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李元书

内容提要:政治传播学是当今风靡全球的热门学科。政治传播学产生的第一个历

史背景是大众媒介的发展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大众媒介本身具有大众性、公共

性,因而具有政治性。大众媒介一产生就介入了政治生活。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另

一个历史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宣传学、政治宣传分析的出现。政治传播

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有语言分析理论、宣传理论、态度转变理论、投票研究、功能与制

度研究、传播技术研究、竞选技术风格研究等。政治传播学产生的方法论基础是行

为主义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政治传播学产生以后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经

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有人开始介绍和研究政治传播学。

关键词:政治传播学

传播与政治是同时诞生的,自从有了政治,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治传播。传播与政治如影随形。早在古代罗马,政治传播就很发达。据有的学者考证,古罗马庞贝的遗迹中就发现了许多政治竞选性的政治广告。

有了政治传播也就有了对政治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政治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传播和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虽然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珍视的观点,但正如《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编委会在总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传播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①现在政治传播学已成为风靡全球的热门学科,那么,社会科学界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政治传播活动的本质,并使用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概念和范畴来研究政治传播活动的呢?

一、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年代

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是以该学科的核心概念或研究对象命名的专著问世的时间为主要标志。例如,传播学产生的时间是以威尔伯·施拉姆于1949年出版《大众传播学》为主要标志。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者又出现了几本以“传播学”为书名的专著。因此学界一般认为传播学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政治传播研究开始的时间

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

早,尤其在政治传播研究的发祥地———美国,研究的学者成千上万,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至今没有一本书被冠以“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学者们多使用“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的概念,而不使用“学”。那么,西方政治传播学者至今为什么不使用“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呢?西方学者没有作出过明确的详细的解释,但在一些资料中隐含着他们不使用“学”字的苦衷和原因。第一,西方政治传播学者认为,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庞杂、面广、多变,每一个小领域的独立性都很强。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背景多种多样,世界观和方法论趋于多元化,……如果把研究内容僵化地归于某一模式则是不当的。”②因此,他们不急于寻求共同的领域和主题。第二,政治传播学是由多个学科整合而成的科际学科。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媒介学、文化学、符号学、宣传学、广告学、选举与投票研究、社会心理学、现象学、解释学、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修辞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20多门学科,这些学科很难在短时间内整合成一个一体化的科际学科。戴维·斯旺森和丹·尼谋在1990年出版的《政治传播新动向》一书中还非常遗憾地写道:“政治传播研究因受其他学科的影响,本来在20年前就该独立出来,而如今还未能独立出来。”③第三,研究政治传播学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他们往往从自己的学科出发,自立门户、学派林立,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构出有统一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

我在这里使用了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并不是我们对政治传播学有了精深的研究,而是出于中国人研究问题的习惯,也出于介绍学科的需要。

由于没有一部以政治传播学命名的体现政治传播学学术范畴和理论框架的专著的出版为标志,在政治传播学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传播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一种观点认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

(一)“60年代”说

我国台湾学者彭芸认为,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学术范围和独立的学术领域来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她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指出,政治传播作为一个崭新的领域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但一些早期学者曾浇灌了政治传播领域。这些早期的学者和著作有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1963年)、卢·派伊的《政治交流与政治发展》(1963年)、费根的《政治与传播》(1969年)、爱略拉和拉斯维尔的《印度和美国政治名流的公共语言》(1969年)等。我国的另一些学者也认为,政治传播学产生于60年代,而且多以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的出版为主要依据。陶涵主编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新名词词典》中的“政治传播学”词条写道:“《政府的神经》一书的问世,是政治传播研究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④但彭芸认为,60年代研究政治传播的学者都来自政治学,他们从政治学的角度,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许多人则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比较政治。例如,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是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政策制定,视决策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成决策的环节。认为政治系统内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丹·尼谋认为,多伊奇《政府的神经》中的政治与传播可以相互替代。而费根的《政治与传播》一书的重点也不是研究政治与传播的互动,而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比较政治。他认为,“政治系统中有关政治的资讯即是政治传播”。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传播是两回事。彭芸认为,到了70年代,一大批传播学者转入政治传播研究的热潮,带给了政治传播研究新的视野和生机,研究的重点转向“以大众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为主”。我们认为,研究大众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这正是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主题。

政治学研究 2001年第3期

(二)“50年代”说

我们所以把“50年代”说放在后面介绍,是因为50年代说不赞成60年代说。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和凯思·桑德斯在其编辑的《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研究不是产生于60年代而是产生于50年代。50年代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初始时期。他们说,在1956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政治传播的书,这本书把政治传播看成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中的一个,政治传播在三者之中充当中介或渠道。通过它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与公民的投票行为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能够实现政治动员,传输政治影响力。丹·尼谋和凯思·桑德斯认为,1956年,政治传播学者对政治传播的上述表述是重要的、有教益的,而且是有预见性的。首先,它把政治传播设定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领域;其次,它划定了这个领域的界限,即把政治传播看成是正式政府组织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⑤我们知道,这三个环节正是西方国家主流政治传播学派研究的中心课题,可称为是狭义的政治传播学。艾劳等其他学者还以在50年代其它政治传播著作的出版来进一步证明,政治传播研究产生于50年代。这三部著作一部是关于1952年总统选举中电视作用的论著,一部是关于宣传手段效果的经验事实的评估,另一部是关于政治语言内容的分析。

二、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通过上面的介绍,已经知道,政治传播研究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都是它的初始期。那么,政治传播研究为什么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呢?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历史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大众媒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政治传播是政府机构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的中间环节。离开了它就不能形成三者之间的互动,而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则构成狭义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政治传播在许多西方政治传播学者看来就是大众媒介。因此,大众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就成了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因为三个环节中的政府和公民在大众媒介产生以前早已存在。

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出现的时间很早,据学者考察,在我国的汉朝就出现了报纸,当时叫邸报,用作官方互通信息。在英美等国,最早的报纸是提供给社会精英看的,普通平民没有条件买报纸读。历史学家认为,报纸要成为大众媒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人口的增长、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报纸价格便宜。在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大众媒介的出现是19世纪30年代,其标志是便士报的出现(一便士买一份报纸)。在英国,便士报的出现则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这时的报纸从邮件和传闻中获取信息。1844年,世界上第一条电报线在美国开通,标志着现代通讯的产生。它闪电式的传播速度给报刊新闻出版业以及政治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总统的行政命令、政治演讲、群众集会被迅速传送到各地。随着报纸这种大众媒介的产生,与报纸相联系的报业托拉斯、通讯社、广告、新闻发布会也相继出现。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20世纪初,科学家又发明了无线电话,这样,现代通讯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无线电广播。第一次广播开始于1901年,但连续的广播,在美国是1920年,在英国是1923年。与以往的传播媒介相比,广播的革命性体现在,它将“外部世界送进了个人的家庭”。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