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一、教学目标1．把握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

2．把握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主张。

3．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论说语言的特点二、教学要点1. “发刊词”体论说文的文体特点。

2. 文中所阐发的作者的办学原则即其大学理念的精义。

3. 平和恳挚的态度及行文朴实、措辞严谨的文风。

三、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鹤庼。

浙江绍兴人。

民主主义革命家，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清光绪年间进士，1892年补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有深厚的汉学功底。

1894年中日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举办新式教育。

1898年起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先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亲任会长。

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负责人。

1907年赴德国留学，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文学等课程，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

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

1915年与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并实行民主管理和教授治校，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这些革新思想与措施不仅推动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而且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1927年离开北京大学，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蔡元培教授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博学多识，对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着约300万字，都收入《蔡元培全集》。

四、文本分析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份学术性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

它旨在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宗旨和意义，而同时还重点阐发了作者对大学的看法、他的办学原则，也即蔡元培大学理念的精义。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高等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宝贵财富。

而本篇即是其大学理念的最早的也是最集中的阐发。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有一个形成过程。

他在前清本已取得人所钦羡的翰林功名，然而，1894 年 7 月的甲午中日之战，使其思想开始变化：“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

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传略（上）》）。

1898 年 10 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

三个月后，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由此他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1 年 9 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 ( 相当于大专培训班 ) 总教习。

1904 年 9 月，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首次与北大结缘。

次年 5 月，他赴德留学。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

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

”（《传略（上）》）还翻译了柏林大学教授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一书的总论部分。

在德国的四年，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渐趋成型。

1912 年 1 月，他回国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

同年 10 月，他起草并颁布了教育部部令《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

这是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最初表述。

后因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政局不靖，蔡元培无法实践其大学理念，遂辞去总长一职，二度赴德，次年又赴法，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欧陆高等教育。

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近代大学理念尚未确定。

1916 年 12 月 26 日，回国后的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1917 年初，正式出任执掌校务。

他后来在《传略（上）》中回忆说：“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

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

故……对于学理，毫无兴会。

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

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

此人格所由堕落也。

”因此“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北大旧人冯友兰回忆说：“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但到了民国初年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清除。

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学堂的等级比附为科举中的等级。

人们……把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进士。

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的前身。

我进北大的时候，北京的人还称它为大学堂，当时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

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

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当时法科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面临此种风气，蔡元培明白，欲加以彻底改造，势必需要首先从观念上厘清何为大学、大学何以为大。

作者两度赴欧考察，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大学理念。

所以， 1917 年 1 月 9 日，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即针对旧北大“了无宗旨”的致命缺陷，向学生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他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而“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于是明确点明：“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可见其大学理念的首先一环，是大学性质的阐述。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他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次年，作为北大第一份学术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筹办，蔡氏应邀撰写发刊词，于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地、更明确地阐发了他的大学思想。

文章开头部分，简略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缘起。

后半部分，则分三个要点阐述了办刊的必要性，同时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义。

关于《月刊》的宗旨和必要性，作者讲了三点：发表学校师生的研究成果，以尽学术贡献之责任；刊载各学科学说，破除学生固守专业、抱残守缺的旧习；发表各家各派的见解，消除校外学者的怀疑。

与此同时，他特别还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义：第一，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应贡献于学术；这种研究，既不是单纯输入欧化，也不是一味保存国粹，而是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的，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而避免偏狭。

第三，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思想，广泛延揽各家各派学者的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

以上所论大学理念之三要义，第一项是论大学之性质。

此前， 1917 年 2 月 5 日，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及其“大学之计划”时，就说过：“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

学生如此，教授亦如此，盖大学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

”（《对〈大公报〉记者谈话》）大学应“以研究为本位”，“研究学术”，也即研究“高深学术”，研究“高深学问”。

而何为“高深学问” 1920 年8 月31 日，蔡元培在北大一项典礼上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1918 年4 月15 日，蔡元培在与人讨论大学学制说：“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

文、理，学也。

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

”“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两者性质有别，而不必有所限与程度之差。

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

”（《读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可见其所谓“高深学问”，大抵指以人文和自然科学为主的基础学科、纯粹科学。

1919 年9 月 20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讲词》中，重申“大学的教育方针”：“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

”明乎此，我们对“高专”、“学院”纷纷争升“大学”之弊，自会有所认知，更对大学师生之职任，有新的体会。

第二项实际是论大学的通识与通才教育。

蔡元培提出的是文理渗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主张。

在北大的改革中，他大力扩充文理两科，加强基础学理的研究。

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他提出“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

”在向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提交“大学改制”议案时，他再次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并提出应沟通文、理两科，认为文、理两科之截然划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相悖（《大学改制之事实与理由》）。

他说：“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

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

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

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蔡元培全集》第 7 卷第 503 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页） 1918 年 9 月 20 日，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又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以彻底根除“专己守残之习”。

同年 10 月，他正式提出“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 ( 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 ) ；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 ( 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 ) ”（《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

1919 年，根据文理沟通的革新设想，他在北大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实行学系制。

同时制定制度，使学生有一定的选课自由。

而不知从何时起，今之中国学校，不但高等教育分属一级学科、二级乃至三级，中学亦且强分文理，其谬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