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庸小说中的情

浅谈金庸小说中的情

[摘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单看这十四个字,已是绝美的两句诗。有文有武,有情有义,这就是金庸先生根据其作品书名的第一个字编成的。通读这十几部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品中字里行间透出的浓浓的“情”字。本论文重点论述的正是关于金庸小说的情。笔者分别从“情”与金庸的价值观、金庸小说中的民族感情、金庸小说中的男女之爱、金庸小说中的兄弟朋友之情四个方面就金庸小说中的情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分别借作品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 世俗价值情和义成长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看到这幅对联,金庸迷们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幅对联是金庸先生根据其作品(《越女剑》外)书名的第一个字编成的。

在谈金庸先生小说中的情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金庸先生。金庸,生于1924年,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出身世家大族书香门第。1959年在港创办的《明报》逐渐成为香港有名的大报,明报事业集团也成了香港有名的文化企业。金庸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的作品,除了武侠小说被称为文化奇迹外,还以《明报》社评著名。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世界的“盟主”,他的武侠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影响,无出其右者。有人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持续了15年,共写了15部小说。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等人都是“金庸迷”。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

一、“情”与金庸的价值观

成功的小说,必然反映某些矛盾。没有矛盾冲突便难有情节发展,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与家庭、社会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个人内心的挣扎、取舍种种矛盾冲突,不然情节容易变得平板,小说也缺乏刺激与吸引读者的力量了。

金庸小说的成功,正因为他能把种种矛盾冲突发挥的淋漓尽致。尽管人物、情节变幻万千,金庸小说所表现的基本价值范畴是不变的。这套价值观可分成三个层次,就是世俗的价值、情和义。

金庸小说刻画的矛盾冲突,有这套价值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冲突:例如,世俗之见与爱情之间的冲突、情与义之间的冲突;也有每个价值层次之内的冲突,例如,

在两个爱自己的少女之中做出取舍,或者两种不同的责任之间做出抉择。一般来说,在金庸小说中,第一个层次与第二或第三个层次的冲突是最普遍而又最容易解决的。金庸的正面人物都十分重情,都有很强的道德意识。在现实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感情为重、利益为轻的人绝不多见,至于说为朋友而牺牲生命、为原则而放弃前途的人,那就更少了。可以说,现代社会早已没有人期望别人这样做。然而在金庸小说的世界里,这种事经常发生,淡泊名利、对生死处之泰然,已成了金庸人物的当然反应,久而久之,读者对这种精神已习以为常,不大感到惊奇了。金庸的主角通常是又穷又没有社会地位,常常生活在极端困难之中,但是任何金庸读者都不会想象他们会为威武所屈、富贵所淫、贫贱所移,他们天生就是精神上的贵族。如果金庸单单倚靠理想与世俗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小说就不会这样出色。情的矛盾,比情与世俗价值之间的矛盾更难解决。因为漫游金庸小说的世界之中,读者心目中早已知道世俗价值是最低下的,应该为英雄人物所唾弃;但是情的矛盾,是要在两件同样是好的事物中做出取舍,这就没有规则可以依循了。

1.情与义的冲突

金庸小说最核心的冲突是情与义之间的冲突。在谈情与义之间的冲突之前,或者应先谈谈情与理之间的冲突,这可用黄蓉的例子清楚说明。黄蓉基本上是个理智型的人。她习惯了计算别人的当然反应,对待杨过,也是以同一态度。在她的计算之中,杨康死于中了她软猥甲上的毒,杨过对她夫妇必因此而充满敌意:他性情古怪,说不定以阴毒的方式施行报复,所以她对杨过一直采取极度防范的手法。她不是对杨过没有感情,而是让理智的判断盖过了感情的自然发展。郭靖对杨过的感情更深,但他选择了听从黄蓉的理智判断,也可以说是让理智盖过了情感。

2.义不外乎情

情与义的矛盾冲突,最惨烈的例子是张翠山流落冰火岛十年回来之后,发现害得俞岱岩终身残废的元凶之一(起码他是这样想),竟是自己的爱妻殷素素。他若要成全手足之义,便要杀妻为师兄报仇,但殷素素既是他爱妻,又是他孩子的母亲,他下不了手,情义不能两全,他只有悲愤自刎。张翠山这个情义的矛盾,其实是感情上的矛盾——不是感情上他爱殷素素、道德原则上他有杀她为师兄报仇的责任,而是他感情上对这两个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妻子和师兄同时有强烈的矛盾感情:他同时对他们感到既极爱而又极恨。他冲向死亡,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的感情。

我始终觉得,这是金庸小说里极成功的一场,就是因为这个感情冲突的高潮有震撼人的极大力量。能与这个矛盾相比的,可能只有谢逊和成昆之间的恩怨情仇。陈家洛的内心矛盾如爱姐姐还是爱妹妹、爱香香公主还是为了成全民族大义劝她顺从皇帝,都是比较俗套而肤浅的。但是,即使在这个层次,民族大义的”义”,还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责任,而不是一些冷冰冰的道德原则。情与义的分别,可能只是对一个人的情,与对一个具体、一个抽象理想的情的分别。

二、金庸小说中的民族感情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

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汗、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金庸曾经说过,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们充满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民族感情及民族命运,差不多在每一本金庸小说里都占者重要地位。金庸小说里表达的民族感情,从第一本小说到最后一本,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较狭隘的种族观,发展到较复杂的看法。在《书剑恩仇录》之中,中国应由汉人统治,满洲人是入侵的“异族”,意识十分明确。赶走满族,由汉人统治,是“光复大汉江山”的“大业”,值得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

到了《天龙八部》,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汉人社会长大、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的萧峰,不能不与敌视了半生的辽人认亲,但是他无法把汉人视作敌人,他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方是好人、另一方是坏人,他看见辽宋之争是双方都有好人有坏人,错不在任何一方,而是在于战争。萧峰的渴望,是停止战争,和平共存。这种慈悲的意念,盖过了民族观念。民族感情最强烈的时候,是面临强敌入侵、或已经被外族侵占、正受着外族统治的时候。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分外强烈,一个原因是他们很久没有自己的国土,很久在外族人统治的国家里生活,受外族人的歧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特别强烈,也是基于类似原因,金庸小说充分反映了这点。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吐气扬眉,汉族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战胜外族的场面很多,写得十分生动。例如,《碧血剑》之中,温青青怎样找洋剑手的晦气,《鹿鼎记》里韦小宝怎样叫罗刹人大大出丑,都令读者看得大感痛快。在处理民族感情上,《鹿鼎记》其实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新发展,一是民族的划分已变的轻微,由“中国人”与“洋鬼子”之分所代替;二是强弱之势扭转,由怎样抵抗外族的统治,变为怎样以强者的姿态一雪前耻。对佛法过执,为迂僧邪僧糊涂和尚,金庸小说中此种人物很多。在这方面我说一下金庸的民族观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大恶人是胡僧:《连城诀》的吐蕃血刀僧,《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鹿鼎记》中的吐蕃国师桑结,等等。但是,另一方面,金庸从未赞美“夷夏之辨”之类的狭隘心理。除了反抗侵略是大义所在(如《书剑恩仇录》),金庸的英雄人物经常是外族人。那么,如何解释那么多凶恶胡僧?我想这是因为盛于汉人中的佛教各宗,仪式大都求简,相比之下,藏传佛教的仪式就铺陈繁复,看起来类似执着。所以《天龙八部》中的吐蕃僧鸠摩智,大智大慧的佛学大师,以精通佛典名于世,一旦修成武功,却横蛮无理,一意孤行,想称霸天下。金庸写的是胡僧,实际上说的是走火入魔的邪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