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 ——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一)

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一)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

正因如此，近年学界颇有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

尽管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尚未大批面世，但不难感觉到春潮正在涌动。

伴随着晚清社会研究的急剧升温、大众文化研究的迅速推进，以及图文互释阅读趣味的逐渐形成，《点石斋画报》必将普遍站立在下个世纪的近代中国研究者的书架上，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研究思路可能迥异前人，可对于这批文化史料的价值之确认，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作为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涉及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

首先，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这既是传播新知的大好途径，又是体现平民趣味的绝妙场所，日后大有发展余地。

其次，“画报”之兼及“新闻”与“美术”，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者为我们保留了晚清社会的诸面相，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美术的嬗变。

再次，“画报”之兼及图文，二者之间，既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缝隙，而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最后，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图中之文，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同样也不无意义。

至于百年来诸多文人学者对此“遗迹”之追摹、怀念与凭吊，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晚清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新闻与石印百年后重谈《点石斋画报》，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是否还将其作为“中国最早的画报”看待。

对于三十年代以前的国人来说，这俨然已成定论。

可史家的介入，使得问题复杂化了。

争“第一”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这涉及到对于“中国的画报”特色的理解，以及诠释《点石斋画报》之策略，故不敢轻易放过。

1920年上海《时报》出版《图画周刊》，此后，石印画报逐渐被淘汰，中国画报进入了萨空了所说的“铜版时代”。

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点石斋画报》，并没有迅速被世人遗忘。

除了鲁迅等人曾不断提及外（详见下文），1926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画报》，更在第六卷的卷首号刊出武越所撰的《画报进步谈》，将《点石斋画报》作为中国画报的“始祖”来表彰：在吾国之谈画报历史者，莫不首数上海《点石斋画报》。

是报创始于四十四年前，其时初有石印法，画工甚精，极受时人欢迎。

去此以前为木刻时代，在吾国未必再有画报者也。

这里强调“石印”的重要性，称“木刻时代”不可能有画报，虽系直观感觉，未经详细论证，却也值得认真重视。

因此后的许多争论，恰好在于如何看待这一新的技术手段。

同样看重“石印”技术的张若谷先生，在《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中，理所当然地强调《点石斋画报》的开创性意义：中国报纸上最初所印的画图，都是不出乎历象、生物、汽机、风景一类的范围，图画都是用铜版镂雕的，费钱很多……到了纪元前三0年间（光绪初叶），石印术流行起来，才开始有关于时事新闻的画报出世，最著名的有纪元前二十八年（清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等。

这个时期的画报，还偏于书画美术方面，图画的题材，也只以社会风尚为对象。

称《点石斋画报》只以“社会风尚”为表现对象，以及指责其“无关国事大局”，应该说是很不准确的；但从费钱多少，将“铜版”和“石印”对立起来，可以帮助理解“画报”的生产过程以及流通方式。

不过，张若谷的说法，当即受到胡道静的挑战。

在《最早的画报》一文中，胡先生称上海通志馆已经收集到若干份创刊于1875年的《小孩画报》，完全可以解答戈公振、萨空了等只闻芳名未见踪影的困惑。

而在《报坛逸话》中，胡君说得更为明确：最早的画报为上海清心书院所出的《小孩月报》，其次为《瀛寰画报》，第三为清心书院所出的《画图新报》，第四才挨到《点石斋画报》。

胡君的考证，言之凿凿，此问题似乎已是板上钉钉，无可争辩；可在我看来，还是颇有商榷余地的。

其实，萨空了撰文时已经耳闻《小孩月报》等的存在，可依旧推《点石斋画报》为“中国画报之始祖”。

理由是，“惟此等画报（指《小孩月报》--引者注）流行似不如《点石斋画报》为广，迄今日已不易觅得，故不为人所知，而使《点石斋画报》得膺中国画报始祖之荣名”。

既是追根溯源，就应该以时间先后为第一要素，而不该考虑其是否流行。

萨君的辩解，用心良苦，可有悖考据学的基本原则，故很难被历史学家所接受。

倒是另外一个同样对版本学有特殊兴趣的学者阿英的意见，值得认真关注。

在《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中，阿英承认《小孩月报》等创刊在先，可对其“是否能称为中国最早的画报”则表示怀疑：因为《小孩月报》，实系一种文字刊物，附加插图，目之为画报，是不大适当的。

《瀛寰画报》内容，也只是些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纪载，缺乏新闻性。

……无论其为《小孩月报》，为《画图新报》，为《瀛寰画报》，其图皆出自西人手，制图亦皆用镂版。

以是否具备新闻性以及采用何种制图工艺作为判别标准，阿英此说大有见地。

可惜话音刚落，作者又赶紧后退，称此乃“第一时期的画报”。

将采用“西法石印”、“以时事画为主”的《点石斋画报》，放在“第二时期的画报”来论述，关键不在于评价高低，而是模糊了“画报”的性质--只讲“图文并茂”，而相对忽略了其从属于近代报刊这一特性。

在我看来，所谓“画报”，首先应该是“报”，而后才是有“画”的“报”。

也就是说，新闻性应是第一位的。

否则，单讲“图文并茂”，中国人早有成功的先例，不待西学大潮的催促与带动。

也正是从“新闻性”角度，才能理解为何石印术的引进，对于中国画报之崛起，是如此的“生死攸关”。

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主编的《小孩月报》，1875年在上海创刊，内容包括诗歌、故事、博物、科学知识等，插图用黄杨木刻，印刷精良。

上海圣教会编的《画图新报》，1880年创刊于上海，内容着重介绍西方文明及科学知识，所用图像大都为英、美教会早年用过的陈版，近乎“废物利用”。

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于其基本上没有时间性，也不涉及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杂志”，但并非“新闻”。

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出版于1877年的《瀛寰画报》。

后者乃《申报》所推介与销售，故常有人将其作为《申报》馆主编，甚至称：“说《瀛寰画报》是《点石斋画报》的前身，也未尝不可以吧。

”《瀛寰画报》倒是在景物之外，有些许时事介绍，可惜用的不是中国人的眼睛。

不妨先看看《申报馆书目》中对此画报的介绍：《瀛寰画报》一卷：是图为英国名画师所绘，而缕馨仙史志之。

计共九幅，一为英古宫温色加士之图，规模壮丽，墓址崇闳，恍亲其境；二为英国太子游历火船名哦士辨之图，画舫掠波，锦帆耀目，如在目前；三为日本新更冠服之图；四为日本女士乘车游览之图，人物丰昌，神情逼肖，仿佛李龙眠之白描高手也；五为印度秘加普王古陵之图，与第一幅同为考古之助；六为英国时新装束之图，钏环襟袖，簇簇生新；七为印度所造不用铁条之火车图；八为火车行山洞中之图，巧夺天工，神游地轴；另为中国天坛大祭之图，衣冠肃穆，典丽矞皇，此纸篇幅较大，不能订入，故附售焉。

阅之者于列邦之风土人情，恍若与接，为构不仅如宗少文之作卧游计也。

计每卷一本，价洋一角。

《申报》馆强调的，一是风土与时尚，二是游历与考古，三是“神情逼肖”的绘画技巧。

至于中国人的生存处境或时事政治，则未见丝毫踪影。

这也难怪，本来就是道地的“外国货”，只不过“引进”时让蔡尔康翻译了文字说明。

硬要把它当“中国画报”看待，自是感觉扞格。

若干年后，《点石斋画报》创刊并大获成功，于是有了见所见斋的《阅画报书后》，将其与此前惨败的《瀛寰画报》相比照：画报之行，欧洲各国皆有之。

曩年尊闻阁曾取而译之，印售于人。

其卷中有纪英太子游历印度诸事，与五印度各部风尚礼制之异同，极详且备。

乃印不数卷，而问者寥寥，方慨人情之迂拘，将终古而不能化。

而孰意今之画报出，尽旬日之期，而购阅者无虑数千万卷也。

噫，是殆风气之转移，其权固不自人操之，抑前之仿印者为西国画法，而今之画则不越乎中国古名家之遗，见所习见与见所未见，固有不同焉者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及《瀛寰画报》，不说《申报》馆主编，而称“尊闻阁取而译之”。

这一说法，恰好与1879年11月10日《申报》上刊出的“《瀛寰画报》第二次来华发卖”的启事相一致。

后者称：在英出版之《瀛寰画报》，于今年四月间邮寄上海申报馆代销之英国画八幅，共一万多张，现已售去甚多。

兹又续画八幅，仍托申报馆发售。

将此启事与《申报馆书目》相对照，马上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第一卷《瀛寰画报》中的第九幅“中国天坛大祭之图”并非原有，乃《申报》馆为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临时加上的，这就难怪“此纸篇幅较大，不能订入”，故只好“附售焉”。

“见所见斋”何许人也，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此君与《申报》以及《点石斋画报》的创办者美查十分熟稔，也了解其办刊思路。

甚至其从画法之中西来分辨画报之成功与否，也是从“尊闻阁主人”美查（ErnestMajor）为《点石斋画报》所撰“缘启”中得到灵感的。

在《点石斋画报》创刊号上，尊闻阁主人感叹盛行于泰西的画报竟无法在中国立足，自称经过一番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仆尝揣知其故，大抵泰西之画不与中国同。

……要之，西画以能肖为上，中画以能工为贵。

肖者真，工者不必真也。

既不皆真，则记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不能说美查的说法毫无道理，从审美趣味出发，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绘画对于写实的相对忽略。

而这，无疑不利于其与新闻业的结盟。

可单是这么理解还远远不够，《瀛寰画报》之不被中国人接纳，与其说是画法，不如说是题材。

其时的中国人，普遍还不习惯于放眼看世界，不可能对“远在天边”的印度或英国的某处景观产生强烈而且持久的兴趣。

偶尔卖画片还可以，办画报则绝对不行。

倘若不能长久吸引本地读者的目光，无论办报办刊，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敏感的美查，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同在此“缘启”中，除了中画西画的技法比较，还有一段话，更能体现其办刊策略：近以法越构衅，中朝决意用兵，敌忾之忱，薄海同具。

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

于以知风气使然，不仅新闻，即画报亦从此可类推矣。

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

月出三次，次凡八帧。

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

为满足民众了解战事的兴趣而创办的《点石斋画报》，配合新闻，注重时事，图文之间互相诠释，方才是其最大特色以及成功的秘诀。

当然，也有风土人情、琐事逸闻、幻想故事等，但对于“时事”的强烈关注，始终是“画报”有别于一般“图册”的地方。

与新闻结盟，使得画报的“时间意识”非常突出，文字中因而常见“本月”、“上月”字样。

而以《力攻北宁》开篇，也很能表明编者与作者的兴奋点所在。

1889年尊闻阁主人离沪归国，后继者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点石斋画报》依旧保持关注时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