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维新派的办报思想及其对近代报刊业的影响

试论维新派的办报思想及其对近代报刊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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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创办报刊作为推进变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办报思想，提出报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开创报刊新文体、新格式。在其办报思想指导下，戊戌变法时期掀起了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第一次高潮，为中国报刊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维新派；办报思想；近代中国报刊业；影响。

【作者简介】牛卓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图书情报学研究。

一、维新派的办报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以传教士为首的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多种报刊，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报刊的知识与模式。在外国人创办报刊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报纸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等人都曾撰文对报刊加以阐述，希望通过办报启迪民智、富国强民。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发现办报比写书宣传变法更为便利，社会影响更大，从而踊跃投身报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艰难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下层民众受封建文化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

深入，于是把变革的目标逐渐转移到社会下层的“开民智”上来，报刊成为推进变法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手段。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汪康年等维新人士在大力宣扬变法思想的同时，启迪人们去认识报刊的多种社会功能。通过丰富多彩的办报活动，维新派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办报思想，在对报刊社会作用的认识、独立办报与言论自由、报刊文体的创新上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1.对报刊的社会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维新派人士对报刊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阐述。康有为在《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臣窃考之，报馆之盖，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二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1] 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从1895年到1922年的二十七年中，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创办报刊十七种，其报刊思想对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他最早提出了报刊“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2]他的“耳目喉舌说”强调了报刊消除上下、内外之隔的作用。所谓“耳目”，是指报刊能帮助人们掌握国内外的消息，“喉舌”是指报纸能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他还强调报刊对社会的重要性，如可以刊载军政、民业等信息，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可达到“通上下”“开民智”的目的。

在维新派办报高潮中，谭嗣同对初步形成的近代报刊理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其办报思想集中体现在《湘报后叙》中：“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3]他强调报刊是助兴民权的“权力最大者”，可以成为实现维新变法目标的有力手段；还明确表示“立求日新”，指明报纸要求新，才能更好地传递信息；并肯定了报章文体的重要作用。其“民史”“国口”主张具有民主民权和言论自由的色彩，已经比康梁的“宣德达情”更为进步。

2.主张打破言论樊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坚持独立办报。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再次公开提出废止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建立以言论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还一度付诸实践，其最关键的一步即是冲破“言禁”“报禁”的樊篱，争取言论出版自由。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向光绪呈上《请定中国报律折》：“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为此，他建议“凡报章之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律”。光绪随即发布上谕，命康有为负责翻译外国报律并参酌起草中国报国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不久维新运动遭到镇压，报律便无从谈起了，但毕竟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页。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了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报刊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提出报纸“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也。”认为报馆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者，莫若报馆”。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普通之人物”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4]。1902年，他创办《新民丛报》，确定其办刊宗旨为：“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

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指出报刊应尽量避免政治性的干扰，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标志着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已完全成熟。

而坚持独立办报，不受外国人和满清政府所左右，则以汪康年为代表。作为近代新式民间报人，他主持创办了《时务报》等六种报纸。1898年5月，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不畏权势，拒不交出，并刊登启事，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仍如《时务报》。他始终坚持办报的独到见解，从不人云亦云，如他认为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能因读者常以要闻多寡来衡量报纸质量，就将平常事统统列入要闻。这说明汪康年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

3.学习西方报刊模式，对报刊文体、编排格式进行大胆创新。因为报刊改变了原有的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社会层面，接受对象不再限于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扩及到一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一般民众。

为了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维新人士创造、发展了一种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该文体形式自由，解除了写作上的条条框框，实现了文体上的“大解放”；语言文字上力求浅显明了，摒弃艰涩难懂的文字，还允许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说明道理、论说问题，以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且“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不仅风行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经过不断探索，维新派在报刊编排上也屡有创新。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日报》《中外日报》，在中国报刊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创新版式，改变了我国报纸原有的编辑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