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东之死》看罗伯斯庇尔

从《丹东之死》看罗伯斯庇尔

作者：夏天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9期

摘要罗伯斯庇尔的思想看似是极大的尊重了人民民主和自由,殊不知反而造成了专政,造成了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做了误读,一度造成了恐怖统治。

关键词卢梭罗伯斯庇尔丹东之死社会契约论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238-02

一、罗伯斯庇尔生平

罗伯斯庇尔出生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阿拉斯,6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随后离家出走。可以说,罗伯斯庇尔的童年对他的性格塑造画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期评论家评价罗伯斯庇尔自我主义,疑心病重,孤僻,但同时这段坎坷的童年也让他早早的独立并且勤勉刻苦。

青年时代的罗伯斯庇尔依靠自己优异的成绩就读于巴黎大学,并获得法律硕士学位。

1789 年,在法国空前的社会政治危机中,31 岁的罗伯斯庇尔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但并未发言反对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并举行罢工的法案。虽然他的提议很少被采纳,但迅速为他在全国赢得了极高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称号。也为他将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埋下了铺垫。

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早在他于巴黎求学期间,就深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伯斯庇尔将政府权力视为侵害人权可能的最大敌人,极力主张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他认为社会灾难从来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政府;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起义就成为人民最神圣的义务。从此可以看出,这点是对卢梭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罗伯斯庇尔在登上政治舞台时提出的那些提案,也多是宣扬民主和人民主权说的。

但在罗伯斯庇尔真正执政期间,他的行动却没能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而是通过民主自由的口号进行变相的独裁恐怖专政,这也导致最后的热月政变,断头台前,罗伯斯庇尔的时代终于被划上句号。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而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庇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二、丹东之死

作者毕希纳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丹东之死》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见解。剧本以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之间的争斗为背景,写丹东反对雅各宾党人,用激进的专政方法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最终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而罗伯斯庇尔虽在道德上是正直的,但执行恐怖政策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最后只能陷于孤立。丹东的失败,在于他反对暴力革命;罗伯斯庇尔的灭亡则因为未能解决“面包问题”。

三、从丹东之死而来的反思

在《丹东之死》里菲利波曾说过“咱们简直像是初生的婴儿,浑身血污,把棺材当做摇篮,拿人头当玩具,这种情况要继续多久啊?我们一定要像前走一步:特赦委员会一定得成立,被罢黜的代表一定得复职!”

纵观整个《丹东之死》,都通过丹东和他朋友的眼睛嘴巴,在试图传达这样一个声音“革命是否已经到了应该重整旗鼓的时候,是否该让革命止步,让真正的共和国开始。而所谓公意公意,那又是一个什么东西,真的人民就代表了法律么”。

丹东从妓女的身上看出各个人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开始深刻反思每个人是否都必须有做人的尊严,是否都必须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一个人明智也好,愚痴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有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也都不干国家的事。我们大家都是在不同背景里长大的,意见的分歧本来就是正常,不应当强行把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观念安置到别人身上。就像不能做出一套能贴合每个人身材的统一型号的服装一样。妓女玛丽靠自己的方式谋取生活,也并不觉得这样的方式不能忍受,甚至觉得还能从中得到快感。然而人民的公意反对这样的“无耻”的道德观,就像反对那些“流于腐败的贵族”一样,但是当妓女玛丽的行为没有妨碍别人享受的权利时她为什么要受到桎梏受到制裁呢?

丹东开始反思,“我临别时向你们预言一下,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造好,炉火烧的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头烫焦的。”于是终于还是触怒了罗伯斯庇尔,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基于公意,基于人民的一致同意,基于这所谓的法律。

其中一段对方令我印象深刻。

“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

“谁能念书识字,就打死谁。”

“谁想溜走,就打死谁。”

“你们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尊重法律就是不再有任何法律,我们就是要把他打死。”

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思想,承继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理念。从《丹东之死》里可见一斑。

可惜他还是误读了卢梭的思想,而把它极端化到了民主的暴政,民主的恐怖政策的地步,远非卢梭本身提倡的人民民主,人民主权下的契约自由。罗伯斯庇尔极端化了自由的概念,让人民的绝对自由高于一切,于是反而进入了另一种误区。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卢梭一直是反对君主专制,妄图建立一个道德者的理想国家的,希望通过道德者的努力建立起一个政治理想的共和国,同时宣扬民主自由,宣扬君主是通过人民的统一公意产生的,所以所有权利都来自于人民,当人民不满意这个君主的时候,契约破裂,自然可以通过再一次的合意选举出新的君主,以此来制约专制和暴政。

而罗伯斯庇尔的思想看似是极大的尊重了人民民主和自由,殊不知反而造成了专政,造成了恐怖政策。他认为道德败坏是贵族阶级生而具有的罪恶,在一个共和国里它不仅是道德上的犯罪,也是政治上的犯罪,道德败坏的人是自由的政治性敌人,这样的人表面上对自由所作的贡献越大,他们对自由的危险也就越严重。直接夸大了卢梭的道德理想国理念。有不同的声音就要抹杀掉,这个世界只能有一个主流价值观,其余的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需要被铲除的,于是抹杀了人民思想的自由性,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冠以违背“公意”的帽子而剪除异己,从而事实上成了一种绝对的“人治”,一种披着“人民民主,人民意志就是法律”的专政。

按照罗伯斯庇尔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公众的决议能够让所有人服从主权者的决定,然而却不能以相反的理由责成主权者约束其自身;“因此,主权者若是以一种为他自己所不得违背的法律约束自己,那便是违反政治共同体的本性了。”既然只能就惟一的同一种关系来考虑自己,所以就每个个人而论也就是在与自身订约;由此可见,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根本法律是可以约束人民共同体的”,主权者是超乎法律的存在,于是便更容易陷入悖论更容易造成“民主的暴政”。

而因为主权者的存在就是基于契约的神圣性,对于公意卢梭是这样论述的,公意就是共同意志,由于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生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