第10期【摘要】PACTE翻译能力模型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型，包括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等5种子能力以及生理-心理因素，对内容专业、结构复杂的工程设计文本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工程设计文本翻译过程中，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和翻译专业知识能力的运用确保语言表达准确地道，工具能力则可帮助译者进行更高效的知识查阅、术语检索以及译文审校和排版，策略能力发挥其核心指导作用实现翻译全局的纵览以及翻译策略的正确选择，生理-心理因素则扮演译者主观能动性基础的角色，从而多角度解决工程设计文本翻译问题。
【关键词】PACTE翻译能力模型工程设计翻译能力一、前言在改革开放深入开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驱动下，涉外工程项目日渐蓬勃兴盛，工程设计文本的翻译关系到中外合作方间的信息互通，从而影响双边合作及工程的执行效率。
因此，保证工程设计翻译质量在工程项目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处理复杂性较高的工程设计翻译时，PACTE翻译能力模型作为目前最完整的翻译能力体系，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拟从PACTE翻译能力结构角度出发，分析如何调用该模式中的各个能力解决工程设计文本翻译在知识、语言、格式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以提高工程设计文本的翻译质量。
二、PACTE翻译能力模型概述1.PACTE小组简介。
PACTE全称为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中文名称为“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
PACTE专项研究小组于1997年10月由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的专业译员及翻译教学学者组建而成，以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语言译出及译入、翻译过程及翻译作品等。
在翻译能力研究方面，PACTE小组通过实证—实验的方法，研究翻译能力的性质、构成及其习得过程，以及翻译能力培养和评估等。
第四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第四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将西方研究翻译的历史划分为两大时
期：从公元前55年到20世纪上半叶属于语言学前时期， 20世纪下半叶则属语言学时期。美国语言学家兼圣经翻译 家奈达则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有四大流派：语文学派、语 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语言学前时期主要翻 译圣经和文学作品，翻译主要是少数人的事，这个时期的 翻译理论就是奈达所说的语文学派的理论。后三种理论流 派即纽马克所说的语言学时期的翻译理论。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他们都把文学理解成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他们都认为， 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互相借鉴；他们对文学翻译 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他们都 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和各种译本类型指 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 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1959 年, 雅可布逊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的论文,从语言学和符 号学的角度, 对语言和翻译、 翻译的重要性及普遍性的问 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PACTE翻译能力模式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误译研究——以《商务英语翻译》为例
PACTE翻译能力模式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误译研究——以《商务英语翻译》为例钱颖;邢晓丽【摘要】PACTE翻译能力模型是目前学术界公认“最为系统的一个可视化模型”.笔者以PACTE翻译能力习得和过程理论为依据讨论《商务英语翻译》一书中的误译问题,揭示各种商务误译的根源在于对应翻译成份能力的缺失.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训练各项成份能力的方法,并为减少商务翻译误译、提高商务翻译能力提供可操作的建议.【期刊名称】《宁波工程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28)001【总页数】6页(P57-61,109)【关键词】PACTE翻译能力模型;商务英语;误译;翻译成份能力【作者】钱颖;邢晓丽【作者单位】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宁波315211;宁波工程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活动不断增加，商务英语及其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商务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ESP）范畴，是为国际商务活动这一特定领域服务的。
St.Jone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务英语已经发展成为专门用途英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St. Jone，1995）。
据统计，在全球超10亿的英语用户中，90%以上的人已将英语应用在商务活动中。
商务英语的蓬勃发展引发翻译需求。
与普通翻译应用相比，商务英语通常与金融、投资、保险、合同等严肃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商务翻译对“准确”、“严谨”的标准更高，译文要求遣词造句准确、概念表达明确、物名所指正确、数码单位精确。
涉及专业内容的商务英语翻译对误解和误译是零容忍的。
那么商务英语翻译的现状如何？查阅文献发现，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误译现象绝非个例，甚至连冠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商务英语翻译》，在其第二次再版中依然难以杜绝误译。
商务英语的专业性决定其翻译并不是一项能让不同译者各自发挥、“见仁见智”的活动。
国外翻译过程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的理论模型回顾与展望
然而，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如问卷调查和访谈的主观性较强，文献 分析可能存在文献不足或偏颇等问题。
四、成果与不足
过去的30年里，翻译过程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研究者们通过对翻译过程的 深入探究，发现了许多翻译过程中的现象和规律，丰富了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 同时，研究者们还提出了各种针对翻译过程的优化策略和方法，提高了翻译的效 率和质量。然而，翻译过程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研究过于理论 模型的构建，而忽略了理论的实践应用。
一、背景介绍
关联翻译理论起源于斯玻泊格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 一个认知过程，交际者需要根据语境信息推断出对方的意图。翻译作为一种特殊 的交际形式，需要在源语作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建立最佳关联。1991年， 格特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过程是寻找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最佳关联 性，从而实现最佳的语境效果。
此外，由于翻译过程研究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现有理论模型仍无法完全揭示 翻译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五、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国外翻译过程研究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我们深入 理解翻译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持。尽管现有理论模型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这些理 论模型为我们进一步探究翻译过程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工具。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 这些理论模型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翻译过程的框架。
二、研究现状
当前关联翻译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联理论与翻译策略：研究关联理论在翻译策略中的应用，如何将源语 作者的意图和目标语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寻找最佳的翻译策略。
2、关联理论与机器翻译：研究关联理论在机器翻译中的应用，如何提高机 器翻译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更好的语境效果。
3、关联理论与跨文化交际：研究关联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如何解 释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和冲突，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果。
基于PACTE整体翻译能力模式下的BTI毕业论文模式探讨
基于PACTE整体翻译能力模式下的BTI毕业论文模式探讨作者：王胜利来源：《高教学刊》2021年第27期摘要：翻译专业本科生整体翻译能力的提升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涉及学生、教师、管理者和企业等有关学生培养教育的各个方面。
我们通过把PACTE小组的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使用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六成分分解落实到学生、教师、管理者和企业四个责任体，积极指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和翻译实践报告撰写，并有效控制整个进程，学生整体翻译能力的培养效率明显得到了提高，研究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学生、教师、教学管理者和语言服务公司或基地深度融合，都受益匪浅。
指导教师教学相长，教学管理者看到学生快速健康地成长，公司或基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带来了更高的效益和社会声誉。
关键词：整体翻译能力;毕业论文;研究能力;翻译专业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27-0063-06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translation ability of translation majors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involving students， teachers， managers and enterprises and other aspects of stud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We divided the bilingual ability，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translation knowledge ability， tool use ability， strategy ability and psycho-physiological factors of PACTE group into four responsible bodies： students， teachers， managers and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we actively guide student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report writing，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whole process.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overall translation ability has obviously been improved， and their research ability has also been cultivated. Students， teachers， teaching administrators and language service companies or bases deep integration， benefit. Instructors learn from each other， teaching managers see students grow rapidly and healthily， and companies or bases improve their work efficiency， bringing greater benefits and social reputation.Keywords： overall translation ability; graduation thesis; research ability; translation major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经济规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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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从“自然译者”到PACTE模型：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管窥*王传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市300071）摘要翻译能力研究是西方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已经对翻译教学特别是系统化的职业译者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的阶段性出发，探究了其理论研究的渊源和标志性学术成果，旨在为我国的职业译者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翻译能力理论研究译者训练Abstract As a fronti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has contribu-ted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general，and translator training in particular，which i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system-atic manner.This paper，based on a3-stage generalization，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major academic outcomes in each stage，in hope of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ranslator training in China.Key Word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能力，顾名思义，是译者在开展翻译活动过程中必备的职业技能和心理素养。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产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起到重要的协调与沟通作用［1］。
这种由翻译活动日渐“世界化”带来的文化翻译趋势明显加大了对译者职业能力的要求。
为此，科学的职业译者训练体系应该以翻译能力的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为基础［2］。
就翻译能力建设问题，西方学术界大致延续了从早期强调双语禀赋的“自然译者”阶段到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复合翻译能力观，及至目前具有主流学术地位的多元动态能力构建学说。
1“自然译者”观乔姆斯基的语言———行为分析框架对西方早期的翻译能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十世纪70年代，哈瑞斯和舍伍德（1978）基于对双语儿童翻译行为的研究，提出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自然译者”观点，特别强调翻译能力的天赋性、自发性和阶段性［3］。
他们认为，随着双语能力的发展，翻译能力会自然地出现；翻译能力归根结底是双语能力的衍生物，其实质是基于双语能力的语言转换能力。
这两位学者还提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翻译能力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前翻译阶段（pre-translation）：以字词翻译为主，强调语言间的功能转化；2）自动翻译阶段（auto-transla-tion）：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自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内容，侧重自身的反应；3）通导阶段（transduction）：双语者作为信息交流的媒介，协助他人实现跨语言交际。
在哈瑞斯和舍伍德研究的基础上，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翻译能力就是理想的双语能力（ideal bilingual competence）或理想的译者能力（ideal translator’s competence）。
这些学者受乔姆斯基“理想的说话者———听者能力”（competence of the ideal speaker-hearer）观点的影响，认为理想的双语能力必定是在双语环境中形成的，译者需要完全精通源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当中不受记忆缺陷、注意力、兴趣或失误等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说，只有双语者才能具备真正的翻译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一位在翻译第25卷4期2012年11月中国科技翻译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Vol.25.No.4Nov.2012*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NK2XYY1116）和“2011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项目”联合资助（MTIJZW201106）。
作者电邮：wangchuanying6903@收稿日期：2012-07-15/32过程中不受其它因素影响的“理想译者”。
就此，让·德利尔指出，双语能力与翻译能力虽是近亲，世界各国大量出现的不具备双语禀赋但经过严格的后天训练而成为合格译者的经验证明后天培养翻译能力的可行性。
尽管如此，“自然译者”观毕竟开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的先河，具有理论前瞻性和学术铺垫价值［3］。
2复合翻译能力观“自然译者”理论的局限以及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口译实践对译者提出了全方位能力要求，促使西方学者从多种能力构成的视角探讨翻译能力的形成机制。
海姆斯（1972）认为，翻译本身是一种交际行为，是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运用；译者不仅需要源语和目标语的双语能力，更需要跨文化交际能力。
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以多元的视角，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能力，成为复合翻译能力的理论基础［3］。
威尔斯（1976）较早提出，所谓的翻译能力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第一语言能力（L1competence）；2）第二语言能力（L2 competence）；3）超语言能力（supercompe-tence），即在第一和第二语言及语篇系统间转换信息的能力。
图里对哈瑞斯和舍伍德“自然译者”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他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文化的框架内把原文用目标语呈现出来。
该定义特别强调目标语文化的规范作用，将翻译研究的范畴从语言层面拓展到文化层面。
为此，他提出翻译能力和双语能力并不能等同起来。
一方面，翻译能力确实部分来自“天生的翻译素质”（innate predisposition for translating），而这一素质的实现可以双语能力为基础，因为双语能力能确保译者更好地建立语际关联。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技能，翻译又是一种交际行为，由社会、功能因素激发、启动［2］。
双语者要想成为一名合格译者，不仅需要先天的语言能力，还应具备其他后天形成的能力。
虽然双语者确实具有禀赋优势，但这种禀赋能否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后天训练。
这就意味着，翻译能力实质上“是先天和养成的综合产物”［3］。
在此基础上，图里（1995）提出，包括双语者在内的“母语译者”（native translator）能力的培养必须经历三个阶段：1）被动接受规范。
译者首先通过个体行为的社会化，被动接受已有规范；2）获得外部反馈。
这种反馈的本质是规范性的，代表了译者所处文化环境的规范，属于外部控制手段［2］；3）构建个体翻译能力。
随着规范性反馈的不断增加，译者行为持续社会化，职业能力不断提高。
这种翻译能力是先天禀赋、后天训练、社会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4］。
图里强调，翻译过程中结构的变动势必催生一种转换机制，即在特定语言活动中激活双语各自的文化结构，使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各个内容层面上实现对等。
换句话说，双语者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适当的翻译规范后才能成为合格译者［5］。
在国外众多的翻译理论著述中，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可谓独树一帜。
他从翻译规范获得的视角，将早期的“自然译者”观放到翻译能力建构的分析框架下，使翻译能力真正成为一种分阶段获得的复合能力，译者的范畴也随之扩大到非双语者。
与图里类似，纽伯特（2000）主张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转换能力等成份能力，并认为转换能力是建立在前几项能力的基础之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同时调动上述各种能力，以确保其翻译行为能够顺利进行。
纽伯特进一步阐述了翻译能力具有的七大特点，即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近似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境遇性（situationality）和历史性（historicity）。
这些特点构成了翻译能力的背景特征，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
另外，这七大特点错综复杂，在翻译能力的构建、获得和使用上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例如，复杂性使翻译活动区别于其它交际职能；异质性表明翻译活动同时需要其它各种技能、语言知识和具体的专业技艺；近似性揭示了译者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只能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协助目标语读者理解源文的内容和形式；开放性指译者需不断发展交际技能、掌握相关知识，从而减少误译；创造性指出译者在原文的引导下从事脑力劳动的特点—在目标语文化中创建译文本；境遇性则阐释了特定的目标语文化是发挥翻译能力的前提，同时也规定了翻译产生的结果；历史性则特指翻译能力的变通性，要求译者根据新形势变化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6］。
应该指出，纽伯特描述的翻译能力的多元性既体现了334期王传英：从“自然译者”到PACTE模型：西方翻译能力研究管窥翻译活动与其它交际活动截然不同的特殊性，也反映了“译者知识结构、认知机制和能力因素的复杂程度”［7］。
皮姆（1992）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将翻译能力定义为：1）为同一源文本生产多种译文本的能力；2）遵从特定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选择合适译文本的能力。
简而言之，皮姆认为翻译能力就是以目标语客户为服务导向的译本生成和选择能力，强调迅速、合理、自信的翻译过程［3］。
作为当代西方应用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皮姆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翻译行业的兴起对译者翻译能力发展的新要求。
吉尔（2009）综合法国释意学派理论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颇具特色的IDRC 模式（法语“阐释、决策、资源和约束条件”的缩略语）。
他认为，阐释和决策是译者的重要能力，而资源和约束条件则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并影响其产品质量的客观因素。
在IDRC模式中，理解是核心，阐释的程度因人而异，而决策才是关键行为［8］。
吉尔把翻译资源分为六种：已存在的语言知识；可支配知识；社会、交际、语言和认知能力；使用技术的能力；外部可用资源；行政、组织和商务能力等，而约束条件则有五项，即：译者的可用知识；社会、交际、语言和认知能力；技术使用能力；外部可用资源；翻译标准和客户要求等。
吉尔指出，“在理解的各个阶段，对相关译出语片段的阐释有赖于已存的信息资源，并做出抉择。
在表达的各个阶段，面对使用的词组和语言结构要做出抉择，不仅如此，抉择还体现在对信息的取舍上，保留哪些，修正哪些，需要通过解释增加哪些内容，这当然有赖于存在的资源和局限性”［8］。
IDRC模式是吉尔对多年翻译实践（包括口译和非文学文本笔译）与翻译教学经验的总结，其意义在于：1）像其他释意学派理论家一样，吉尔指出翻译的本质是释意，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同非语言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9］，指出译者提供给目标语听众或读者的是意思（sense），而获取意思才是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目的；2）吉尔的IDRC模式特别强调翻译能力的习得过程，指出翻译行为是受多方面因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共同制约的跨文化交际与决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