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蛙》的叙事艺术

浅析长篇小说《蛙》的叙事艺术

摘要：长篇小说《蛙》在题材上的独特性和高度敏感性以及作者在小说立意上的深度和哲理高度是通过莫言高超的叙事艺术来

实现的。书信、小说、戏剧的内外嵌套型结构使小说在故事虚构与情感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张力叙事模式将作为公共问题的计划生育政策化作了展示人物精神救赎、灵魂回归的背景事件，叙述背后的隐喻将小说的意蕴由生育史的反思提高到对尊重人性、尊重生命价值的叩问。

关键词：《蛙》；嵌套式结构；张力叙事；隐喻；反讽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003-02

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是莫言的第11部长篇，小说一改莫言往日汪洋恣肆的叙述风格和诡异奇特的想象，以乡村卫生院妇产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历程为故事主线，采用四封书信、一部话剧的结构讲述了新中国60年波澜壮阔的生育史，深刻反思了在中国生育问题上的种种痼疾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也尖锐的剖析了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女医生的姑姑以及作为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内

心深处的罪感意识和灵魂忏悔。极具敏感性的话题和厚重的思想内涵是通过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一、书信、小说、戏剧的内外嵌套型叙事结构

小说家莫言文学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有着明确的文体意识，他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过：“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①，他从不拘泥于既定的写作范式，也不盲从于时代潮流，始终坚持寻找适合自己创作个性的写作范式，他既不允许重复别人，更不允许重复自己，每一部作品都给读者焕然一新、眼前一亮的新鲜感，他曾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重要的不是写作，而是通过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②。在这种创作思想的自我规范下，他的长篇小说《蛙》从题材到结构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小说《蛙》全文由一个剧作家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四封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五个部分共同组成。小说的书信体又不是传统的书信体，莫言对其进行了改造，采用的是一种内外嵌套式的结构，即在每封书信的开头，以序的形式、写信人的口吻介绍了这封书信的写作缘由和主要目的，书信的正文内容才是小说文本的核心所在，这就在小说文本的外层形成了一层外壳结构，就有点类似于当下的电子邮件，每封书信开头的序构成了电子邮件的正文，交代我如何收集材料写作以姑姑的经历为故事原型的话剧，而小说的正文就相当于邮件的附件则是姑姑一生传奇经历的完整故事。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可以拉近读信人与写信人的心理距离，又可以补充说明小说中所没有涉及到或者无法明说的内容，同时增强了书信正文的真实感。

与这种嵌套式结构的设置相对应而产生的就是书信的阅读者和

小说的阅读者，传统书信的外壳限定书信的阅读者是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而嵌套在其中的小说文本的阅读者又可以是任何小说阅读者，这样的处理方式将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关于计划生育话题的讨论转化为私人之间的讨论，将这个残酷故事的剖析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实现了在故事虚构与情感真实之间的平衡。既规避了因话题敏感性带来的政治风险，又达到了对经历了计划生育那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的灵魂叩击。

四封长信之后是一部九幕话剧，其实九幕话剧才是剧作家写信的真正目的，小说一开头就告诉杉谷义人要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部话剧，而前面的四封书信都是在讲述姑姑一生的传奇经历，小说文本的高潮就是结尾第五部分的九幕话剧，话剧通过语言的力量加强了对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的叩问。话剧彻底的虚构性推翻了前面四封书信所展示的姑姑的故事的真实性，但又与前文形成了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话剧部分看似说的是假话，但其实里边有很多真话，而书信体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话，但其实有许多假话。③书信与话剧的亦真亦假既完整的展现了姑姑几十年从接生到狠抓计划生育再到晚年忏悔的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经历，又以文学的形式叩问了生命的奥秘，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强烈的生命意识。

二、充满张力的叙事模式

与嵌套型叙事结构相适应的是故事的双线叙事模式，小说的主线是讲述妇产科女医生姑姑的故事，而信中化名“蝌蚪”给杉谷义

人先生写的信则是作为剧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我”的故事，双线故事模式既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性，也降低了作为写信人的“蝌蚪”对内层故事的干预性。双线模式的存在使得写信人（真实作者）与小说的叙述者产生了分离，真实作者是一个年届中年的剧作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我”要讲述的是“我姑姑”的故事，那么就确定要采用“我”一个晚辈来讲述长辈的故事，要采用第一人称外聚焦的视角来书写，这是一种灵活自如、全知全能的视角，好像一切事情都在我的了解之中，同时“我”特殊的身份又给予这种视角以批判性的思考角度。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见证和听闻姑姑故事的晚辈，思想和阅历的未成熟所带来的叙述限制由真实作者的全知全能叙述来补充。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分离，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距离的接近和视角的偏斜，是能够使读者在真实感和迷惑的矛盾心理中体验着作品的审美张力的。④

《蛙》不仅在外在结构上充满张力，而且故事的内部叙述也松紧有度，有张有弛。小说中将姑姑60年的工作经历分成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到60年代，姑姑是第一代掌握了新接生法的农村妇产科医生，东北高密乡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是经姑姑的手接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当时的姑姑是圣母级的人物：“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那是“姑姑的黄金时代”。姑姑所掌握的具有科学性的新接生法与崇尚多子多福的民间伦理是相符合的，所以姑姑被当成“送子娘娘、活菩萨”被乡民们尊重；20世纪70到80年代，

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宣传并执行，姑姑成了“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姑姑金灿灿的革命后代身份和她崇高的革命英雄情结要求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铁面无私的

执行政策，这就与民间的生养伦理相违背了，不仅姑姑的威信开始下降，就连那些受过她恩惠的妇女也开始说她的坏话，此时姑姑的身份转变成了“杀人恶魔”；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松弛了，晚年的姑姑开始忏悔，为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而忏悔，姑姑的忏悔不仅仅是在心灵上，而且是付诸行动的，姑姑借助郝大手的捏泥娃娃的技艺把那些被她扼杀的生命重新塑造出来，并供奉在小格子里，希望他们会重获新生。但生命的毁灭具有不可逆转性，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姑姑的泥娃娃又在市场中流转，虔诚的忏悔成了一句空谈。晚年的姑姑为代孕的陈眉接生，并偷偷换掉她的孩子，谎称死了，其实是送到了小狮子手里，姑姑的忏悔再一次被戳破。小说的姑姑形象在这一次有一次的突变中带动了故事情节的跌宕

起伏，为小说文本增添了一种张力美。

三、叙述背后的隐喻

由一个事物的暗示而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另一个事物，并涉及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这是隐喻的一般表现。

⑤《蛙》从外层故事到内层故事，从书信到小说到戏剧，不断出现的关于“蛙”的文字共同形成了一个隐喻场，这个隐喻场的核心是“蛙”。那些不断发出像婴儿哭声般响亮和悲伤的鸣叫，有着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