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军事近代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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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军事近代化之比较

宫玉振

19世纪60年代,面对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和日本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了各自的军事近代化运动。但是,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结局却大为不同。日本迅速赶上了西方列强,成为军事强国,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却陷入停滞状态。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成果一次实际的检验,战争中日本获得胜利,而中国一败涂地,这是为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军事近代化的对比考察,揭示其症结所在。

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环境是相似的:

第一,两国的军事近代化,都是在东西方的军事较量中被迫起步的。在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一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西军事的两次正面对抗。西方列强近代化的坚船利炮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封建帝国所能动员起来的军事力量,战争的惨败导致了民族危机的加深,同时也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军事文明的价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首先揭示出军事近代化的命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亲身体验到近代枪炮威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①,“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的主张②,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了以“自强”为旗帜的军事近代化运动。在日本,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俄、法、美等国的战舰亦多次叩关,日本的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震动,高岛秋帆等人上书长崎奉行,要求采用西方人炮充实防务。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率领四条“黑船”组成的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这一事件又一次震惊了日本朝野,军事上的巨大反差迫使幕府撤销了200多年前颁布的“禁止制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井开始向荷兰购买军舰,部分强藩也开始制造西式武器,1863年英国舰队炮轰萨摩藩的中心鹿儿岛,1864年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又炮轰长州藩的下关。直接的较量使日本的维新人士进一步认识到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威力。1868年“王政复古”之后,日本的明治政府以“强兵”为宗旨,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近代化运动。

第二,两国的军事近代化都缺乏工业革命的支撑。从本质上来说,军事近代化是工业近代化的产物。19世纪以来,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力标志的工业革命成果不断应用于军事领

域,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因此,19世纪西方的军事近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力先导,井以工业革命力支撑的。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两国,经济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还很薄弱,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更无从谈起。与这种传统的经济形态和水平相适应,同时期的中日两国在军事上都处于以冷兵器为主体、以旧式人器为补充的发展阶段上。这是两国军事近代化启动阶段共同面临的国内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如果说西方的军事近代化是自身近代工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内源型的军事近代化,那么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则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近代化,它是在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到世界军事近代化的大潮中的。因而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始终是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文明”这一主题纠缠在一起的。能否在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传统军事体系的转换,是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正是在传统军事体系的近代转换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体现在军事体系中的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诸多方面。

从军事制度上看,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制度的近代化;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重心则局限在武器装备上,军事制度的变革十分有限。

王政复古之后,幕府留给明治政府的军事遗产,是混乱的军制和带有割据色彩、以武士力主体的封建藩军。为了创建一支新政权直接控制下的近代军队,明治政府把军事制度的改革放在了首位。1870年,明治政府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军制,海军采取英国式军制,从而揭开了日本军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大致说来,日本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确立近代兵役制度,建立近代常备军。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宣布废除封建武士当兵的特权,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度。将陆军分为常备军、预备军、国民军三种,1879年、1883年、1889年,又三次修改征兵令,进一步完善了义务兵役制度,确立了现役(3年)、预备役(4年)、后备役(5年)相结合的近代兵役制度,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近代动员体制。

②谋求军队编制的近代化,以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1871年,明治政府将日本全国划分为4个军管区,设立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处镇台。1873年又扩大为6个军管区,镇台6处。每个管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乓、炮兵、工兵、辎重兵5个兵种,进行明确的兵种区分,

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1888年,又废除镇台,仿照德国军队编制设置师团,以师团为战略单位,每一师团下设两个步兵旅团(每一旅团由两个步兵联队组成)、一个骑兵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辎重大队。一个炮兵联队。这种建立在近代军事科学基础之上的编制,直到20世纪初年,仍是世界最先进的军队编制模式之一。

③建立近代统字体制。近代统字体制的核心,是设立适应近代战争组织指挥需要的参谋本部。1871年明治政府实行兵部省官制改革,设置参谋局作为乓部省的“省内别局”,专门享管军令,这是日本军队军令机关独立的萌芽。1878年明治政府模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作为军令机关和军令执行机关。军政、军令的分立首先在陆军系统中完成,到1893年海军军令部也从参谋本部中独立出来,从而确立了军队近代统率体制。

近代化的兵役制度,近代化的编制体制,近代化的统率体制,使日本的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了全面的进步。

与日本相比,同时期的中国军制,却有着明显的反差。1864年,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运动起步

不久,近代化的实际主持者李鸿章就十分自信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军事近代化的重心就落在了武器装备的层面上,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武器装备的变化,必然带来军队编制体制相应的变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恰恰发韧于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最初全仿湘军营制,随着洋枪的引进,淮军中首先出现了洋枪队的编制。到1863年,淮军又开始组建专门的开花炮营,进一步突破了湘军的营制,这也是近代炮乒作为独立的兵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军队中。1871年,淮军装备了德国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后,又模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炮队19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淮军在编制上的近代化水平。

“淮军改制”对于晚清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湘军“又更效之”,在编制上做了一定调整,后来的各省练军在军制上也都以淮军为蓝本,并且也都没有超出淮军的水平。然而,所谓的“淮军政制”,其近代化的程度本身就是很低的。改制后的淮军、湘军和练军,从军制上来讲,仍然属于传统军队的范畴。与日本相比,这种军制的落后性是明显的:

①兵役制度陈腐。练军实行的是世兵制,早已腐朽不堪。即使是湘军、淮军,也是一种封建的募兵制度。这种制度下,士兵受雇而来,缺乏义务意识和荣誉感,缺乏爱国精神和民族观念,战斗意志

相对薄弱。同时,由于缺乏日本那样的常备军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平时困于兵多耗饱,战时却又兵力不敷,只得临时募兵,稍加训练即送上战场,根本形下成战斗力。

②军队编制落后。淮军沿袭湘军,练军模仿湘、淮,都是以营为最高建制单位,营以上无固定编制。这种编制是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的产物,淮军对此虽作了一些变通,但仍然无法充分发挥近代火器的效力,也无法向多兵种合成军队方向发展,其作战能力远远低于同时期日本的师团制军队。

③指挥体制混乱。清末的军事近代化,基本上没有触及统率体制的变革,兵部仍然是一个文职机关,仅掌兵政,军机大臣多不知兵,战时难以胜任全局的指挥,实际的军权又早已下移到各省督抚手中,各省军队各分畛域,“直如散钱满地”,战术协同都难以做到,统一的战略、战役指挥就更无从谈起。这与日本的师团制层层节制、上下一贯、指挥关系十分明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甲午战争之前的军事制度,实际已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瓶颈。军事制度近代化的滞后,不但使近代武器装备的效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还制约着中国军事近代化无法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展开。可以说,中日军事制度近代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军事近代化不同结局的关键因素。

从军事教育的层面上看,日本通过建立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系,确立了新型军官群体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近代军事教育则带有明显的体制性缺陷。

从一定意义上讲,军事人才的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系。明治政府在日本军事近代化运动刚刚开始时,便敏感地认识到这一点,下令“虽有意文武井举,但决定首先开办军校”④,以创办近代军事教育为军事近代化之张本。1868年,明治政府在京都设立“兵学校”,这是日本近代陆军教育之嚆矢。 1869年,明治政府恢复幕府时的“海军操练所”,次年改为海军兵学寮,这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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