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逐渐地滑向混乱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新旧大小，都灾难性地衰落下来。人们从公共建筑物上拆下石块和砖头来修补自己的房屋或加固城墙以抵御不受欢迎的移民人群。商业活动已经因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的农业危机而放缓了脚步，又因为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大迁徙或侵略造成的混乱而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像特鲁瓦那样的城镇仍然发育不全，保留着半军事、半乡村的状态。除了一些粗糙的教会建筑外——主教的邸第，方形大教堂、大修道院，和一些小修道院——特鲁瓦的城墙仅围绕着几十个简陋的小屋。这个城镇的四十二英亩的地域的大多数地方被用作葡萄园、蔬菜地和牧场。
洗劫是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的市民不得不接受的某种现实。不仅是异教的侵略者，基督教的领主、甚至主教也参与其中——特鲁瓦就曾被奥克赛尔（Auxerre）主教洗劫过。但主要的劫掠者是九世纪晚期出现的维京人。
当维京人到达特鲁瓦时，这些来自北方的红胡子野蛮人已经攻取了西欧版图上的几乎所有其他城市——巴黎、伦敦、乌特勒支（Utrecht）、鲁昂、波尔多、塞维利亚、约克、诺丁汉、奥尔良、都尔和普瓦蒂埃。在香槟地区，入侵者由一个当地的名叫哈斯廷（Hasting）的海盗领导。哈斯廷以力量大而闻名。跟维京人有时候在南欧定居的传统做法相反，哈斯廷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作为一个北方人生活在那里。他带着收养他的国家里的人再回来，在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和罗亚尔河谷从事毁坏性的抢劫活动。
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在他们遭受攻击前就建造城墙了。圣奥马尔的市民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往里面灌满水，用挖出来的泥土竖起了一个围墙，在上面插上了尖尖的栅柱。围墙里面是另外一个更坚固的堡垒。维京人在891年被击退，此后没敢再来进攻。由于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圣奥马尔市民将它们的修道院式的村庄改变成一个有三条大街的真正的城镇。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的这个低地的、脆弱的角落的其他城镇。阿拉斯（Arras）、根特（Ghent）、布鲁日（Bruges）、里尔（Lille）、图尔尼（Tournai）、科尔泰（Courtrai），所有这些城市都开始朦胧之中开始显现出来。除了抵御侵略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变化也在同时进行。有些城镇，尤其是伊普雷斯（Ypres），在没有领主、主教和堡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坐落在便于生产羊毛布的地方。
然而，那些劫掠的野蛮人对于这样的定居点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洗劫了一个罗马的省份以后，他们会建立一个总部，这样的总部逐渐演变为一个小的首府。特鲁瓦北面的兰斯（Reims）就成为了法兰克人的首府，而特鲁瓦则成为法兰克人在香槟地区的次级首府。法兰克人首领克劳维是个跟阿提拉一样桀骜不驯的人，他被兰斯大主教圣雷米（St. Remi）所征服，比阿提拉被特鲁瓦的圣卢普的征服更为彻底。在圣雷米雄辩地讲述耶稣殉道的故事时，克劳维喊道：“要是我带着我那些勇敢的法兰克人在场就好了！”克劳维接受了洗礼，所有的勇敢的法兰克人都立即接受了洗礼。
在地中海沿岸，很多旧的罗马城市在黑暗时代依然做生意，跟它们在帝国时代一样。马赛、土伦（Toulon）、阿尔勒（Arles）、阿维尼翁（Avignon）和其他普罗旺斯地区的港口继续跟地中海东部进行活跃的商业往来。它们进口纸莎草和香料，本笃修道院为这些商品提供了一个市场。作为输出的货物，普发展的一面，但九世纪仍然是城市生活的最低点。除了维京人以外，穆斯林人还在随意游荡，并在841年洗劫了罗马城外的圣彼得大教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末期，匈牙利人——他们因为跟让人记忆深刻的匈人在外表和行为方面相类似而被如此命名——在德国、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部四处横行。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一种新的教会城市出现了——本笃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这种机构迅速扩展，有时候建立在城镇里，有时候在空旷的乡间。它们立刻吸引了手工艺者、农民和商人。在巴伐利亚森林出现了“僧侣之城”（Monks Town）——慕尼黑（Munich）。在弗兰德斯，一个本笃修道院建立在阿河（the River Aa）适于航行的地方。这个修道院形成了未来的制造业城市圣奥马尔（Saint-Omer）的核心。
早在尤利乌斯.凯撒在高卢和不列颠安营扎寨的时候，西北欧只有极少的地方可以成为城市。那时巴黎已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了，以至于凯撒的“高卢战纪”里记录了它被大火毁灭这件事。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政治机构很不发达，商业活动非常稀少，宗教极为原始，这些情况限制了比村庄更大的社团的产生。大片的地区仍然处于蛮荒状态。
基督教会为许多北方的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动力，尽管最初的使徒并不总是为异教的城市和宗教当局所理解。跟其他地方一样，在特鲁瓦，坚守其父辈信仰的总督和皇帝造成了很多殉道者。但当教会把君士坦丁皇帝变成一个信徒后，接下来的事情便一帆风顺了。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主教区到处涌现出来。一个主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安置在一个罗马行政中心或是一个以前的军团营地。这种新的教会体制要求有一个世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口提供服务。一个新词被用来描述这些教会城镇——cite（city）——这个词是从拉丁词civitas演变而来，civitas的意思通常是一个有围墙的居住地方。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维京人有时候促成了城市的发展。通常他们抢来的东西比他们能带回家的更多，于是他们出售剩余的东西。一个足以抵挡进攻的城镇也许会因此而从其准备不足的邻居的不幸中获益。维京人甚至建立城市。在抢劫活动进展良好的地方，他们建立基地作为贸易的仓库。有一个这样的仓库是都柏林。维京人把约克作为总部，这也有助于刺激其发展，虽然当地的原始居民未必会欢迎这种恩惠。
十世纪从无到有建造起来的新墙几乎全部都是跟圣奥马尔一样的土方-栅栏式的（earthwork-palisade variety）。假如有足够的人员的话，它们对付仅仅装备维京人的手动发射武器（hand-missile）的敌人是绰绰有余的。像特鲁瓦那样的旧的罗马城市听任它们的围墙年久失修，因此在动荡的九世纪就遭难了。到十世纪中叶，特鲁瓦修好了它的围墙。这个围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是针对维京人，而是抵御它以前的保护人安瑟吉斯本人。在跟他的对手韦芒杜瓦（Vermandois）伯爵进行战斗时，安瑟吉斯从奥托大帝那里借来了一支萨克森人军队，包围了特鲁瓦，直到另一个勇敢的教士，赛恩斯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Sens）解围为止。奥托为了安瑟吉斯而进行了干预，让他恢复原职。安瑟吉斯在自己的位置上颐享天年，直到十年后才去世。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特鲁瓦的主教试图对抗世俗伯爵的主导地位。从罗马总督那里继承了权威已经有六百年，主教们不得不退居幕后的位置了。
在七世纪，这种状况停顿了下来。随着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近东和北非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军事成功，地中海贸易被打乱。现代学者修正了亨利.皮朗（Henry Pirenne）关于穆罕默德和黑暗时代有因果关系的论断，他们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随着穆斯林舰队出现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旧有的罗马-基督教的贸易城市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且经常性地被袭击和劫掠，这也是事实。热那亚曾经是个热闹的港口，如今已经衰落为一个渔村。飘扬着先知的旗帜的新城市在北非的海岸繁荣起来——开罗、马迪亚（Mahdia）、突尼斯。古老的希腊和罗马的港口在征服者的管理之下获得了新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护卫着的港口内——这座灯塔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是世界奇迹，新的造船场为穆斯林的商业和海盗活动打造船只，这些活动得来的产品反过来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市场。有一个基督教的港口——假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港口——甚至更为繁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横跨东西南北的主要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除了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外，穆斯林商人和强盗几乎接管了海上世界。在八世纪，他们前进至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甚至普罗旺斯的一小块地方，他们把那里作为立足点出发袭击鲁昂河谷的所有的古老的城市。有一伙人流窜到北方很远地方洗劫了特鲁瓦。
随着罗马帝国力量的逐渐式微，地方上的罗马官员丧失了他们的权威，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真空便由基督教的主教来填补。到五世纪中叶，特鲁瓦主教的声望极为崇高，以至于当匈人（Huns）出现在邻近地区时，所有的人都投奔他以寻求保护。
特鲁瓦以前曾被汪达尔人洗劫过一次，阿提拉的匈人的名声跟汪达尔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卢普斯主教（Bishop Lupus）起先派遣了一个副主祭和几个文书去安抚敌人，不过一个不幸的事件使得这个使命在执行的过程中走了样。教士们穿的白色外袍使得阿提拉（Attila）的马倒立起来。这个匈人的头领认为这些来客是魔术师，便差人当场杀了他们。有一个文书逃回来报告了这个情况。阿提拉随即开拔去跟罗马人、哥特人、勃艮第人以及法兰克人交战，这些人暂时停止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互相争斗来迎战阿提拉。阿提拉被击败，但损失不很大，他往东撤退，特鲁瓦正好在他撤退的道路上。这次卢普斯亲自出马去谈判，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阿提拉放过了特鲁瓦，带着主教一直远至莱茵河，然后再风光地遣他回去。由于这次外交上的功绩，卢普斯起先被谴责为一个奸细并被放逐，但后来，人们经过慎重考虑，又恢复了他的地位，卢普斯逐渐地被封为圣徒，被称为圣卢普。
经过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各种各样的临时办法都试过了——躲避、谈判、战斗——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侵略的办法：建造城墙。现有的城镇建造城墙并因为能够提供安全庇护而繁荣起来。乡间的领主建造围墙来加固他们粗糙的城堡，因此而强化自身的重要性。修道院也建造围墙。有时候为了保护城堡或修道院而建的围墙具有意料之外的效果：吸引桶匠、铁匠、捕兽者（trapper）和各种小贩，因而成为新的城镇的核心。
罗马军团修筑道路，为当地的农业产品提供市场，并在他们设防的营垒里为商人提供了掩蔽住所。他们驻防的一个地方位于塞纳河和一条重要的军事大道Via Agrippa的交汇处的一个小村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塔楼，后来的皇帝，特别是奥勒良（Aurelian），将它作为一个基地。Tricasses以及其他的一些驻防的城镇开始呈现出一个永久定居点的面貌，驻防的士兵和当地的女孩结婚，养家糊口，在服役期满后在城墙外从事农业或在城墙内从事手工业劳动。在从一个军事基地演化为一个行政中心的过程中，这个市镇获得了石头建造的城墙，吸引了新的居民：税收人员、官吏、军队的伙食承办商、以及有技术或是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包括从德国和弗里斯兰（Friesland）的蛮荒之地抓来的战俘。特鲁瓦跟南欧的富裕的城市无法相提并论，跟巴黎也比不了，巴黎在三世纪已经拥有三座浴场、一个剧院和一个赛马场。特鲁瓦也许有一个浴场，这使得它生活设施方面跟大多数的其他北欧的城镇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