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

无论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还是从当前的文学创作现

状来看，没有人能够否定文学创作与政治的联系。当今的三农问题、打工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说明了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面对现实问题而研究它们，在《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的作者刘锋杰等人看来，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当代的文化与文学问题。他们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因为那样做，不利于分析与揭示文学的性质，不利于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回顾百年来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历史，纷纭复杂，资料也如汗牛充栋。但《文学政治学的创构》，通过梳理，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可能在“从属论”的主张中获得彻底解决。“从属论”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属论”萌芽于20世纪初期，30年代左翼文学为之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40年代完成了其理论构建，使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得以形成。其后通过广泛的宣传与实践，从而使其获得了认同、理解、支持，转变成为巨大的文学生产力。“从属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相

关命题，如政治标准第一与艺术标准第二、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它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推动革命的历史作用，但其显然忽略了文学基本问题的复杂性：其一，即使这一理论用于战争年代，也不能完全概括战争年代的文学，战争期间的文学并不是都为政治服务的，那些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也是文学，不承认它们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是脱离实际的。其二，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生活重回常态，还可以继续要求文学为新的政治服务，但显然不写政治的文学作品会多起来，如何解释这样的文学现象，仅用“从属论”显然不适合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否定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从而解放了文学生产力，这才迎来了8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却未能提出更为新颖的观点，以便从审美的立场出发来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钱中文、童庆炳先生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思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审美如何与意识形态关联，却未能成为思考的重点。曾永成先生通过文学与政治都关涉人学这个共同点来建立二者的关系，有其合理性，但人学的问题还不是审美解决的问题。王元骧先生将政治伦理化，强调人与文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仍然是一种非审美的致思方式。总的来说，这些观点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平等关系，但都没有

说清文学与政治之间到底是什么的关系。例如，王元骧先生认为：既然政治学最初从伦理学发展而来，那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关系来看待。他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是“本体关系”，关键在于政治活动与伦理活动相关联，文学活动与伦理活动相关联，经过这样的转化，强调其应当承担的义务与社会责任。这是对文学的政治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价值的阐释，而对文学与政治二者关系的特性则未作深入说明。

刘锋杰等人认为，要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须思考清楚二者之间的中介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只是建立在形式表现内容的理论观念上，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中介问题。历史之谜的人性论具有一定的中介意识，但还不够清晰，把生活内容看似文学与政治间的中介是一种模糊的描述。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找到一个伦理中介，但探讨的仍然只是文学的伦理学原理。

二

黑格尔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这个“间接性”需要用中介去关联。列宁认为：“一切都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①恩格斯否定事物之间只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强调“一切差异都在中

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在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②。刘锋杰等人受到上述观点的启发，坚持认为在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找到那个中介才意味着找到连接文学与政治的真正关联性，从而建构起来真正的文学与政治的联合体。

客观上来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对中介问题已经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与推进，这构成了本书作者的思考起点。他们承认朱晓进等人提出的“政治文化”作为中介可以成为沟通文学与政治的一条有效桥梁，因为“政治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心理特点，正好可以与文学创作的文化心理特征相融合。用“政治文化”来连接文学与政治，显然避免了“从属论”所具有的强制性，即避免了将文学视为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从而完全看不到文学的特殊性。这样一来，从“政治文化”看文学，也就较为充分地尊重了文学的文化心理特性，从而非常合理地推导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避免了对于文学特性的伤害。他们还认为胡志毅提出的“仪式”中介说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文学（戏剧）与政治的关系。胡志毅称“革命戏剧”是一种“国家的仪式”，简化成公式是：文学（戏剧）―仪式―国家（政治），即通过“仪式”的中介作用来连接文学与国家，这是将处于两极即处于极为个人化的文学这一极与极为宏观性的国家那一

极之间的对立，用“仪式”加以融合与过渡。“仪式”既是

属于文学的，也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它才能成为这看似极为对立的二者的关联物与过渡物。用“仪式”来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是从艺术生产的基本方式角度找到了二者的关联性，不仅完成了过渡的说明，而且是在充分尊重文学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这种过渡从而完成文学与政治的统一。而启发最大当属魏朝勇提出的“文学是政治想像”③的中介说，因为它开始由讨论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进入到本体意义上的想象关系。“政治文化”作为中介过泛，戏剧“仪式”作为中介过窄。如果说，生活说、人性说重视内容的一致性而没有揭示文学与政治的本质相关性，那么，“仪式”说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并给予了一定的说明与肯定，但只有到了“想象说”的出现，才真正是从文学与政治相交叉相共有的性质角度立论的，即通过“想象”这个中介，能够找到与确认这两个异质事物的共有性质。比如魏朝勇提出了文学的政治想象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是将政治作为美好生活的想象加以肯定的，这与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这个中介真正赋予了从文学走向政治或从政治走向文学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想象中介说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现了两幅图景：一是关系图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统一图景，从我到你、从你到我。但他们对魏朝勇的“文学的政治想象”一说进行了改写，将其转换成“文学想象政治”，意在更加突出想象的中介物状态，并试图消解魏朝勇的公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