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反思

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指士大夫教徒参加敬孔仪式？是否应允中国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是否可以用中国典籍的“天”、“上帝”称呼天主教的天主？后者实际为译名问题，故礼仪之争的全称当是“中国礼仪与译名之争”。

——宾静《基督教与中国》通过阅读课文，结合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本人觉得礼仪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在华传播基督教主要分为两个派别，一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坚持原有基督教文化。

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最大贡献者当属利玛窦，他是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方针的制定人，凭着他对中国文化和礼仪采取了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态度。他像早期对待一觉哲学较亚里士多德一样对待中国人文始祖的思想，并因此荣讯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敬孔；他深知祭祖是中国人习久不变，牢不可破的礼仪习俗之后，尽量消减其中宗教成分，视之为维系道德伦理的世俗礼仪，而不认为它是宗教礼仪。在他的方针引导下，基督教在华传播出现转机，原本很多人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觉得两种文化是有冲突的，不敢入教，在此之后，很多人加入了基督教。而且利玛窦的传教方针也被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认可，并称之为“利玛窦规矩”，在皇族的认可下，基督教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在利玛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华传播基督教之后，在一番争执之中，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坚持他们的原有文化，不做任何改变，直接向华传播。“利玛窦规矩”实行期间，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单一个实际问题提升到神学思辨的论域，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反差和距离就会彰显无遗。所以在利玛窦逝世后，他的接班人龙华民都否定利玛窦的一些规矩，改变了一些规矩。接着就是黎玉范神父在罗马教廷传信不像耶稣会“了第一炮”，实际上，正是这一炮开启了“礼仪之争”。1645年9月12日，有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组织的神学专家们据黎玉范的一面之辞，全盘否定了耶稣会对中国礼仪采取的做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敬孔等仪式。后来，在卫匡国的申辩下，教廷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允许中国教徒参加敬孔祭祖仪式。再到后来阎当坚持在华传播基督教应遵守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不得允许基督教参加敬孔祭祖仪式。正是这些禁令，直接导致了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之间的重正式大爆发。随后，康熙下令驱逐阎当主教及另外几十名传教士。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再次签署谕令《自登基之日》，重申前述禁令，要求彻底结束礼仪之争，派亚历山大主教嘉乐为特使，出使中国，改善与中国朝廷的关系。虽然康熙接见了乐嘉，但没有

解决实质的问题。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再次颁布通谕《自上主圣意》，全面回顾了礼仪之争和历届教皇的决定，严辞禁止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禁止再讨论利益问题。自此，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反对祭祖敬孔的主教在中国天主教会之内完全占了上风，却没有赢得中国朝廷的支持。

通过比较着两种方式在华传播基督教，我们可以看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才能更好的开展起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的思想小时候就开始定格了，而且生活的环境都是敬孔祭祖的环境，还有的是基督教文化的一些规定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冲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能全盘接受，也很难去适应。在结合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接受。令人稍感滑稽的是，中国基督教礼仪之争竟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尊孔的宗教文化政策，当地的天主教徒被要求在各地的孔庙行敬孔礼仪后解决的。随后，罗马教廷承认中国的敬孔祭祖仪式，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中国礼仪之争。

其实从礼仪之争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我们的教育制度怎么不好，怎么落后，应该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我们应该好好冷静下来，我们的国情是不同的，西方的教育制度一定适合我们吗？我们要从理性出发，或许我们的教育制度真的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了，我们应该改革，也不要全盘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我们要从长计划，参考西方教育的优势，结合我们的特点，才能跟好做好教育。

从礼仪之争，教育争议，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该传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吸取其他优秀的文化，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