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特征

谈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的风格特征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雕塑艺术得到长足发展。

该时期佛教雕塑主要表现出“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造型风格。

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造像风格特征和成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

而佛教雕塑的产生与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原有雕塑面貌，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大大促进中国人物雕塑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秀骨清相佛教雕塑
中图分类号：j315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雕塑艺术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

该时期的佛教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佛教造像表现手法因地域不同有别，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风格：“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

把握影响形成其风格特征的因素，便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全貌，对当代艺术创作有一定参照价值。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忙于争权夺位，百姓饱受战乱流离之苦，而社会上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发展。

“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政治制度上，该时期君主专制较汉代有所松动，这对文化艺术发展有利，也为佛教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文学
方面，因战乱文人们思想感情较敏感，文学作品中多有人生短促、生命脆弱以及无能为力的表达，其显著特点是：文学不再是政治教化的附庸品，而成为抒发个人性情的途径。

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以形写神等，并且形成了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这些新的概念和理论影响到佛教雕塑艺术的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呈现独特风格特征。

在哲学思想方面，该时期的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玄学、道教、外来佛教相互结合，使文化艺术日益繁荣。

汉末魏初时陈旧腐朽的儒学思想束缚了人的感情，激起人们的不满，儒学受到极大冲击，于是人们便寻求一种新的思想，玄学由此而生。

它反对腐朽的思想观念，提倡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且与清谈成为当时一股强大的社会批评力量，对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统治者企图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人们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来摆脱因战争带来的精神苦难，于是对佛寄予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外来佛教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具有形象化的佛教雕像因其有效地宣传作用而在社会中得以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风格特征
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佛教雕塑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印度犍陀罗式的外来之风，一种是承袭汉代雄浑博大的本土造像之风。

随着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佛教造像也逐渐具有民族化特色。

为了研究其风格特征，我们从雕像神情的传达、线条的运用、形式特征等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从雕像神情的传达上看，该时期佛教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
的神情面貌，而面目神情则通常是通过眼神和嘴唇变化、五官构造、身姿手势的刻画传达出来。

佛的庄严、观音的慈祥、愤怒的天王情态毕现。

云冈石窟第6窟供养菩萨，面带笑容，强化了和颜悦色之感；龙门石窟宾阳洞主佛像面形清瘦、细眉平鼻、嘴角上翘，看起来神情神秘、生动传神；莫高窟中第290窟北周菩萨像，五官俊秀、眉目清细，略带微笑，流露出女性温柔的性情。

其次，从佛教造像的线条运用上看，虽然该时期雕塑是重体积表现，但具有形式美的线条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佛教造像中突出线条作用是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常有粗硬、细柔线条。

在人物衣纹雕刻上，更能体现线条的作用。

如麦积山第16窟佛龛造像，线条的运用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最后，从佛教雕塑的形式特征上看，该时期的雕塑主要是“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形式特征，具体体现为秀丽典雅和粗犷壮美风格。

1 “秀骨清相”
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家陆探微，对崇尚玄学、重清谈的六朝士人形象进行生动概括，创造“秀骨清相”的人物绘画形象。

“对陆探微笔下的人物，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刀锥焉。

秀骨清像，似觉生动。

”陈绶祥进一步描述了“秀骨清相”特色，即以“瘦”而骨气洞达、风度翩翩为特征，他认为：骨指“瘦形”的人面部骨节，又是人赖以立形的形体之骸，前者裸露，后者是“骨”表露于具体衣褶转折中。

清
瘦的形体、宽大的衣服，体现出人物洒脱的神态与精神气度。

这种“秀骨清相”的造型风格常以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和审美理想为基础，并以面貌清瘦、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眉目疏朗、弱不禁风的社会审美风气影响到雕塑艺术创作。

最典型的佛教造像是甘肃炳灵寺石窟的佛像。

云冈石窟中期第29窟法式坐佛，面容清瘦，表情和蔼，极富人情味，造像体现了“秀骨清相”的样式；龙门石窟古阳洞中龛内弥勒菩萨像，面颊清瘦、颈部修长、身段苗条、双肩消瘦，给人一种清隽飘逸之感，是“秀骨清相”的典型代表；麦积山石窟第100窟和第115窟塑像造型别具一格，具有“秀骨清相”的样式特征，佛教人物形象消瘦，有一种挺秀飘逸的韵味。

“秀骨清相”体现了该时期佛教造像的形象具有文人士大夫的清瘦俊美，又有神仙般的脱俗气质，体现了佛教造像逐步中国本土化特色。

2 “大丈夫之相”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另一种风格是“大丈夫之相”，这种风格体现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具有雄浑粗犷特征。

如云冈第20窟释迦坐佛，造型雄伟道劲、挺拔庄严，有顶天立地的感觉。

造型手法上简练概括，体现了佛应有的胸怀和气度，被唐释道宣称为“挺然有大丈夫之相”。

麦积山石窟第74、78窟内的佛像塑造继承了秦汉时期雄浑刚健的特点，使造像呈现出“大丈夫之相”的风格特征。

三影响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的因素
1 外来文化的影响
据载，外来佛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中国：一是从南方经印度洋至中国南海传入；二是从喜马拉雅山口进入中国西藏；三是由犍陀罗地区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这时期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把古印度宗教、文化等记录成书的是僧人法显，他翻译了大量佛经著作，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影响，波及到文化领域如思想、文学、绘画、雕塑等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佛教至东汉末年传入，最初是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重视内心，主张少思寡欲、清净无为。

”该时期佛教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回主体学说，使这时期美学中重“神”的思想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佛教思想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对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艺术创作及审美情趣等都有较深的渗入。

就雕塑而言，佛教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佛教雕塑的创作风格。

中国早期佛像雕塑受到印度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

印度犍陀罗中佛教造像表现为直鼻高额，神情冷静，眼睛半睁开状，强调睿智思索精神。

随着印度犍陀罗造像样式传入中国，北魏时期雕塑面部形象塑造仍然保持印度犍陀罗的风格特征，但衣饰却有了汉化倾向，如北魏佛弟子魏文郎造佛道像特点：造像题材简单、概括，身躯笨拙浑厚、面部脸型圆满、大眼直鼻、耳垂厚长垂肩，衣饰贴体透肌。

此外还有麦积山的阿弥陀佛、云冈石窟的释迦佛等等。

西魏后期，雕塑造像的民族风味更加浓厚。

同时代绘画中所表现的笔迹劲利以及“曹衣出水”的样式，同样影响到佛教雕塑造像中，使这
一时期佛教雕塑风格呈现出多样化。

佛教的传播，推动了佛像雕塑艺术的发展，佛像雕塑是通过佛的形象宣传佛教教义，具体生动的雕像较之艰涩的佛经要通俗易懂得多，能够有效地达到宣传作用，因此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2 本土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南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

北方粗野而有生机的文化使汉文化改变了礼教束缚下的冷淡僵硬状态，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该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大转变的时期。

诗文歌赋、绘画、书法及其理论著作等对该时期雕塑艺术发展有着极大影响。

如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谢赫《古画品录》里的《绘画六法》等，不仅影响着佛教雕塑艺术风格的形成，更为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时期文学思潮的方向是脱离政治教化，寻找文学自身存在价值，提出风骨、形神等概念，形成了重风骨、重神韵的审美思想，对佛教雕塑创作有很大影响，如“传神”、“秀骨清相”的造像特征。

文学创作主题是游仙、隐逸、生死等，这是由于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灭亡、十六国混战等原因导致的。

三百多年里，中国几乎全处在战乱和分裂状态，从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得到印证，文学创作也影响着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随着汉代结束和儒学的没落，为道教、玄学兴盛提供了机会。

道
教发展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南北朝。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中心思想是神仙思想，与传入的佛教结合共同影响着中国文化。

这期间，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应运而生，被称为魏晋玄学，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在艺术上提出重神韵而轻形体、重自然轻雕饰的美学观念，影响着当时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念，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创作发展。

在多种文化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雕塑得以迅速发展，并且有着独特的艺术面貌，彻底改变了中国原始雕塑的特征。

3 雕塑创作主体的改变
魏晋时期出现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高僧参与雕塑创作活动，使得佛教雕塑水平得以迅速发展，打破了以往单一工匠所为的局面，以东晋佛像雕塑家戴逵为代表，此外还有戴、蒋少游等。

戴逵是东晋时期的艺术家、哲学家，在音乐、绘画、诗文、雕塑方面都有造诣。

身为上流社会的他，敢于冲破传统轻视雕塑工匠的偏见，致力于雕塑创作。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

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

’”从文字可知，戴逵善于钻研、吸取众人意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外来佛教造像样式，创造出更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形象，把佛教雕塑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戴为戴逵次子，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在雕塑方面，他精
通造像比例尺度，将传统的装銮技术运用到佛教上，为佛教造像增添了神采。

这一时期的雕塑家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佛教雕塑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该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盛极一时，呈现复杂、缤纷之貌。

四魏晋佛教雕塑带来的意义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作品技巧之精妙，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越了前代，达到了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

该时期对佛教雕塑的吸收融合极大地扩展了中国雕塑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造型语言，佛教雕塑还促使雕塑创作主体的变化，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们加入到雕塑家行业里，打破了单一的工匠创作局面，促进了中国雕塑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佛教造像样式由印度犍陀罗式向汉代民族化风格的演变，体现了中外文化融合的进程。

甘肃地区早期石窟造像反映出印度人的特征，但随着石窟往中原方向发展，佛教造像已不再具有印度人的容貌，更多地体现中国人的面貌特征，衣着由印度的半裸袒肩式也变为中原士族的宽衣博带式。

真正体现汉化特征的则是文化气质，展现了该时期秀骨清相，名士气韵的风范。

佛教造像神圣庄重、典丽而宁静，这种遗韵气象，已经不同于原始佛教造像，而是中原民族对佛教造像文化内质与宗教义理的重新诠释。

佛教雕塑是雕塑艺术的重要探索，不仅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表现技巧，还促进了中国人物雕塑的发展。

佛教雕塑在民族化的进
程中，促使了中国雕塑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薛永年：《中国美术简史》（增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

[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版。

[5] 孙振华：《中国雕塑史》，中国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徐思田，男，1970—，江苏沛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