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分析

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分析摘要：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基于物质生产实践，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等，物质交换往往在全部交往行为中具有中心和基础地位。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理解为目的，注重人与人在话语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强调在思想上、精神上达成共识。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辩证关系,可以丰富我们对交往理论的认识，更好的指导实践，改善现实生活。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

一、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含义界定及其理解

范宝舟认为"马克思的交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个人及诸如阶级、社会集团、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约束、相互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其中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标志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哈贝马斯眼中的交往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由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分析出：第一，马克思将交往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

因此,将全部社会交往建立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正是人类交际超越于动物交往水平的明显标志。物质资料生产本身就是对象性和交往性的统一。第二，马克思交往理论将人类交往区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型，并指出后者归根结底是前者的产物。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这里,马克思表明了一切精神交往都是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产物。第三，哈贝马斯的交往以理解为目的，而理解又是为了"亲善"，因而只要发展作为"交往生产力"的"道德意识"，在交往中倾注"我们的同情"，就可以是交往理性化。而这关键在于改善对话环境，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交流，因为语言是为"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服务"的；只有让人们在无拘无束的，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对话"，才可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冲突，达到人与人的"理解和团结"、"谅解和宽容"。

二、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源于人的满足自身需要的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之为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由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构成交往的现实的物质内容。这种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即随着生产和需要的不断扬弃而不断展开新的社会形式，从而体现出不同于生产劳动的另一个方面——交往——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制约。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

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因而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它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3]就是说，任何个人首先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总是作为生产和需要的一定发展的阶段上的个人，同历史上或同时代的个人处于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中。而交往所承载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历史联系，决定了个人不得不与历史的人、现实的人交往，受其制约。也正是这种制约性使人有了主动性和激情进一步从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他批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提出了他借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范畴，并以此为核心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劳动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一旦把注意力过度的集中在物质生产的实践中，便忽略了实践与进化不能完全等同于为技术，理论与知识不能完全等同于有目的的或工具的理性；忽略了人的交往行为或相互作用领域内的理性化过程，既不能还原为生产领域中的理性化过程，也并非生产领域的直接产物。因此，他主张交往理论的发展，社会的进化依靠"道德理性"的提高和"学习机制"的建立运行。

马克思认为交往异化的原因在于分工和私有制存在。分工起初是性别的差异，而后转变为由于天赋、需要而自发地产生的分工，不仅使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且成为现实。由于分工不是自愿的，那么在个人看来，由分工所产生的联合力量也不属于其本身，而是一种异化于他们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驾驭着人。与分工相伴而生的是私有制，私有制强化

了分工。个人要发展就必须不断的改变交往形式，从而使异己的力量转变为个人占有的力量，这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表现为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表现为个人本身力量的不断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破坏了生活世界的交往结构引发的生活世界的危机。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也称目的——理性行为，它是以技术的规范作为导向行动，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使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同时也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加剧人生存的困境与异化，人变成劳动的工具，成为机器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失去了人的本质。这也导致了价值领域，人们思想匮乏、规范失效，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困境，哈贝马斯主张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于是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靠语言实践支撑的交往社会，使人在语言交往中达到解放。

三、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评价

哈贝马斯是在人们日常语言交往行为中形成社会规范的层面上来讨论问题的，马克思则主要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形式的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的。二者有交叉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交往观。事实上，无论是从纵向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还是从横向社会进化的内在机制来看，劳动在类的产生和自我认同上具有更根本、更基础性的地位。因为，建基于语言互动基础上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