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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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四川省成都外国语学校2015届高三11月月考历史试题

四川省成都外国语学校2015届高三11月月考历史试题第Ⅰ卷（选择题（共48分）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48分。

在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1、根据甲骨文以及中国史籍记载的推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

最早的一批姓氏包括姬、姜、嬴、妫等。

这些姓氏出现的主要原因是A．封建礼制对女性的尊重 B．受西周宗法制的影响C．政治上分封制的实施 D．血缘关系最初以母系确定2、“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杜甫《夔州歌》）作为史料，该诗可用于研究古代四川①水路交通运输②魏晋商品经济③唐诗宋词盛况④地域文化特色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3、明朝后期开始，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先后华，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这表明当时A．“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客观并存 B．传教士为中国的自然科学注入新的生机C．儒家经典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武器 D．“相互的启蒙”推动中西文明转型进步4、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化出现“离心现象”——在其它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愈高，也愈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在中国，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A．小农经济的发展 B．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C．工商业市镇大量兴起 D．新航路开辟5、古代中国，人口多少往往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该表可以说明历代长江流域人口密度比较表（人/平方公里）——根据侯家驹《中国古代经济史》等改编A．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B．长江流域的发展是先西部后东部C．明朝时期我国经济全面衰落 D．我国政治重心南移的过程6、有人为悼念一位近代知名人物写了一幅挽联：“幕府封疆，书生侯伯，孝廉宰辅，疏逖枢机，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魂魄常依帝左右；湖湘巾扇，闽浙楼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壮圣主威灵于九万里，声光远烁海东西。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

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

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

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歎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

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据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蓋僞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僞材料，若逕認爲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産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僞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爲一真材料矣。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作者：王彦成来源：《中学历史教学》2022年第04期项目化学习是基于素养落地的教学实践。

主张实现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向以探究学习为中心的课堂的转变。

旨在通过核心问题驱动引领学生的思维路径，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分解、互助学习，增加团队合作意识，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使学习活动走向研究型、合作型、自觉型、主动型。

[1]其中问题驱动教学的理念，合作沟通、探究交流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多维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技能的全方位锻炼，既能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满足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可以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基于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入项目化学习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项目化学习可将教学过程安排为项目设置、情景营造、过程评价、成果展示四个阶段，这要求教师整体把握和设计教学环节，具有大局观念和细节意识。

但是，如何在高中课堂教学中合理安排和科学使用项目化学习，还要充分考虑到学科特点和高中学习阶段性任务的要求，将人的终身培养目标和阶段培养任务有机衔接，实现教育手段和效果的最优化。

本文将结合高中历史学科的特点，就课堂教学中有效推进项目化学习提出一些思索性想法。

一、项目设置的选择性与目的性学生参与是项目化学习推进的关键，问题驱动是指引学生参与的前提，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整合是科学的设计驱动型问题的保障。

因此，项目设置既要充分考虑高中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质;也要充分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学时要求，与学科教学有效衔接，通过指引学生的探究实践，落实知识目标，达到学科素养要求。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辽宋夏金元的文化”一课为例，如果简单将项目设置等到于导学案的知识梳理，涵盖教材中的所有内容，则既浪费了教学时间，忽略了主次;又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生的认知思维。

我们可以将本课内容分成两个层级：理论級和现象级;再合二为一，汇聚成课题中的文化一词，对文化进行解读和认知。

中国文化概论考试

一、学习中国文化概论的方法（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既要注重文献资料，又要注重理论方法。

没有理论指导的文献，是零散的文献；没有文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课余时间，既要注重阅读原典，也要注重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及史学史的阅读。

（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二、再以鲁迅先生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为例，了解批判继承的重要性。

《四库全书》的编纂，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清廷的刻意篡改，版本较差。

而且，清政府借助纂修《四库全书》，销毁了大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献。

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论及：“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

全毁，抽毁，剜[wān]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册，P188）另外，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还谈到：“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全集》第六册P191）注释：清代文献学家陆心源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注：书帕本是明代官样例行礼品，多数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三、几本较有价值的参考书目：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2、《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4、《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2001年版；5、《史记》，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简体横排本。

2020年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高级中学高三历史月考试题含解析

2020年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高级中学高三历史月考试题含解析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60分）1.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19世纪后期欧洲传教士都来华传教，前者与后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A．将传教与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相结合B．将传教与西方的宗教人侵相结合C．将传教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相结合D．将西方的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宗教相结合参考答案：A2. 古代中国人对牛有着特殊情感，杨柳青年画等民间风情画多以牛为题材，民间有“牛郎织女”“太上老君骑牛入函谷关”等传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是A.君主专制中央集权B.佛教的广泛传播C.封建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D.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参考答案：D材料内容中并没有涉及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问题，A错误；材料没有体现佛教的传播问题，B错误；C和材料信息不符。

民间有“牛郎织女”“太上老君骑牛入函谷关”等传说说明小农经济占据主导，故答案选择D项。

3. 20世纪30年代，美国某法令规定：“兹宣布，国会的政策是……促使各同业团体之间的合作行动，以提供普遍福利；要在适当的政府制裁和监督下，引导如维护劳资双方的联合行动；要淘汰不公平的竞争惯例……”该法令()A. 保证了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B. 在政府干预下调整了企业和劳资关系C. 保证了公民能够享受到普遍的社会福利D.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稳定社会秩序参考答案：B略4. 马克思这样评论近代德国的政体：“一个以议会形式装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而有人这样评论近代英国的政体：“革命前是国王的议会，革命后是议会的国王。

”从以上材料中可看出近代德、英两国在政体上的最大不同是（）A．国家元首的名称不同 B．政府首脑的权限不同C．议会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不同 D．议会组织结构不同参考答案：C5. “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的责任是裁决涉及宪法解释问题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

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

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

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

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

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摩登”。

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然而，同时代张天翼小说《从空虚到充实》（《荆野先生》）里的人物则以为，modern应该译作“矛盾”。

信然！胡的“知己”（我取“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胡为蒋效死这个意思）蒋介石称颂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正好说明了他人格上的modern(矛盾)。

20世纪90年代在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则有原教旨的自由主义。

在这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谱系里，通常被中国的自由主义奉为祖宗的胡适也是旁逸斜出，而非正宗了，因此只能重新从哈耶克出发，接上亚当·斯密的秘宗香火。

我偶然翻阅《鲁迅全集》，有一篇厨川百村的《说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与当今原教旨主义的诠释略有不同。

然而，一则译者是鲁迅，二则作者非英美人，因此他“与其完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倒不如编纂自由主义的历史，要有效得多”的观点，我知道是作不得数的。

同情之理解

同情之理解
陈寅恪“理解之同情”一说来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
史上册审查报告》。

同情之理解并非真正的理解，而是因为同情才表现出一种理解的态度，给人感觉比较敷衍；而理解之同情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一种悲
悯之情，这样的情感显得更为真诚、感人。

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
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

扩展资料
《金明馆丛稿二编》内容包括《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
氏族问题》、《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李唐氏族之推测》等63
篇文章。

作品目录：
1、论李栖筠自赵徒卫事
2、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
3、以杜
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4、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5、元白诗中俸料钱问
题6、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7、魏志司马芝传跋8、逍遥向郭义及支遁义
探源9、元代汉人译名考10、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

贺麟对“盖棺论定”学术伦理的更新

贺麟对“盖棺论定”学术伦理的更新作者：朱培源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18期摘要：贺麟基于理性、真诚、果敢的“著述家品格”，对传统的“盖棺论定”说进行了系统的质疑和批判，不仅表达了学术伦理更新的愿望，而且在实践上写就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这一传世行远的专著。

他认为“盖棺论定”这种态度不利于形成持中、平正、合理的治学途径，贬损“著述家”品格，容易走入狭隘偏执，大大妨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进步。

他主张“自报家门”，他深知“写今人”的困难所在：主要集矢于作品的“客观性”问题，他不主张消极的“罪罚由人”，积极地主张学者们“自报家门”，自我剖析。

“祛魅”后的“盖棺论定”仍有其学问的规范效用，但已从绝对的律令下降为相对的准则。

“自报家门”则构成了书写现代学术史的一项题中之义。

关键词：贺麟;盖棺论定;伦理更新;著述品格;自报家门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8-0136-04在中国传统学术规范里，“盖棺论定”是公开地著文作史和知人论世所普遍谨守的伦理法度之一。

近代以降，经过贺麟（1902—1992）等学人的革新，“盖棺论定”的学术伦理，从绝对的律令降为相对的标准，新的学术规程和图景也因此得以催生绽发。

一、“盖棺论定”在“西学东渐”浪潮中动摇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大体上历经了三次重大浪潮。

1922年，梁启超（1873—1929）应“申报馆”之邀，作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将鸦片战争尤其是洋务运动以迄，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路历程总结为逐次演进的三个时期：器物（鸦片战争）、制度（甲午战争）、文化（新文化运动）[1]。

这个观点的影响很大，为后世提供了认识和划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是年春，梁启超在青年贺麟正就读的清华学校讲学[2]。

贺麟不仅得于亲炙，并且于次年，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发表了2篇分别关于戴震和焦循的学术论文[3]。

可以想见，贺麟对于梁启超这位老师和学术引路人的“三期”论是熟悉的。

本期伴读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

本期伴读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作者：姚树义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2年第16期名校看过来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于1963年创办的全国首批外国语学校之一。

学校倡导“求实、奋进、博学、谦逊”的校风和“严、新、细、活”的教风，立足于培养“有外语特长、文理兼通、综合能力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南京外国语学校已为国家输送了二百多位优秀的外交骨干人才。

其中有七位校友出任驻外大使，八位校友担任参赞，先后有几十人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

也有相当数量的校友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

姚树义，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教师，将他在作文备考方面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全国的考生们。

这一季，姚老师伴你高考行……方向指引写人记事，“了解之同情”现在的高考作文试题基本上是不限制文体的。

许多考生在“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的范围里首选议论文，因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复习训练，考生心中已经有了若干议论文模板，按照模板写，即使分数不会太高起码也是中等。

但是，这容易导致出现千文一面的局面，也背离了作文考查的宗旨。

其实，按照新课标和考试说明的要求，记叙文更能够体现学生的真实思想和情感，更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化文采。

现实情况是，每年的高考优秀作文中写人记事类的记叙文或者散文并不多见。

主要问题是写人空洞苍白不鲜活，读者看不到活生生的“这一个”，记事如流水账，简单表达一些虚假的感悟。

因此，最有可能表达真情实感的文体反而最让学生畏惧。

温儒敏教授对学生议论文的写作有一个观点，文笔好不是目标，思维是第一位的。

我们化用一下他的表达，对于记叙文，文笔技巧不是目标，内容和情感是最重要的。

怎样写出内容真实感情真挚的文章？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给了我很大启发。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这和我们学生写作文类似，我们写人记事，并非简单地把事件记叙完整、把人的基本情况告诉读者，而是通过文字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思想，这里有两个要素：一是人物事件，二是情感思想。

0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四川省绵阳市2021届高三历史第一次诊断试题(1)

四川省绵阳市2021届高三历史第一次诊断试题文科综合考试时刻共150分钟，总分值300分。

政治、历史、地理各100分。

历史试题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

第Ⅰ卷5至7页，第Ⅱ卷7至8页，共4页。

考生作答时，须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

考试终止后，将答题卡交回。

第I卷（选择题，共48分）注意事项：必需利用2B铅笔将答案标号填涂在答题卡对应题目标号的位置上。

第Ⅰ卷共12题，每题4分。

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为哪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材料所述现象，对后世阻碍最深远的是A. 稳固了西周的政治秩序B. 形成了家国一体的观念C. 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成立D. 导致了诸侯争霸的局面2. 在历史进展进程中，人类社会慢慢辞别“小国寡民”时期，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

以下各项中，与“小国寡民”相关的是①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②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③雅典民主的重要条件④罗马法公正至上观念A.①②B. ②③C. ①③D. ③④3. 秦统一巴蜀后，“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辄徙其豪侠于蜀”。

这一方法①充实巴蜀人口，增强蜀地操纵②减弱六国势力，巩固秦朝统一③增进蜀地开发，推动民族融合④强化皇权专制，实现社会流动A. ①②③B. ①②④C. ②③④D. ①②③④4. 《耕织图·耕图》为南宋作品，为历代帝王推崇和嘉许。

清康熙帝命画家从头绘制了该作品（右图），也真实地反映了清朝生产方式。

对该作品的正确解读是A. 铁犁牛耕耕耘方式开始流行B. 牛耕慢慢普及到了五湖四海C. 推动中国新的生产关系显现D. 农耕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展5. 有学者以为，隋唐科举制度比起以前的选官制度无疑是革命性的创新和进步。

这一评判主若是基于科举制度A. 以官举士，择优选拔B. 公布考试，平等竞争C. 冲破家世，道德惟上D. 自由报名，唯才是举6.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常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

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

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请了陈寅恪和金岳霖两位教授对这本书稿进行了评审。

陈寅恪写了两篇审查报告，一篇是1930年写的，一篇是1933年写的。

在审查报告里，陈寅恪表达了非常多的意见，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预测。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是胡适写的，但是胡适写得很简略。

所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书籍，应该首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在西方接受的教育，用西方的理论、做法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做了调理，而写成此书。

陈寅恪先生在他写的审查报告里强调了所谓的“理解之同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极尽表扬之意，认为这本书非常好，贡献也很大。

但实际上也暗含了批评之意，而且批评得非常厉害，只是当时大家都没读出来而已。

现在我们再仔细读时才发现，陈先生的评价里好像不全是赞扬的话，他说这本书取材严谨、持论精确、很有贡献等，但是后面又说了几句：“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这实际上是批评的话，他说冯友兰拿西方的理论来讲中国的思想，把它调理得越整齐，越清楚，离真相就越远。

所以陈寅恪先生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有微词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他的精神。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词叫“理解之同情”，当然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德语的一个词，就是你在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件事的时候，要有同情心，设想你处在同样的情境，这样才符合真相。

所以他的“理解之同情”实际上是批评了冯友兰的做法，而且他在调查报告的最后，也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归于歇绝者。

“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

“重访’与"重读”：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扩充与收缩就学科属性而言，史学攸关于以怎样的方式讲述“过去”，故此，每一代或许都在思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问题。

步入近代以后，史学受“西学”“东学”的影响成长为近代学科，不仅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书写样式较之过去大异其趣，还发生了新名词入史。

此亦意味着，当下对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反思，有必要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较为长程的时段，尤其是史学作为分科知识成长的历程中加以考量。

由此，则不仅问题之缘起便于把握，同时也能更好说明何以需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意义何在，困难何在。

解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扩充”与“收缩”之途，大致能回应上述问题。

近些年来，不只是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皆不断在泛起“重写”的声音。

当“重写”已经构成话题，则“重访”与“重读”亦成为题中之义。

通过这样一番“重访”与“重读”，或许才能明晰曾经走过的路，并且据此寻找新的出发点。

思想史在中国有其特殊性，通常被归于“专门史”这一方向，辨析其学科体系，并不容易。

结合“专史”成长的背景加以“重访”，也颇有必要。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树立起“新史学”的旗帜，予其信心的是史学之外的“他学”,他确信借助于这些分科知识，有望找到清理中国古代资源的办法。

章太炎此一时期对《中国通史》的思考，同样认为“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二不只是“他学”有裨于“史学”，二者之结合也可产生“他学”之“史”——“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二围绕各学科进行“专史”书写，构成拓展“历史之范围”的基本方向，并与“通史”或“普通史”形成对照。

1905年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就依照各学科规划出十多种“专史”。

到1920年代，梁启超围绕“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则将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归为“专门史”。

胡适对“整理国故”的阐述，也落实于“专史二不过，后来形成的“专史”，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学科史”，一种则是对应于“通史”之“专门史”。

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

张旭东：陈寅恪先生所谓“瞭解之同情”2010-07-25 21:33:35来自: 辩无胜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有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其中“瞭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亦引起讨论，至今不曾停歇。

在陈寅恪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就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文字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词句，谓之“换骨”；词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

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

2008年冬，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瞭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先生认为：“瞭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瞭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瞭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瞭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

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可知“瞭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

而两次提到“瞭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

算是“夺胎”。

陈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侮食自矜”四字颇不易解。

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云：“侮食来王，左言入侍。

”《文选注》给这句下注解说：“《汉书·匈奴传》曰：…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

也谈“了解之同情”

也谈“了解之同情”作者：张旭东来源：《读书》2010年第08期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著述所写的几篇序文,有雅然不尽之致。

我曾比较集中地介绍过这十四篇序(《读书》二○○九年第六期《陈寅恪的序文》)。

而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作的两篇《审查报告》并没有算进去,虽然它们后来也缀于书尾作为后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称《上册审查报告》)原载一九三一年三月《学衡》第七十四期,距今已经七十年,但关于它的讨论并未停歇。

原文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

前年(二○○八)冬天,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在此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就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文字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辞句,谓之“换骨”;辞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

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

“了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

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可知“了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

而两次提到“了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

复旦大学徐冲、仇鹿鸣：《中国古代史》课程参考文献（修订增补版）

复旦大学徐冲、仇鹿鸣：《中国古代史》课程参考文献（修订增补版）复旦大学徐冲老师先秦~东晋一、引论1、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3、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作品集·I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4、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5、谷川道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总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二、文明、民族与国家1、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宫崎市定《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收入氏著《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3、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2003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三、周克商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1-1，1928年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3、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5、李峰《西周的政体》，三联书店，20106、王明柯《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收入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四、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1、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收入氏著《求古编》，商务印书馆，20142、王明柯《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收入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阎步克《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收入氏著《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5、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6、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97、宫崎市定《中國聚落形態的變遷——關於邑、國、鄉、亭、村的考察》，收入氏著《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总论：中国古代聚落的发展》、《第二章：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増淵隆夫《先秦时代的山林薮泽及秦的公田》，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0、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第二章《天下的领域结构——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中心》，中华书局，2008五、始皇帝1、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2、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3、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四章《文吏政治与秦帝国的兴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西嶋定生《秦漢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一篇第二章《皇帝支配の成立》，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7、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氏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8、卜德《秦国和秦帝国》，载于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鶴間和幸《秦帝國の形成と地域》，汲古書院，2013六、汉的成立1、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2、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3、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4、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的涉马诸令研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5、西嶋定生《秦漢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增渊龍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7、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9，20088、阿部幸信《汉初天下秩序考论》，收入《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