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

图像证史
图像证史，顾名思义就是用图像记载、证实历史。

记录历史是用文字的方式，而历史所说的是往年的陈迹，不可能身临其境，对很多问题都难以理解，那么图像是否可以作为文本的来证史，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历史研究重文字而轻图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图像最多充当文字叙述的配角一直未被重视，东汉的王充在《论衡·别通》中提出图像无用论，他认为文字比图像更能真实地反映古贤的思想与行为。

张彦远批驳过王充的论点，他强调“史为掌图之官”的观念。

郑樵从图像的认识论角度，批评了前人“尽采语言，不存图谱”的做法，在《通志》中创立“图谱”一略，建立了重新将传世的图像资料纳入史学框架的模式。

不过郑樵只是在理论上强调了图像的重要性，实际上仍以文字为重。

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说“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他肯定图像能帮助我们更生动地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在警示我们，阅读图像的历史，一如阅读文字的历史，需要我们的鉴识。

不仅在中国，西方也有对图像运用问题激烈讨论的历史。

瓦尔堡致力在“图像文本”的基础上构建文化史，他将历史理解比喻为“视像”，强调直接与往昔接触的感觉。

以图像来证史之所以争议，是因为图像表面的直观性和深层的复杂性，就是图像真实性的问题。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可谓是实录报道，它真实表现了韩熙载抑郁不得志的状态，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衣冠文物制度、灯烛乐器的形态等。

说到图像的真实性，人们通常以为摄影作品是最真实可靠的，其实不然，照片可能不会说谎，但骗子可能拍照，照相机记录的东西取决于摄影师的观点，摄影师的择取，而其他视觉图像如绘画等更是如此了。

图像与文献都是历史的证据。

图像能否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产生作用，关键是要发展出一套批评、考证和解读图像的方法。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的确绘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存在作者的主管臆断和评价，但依然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价值。

第一，图像的记载作用
图像与文字一样承载着历史，是对历史如实的记载。

例如19世纪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代表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画家忠实记录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

画面上背对教皇、头顶桂冠的拿破仑正在为跪在他面前的妻子加冕，在两侧作为背景存在的人群，是拿破仑从欧洲各地邀请来的有声望的客人以及各国大师。

拿破仑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当时的法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教皇权利高于一切，拿破仑加冕这一历史事件是欧洲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标志，而画家大卫就是用绘画的手段宣扬当时的事件，这幅高6米，宽近10米的油画，帮助人们想象着当年拿破仑登基时的奢华场面和威严气氛，真实的记录了这段历史。

第二，图像证史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历史需要记载，有记载才有历史。

都说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无法考证的历史，却没有承认图像对历史记载的重要性。

一直忽略图像证史的有效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其真实程度，那么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又何以证明。

从出土的文物上我们知道最早的文字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也是由图像而来，是象形文字，在其出现形成之前，人类用于交流记录的方式就是图像。

距今至少一万年前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

洞窟壁上画有野牛、驯
鹿等动物，表现的是原始人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活动，反映原始人类真实的状态和心理。

由此可见图像具有证明历史的作用，增加可信度。

再造历史形象，增加历史的厚重感。

第三，对未来的展望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图像的概念也已经不是一幅画或一张照片。

绘画也发展成为各种形式，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艺术形式都通过不同的形态传递着信息。

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甚至都可以成为记录历史的工具，媒体工具使得瞬间成像更具有客观性，视觉图像应该成为有效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