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说类型学 类型学摄影何为

何为类型学？类型学（Typology）最早是考古学的概念。

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Gustav Oscar Montelius）在这一年发表了《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并在该书的第一章比较系统阐述了“类型学”。

“类型学”理论认为，“人类的各种‘物’的发展过程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每种‘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谱系，一旦这一谱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的确切年代（考古学上称之为绝对年代）得到确认，则谱系中其他‘物’相应的早晚关系（考古学商称之为相对年代）亦可确定。

”[1]换言之，通过“类型学”的方法可以研究文化之“物”的断代、编年、谱系乃至发展规律。

从摄影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将类型学摄影与利用“类型学”方法开展的摄影实践等同起来的批评方案显得问题重重。

因为，自摄影和“类型学”合流伊始，类型学摄影就已经开始了对“类型学”的持续性反叛，除却诸如影视人类学等比较严谨的视觉文本撷取方案以外，从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到贝歇夫妇，到杜塞尔多夫学派的诸多摄影师，再到它的中国“学徒”们，他们无一不对类型学摄影中的类型学进行调整、修改。

故而，倘若摄影研究者依然固执地将这些经过美学化改造后的类型学摄影当作一种为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研究文本的视觉工具，恐怕就是一厢情愿之举了。

为此，本文试图对类型学摄影进行系谱学分析，以期从中发现内在规则。

标准家庭—王劲松“对于这个可以感触到的世界而言，倘若我们要在空间中建构、筹划和确定它的各种表现，那么这种机制的构成要素将是相当复杂的。

”[2]因此，在个体知性的范畴内，定义、演绎和归纳的冲动成为某种必然。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试图用“分类”的方法来描述生命的形式，而摄影的“分类”拍摄方法起源就几乎与它的诞生相同步。

19世纪晚期，摄影的用途是将人分门别类，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将这类视觉资料用于骨理学(Phrenology)与观相学(Physiognomy)的研究，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摄影无疑为这两门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科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示范图例。

然而，19世纪40、50年代已经接受摄影“辅佐”的骨理学、观相学广受人们的追捧却与它们的科研进展没有直接关联。

事实上，大多数熟知这两门古老学科的人们一点也不关心头骨结构和头部与脸部特征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人类大脑心智的水平（骨理学）和个体的性格特征（观相学），那些出于学科研究需要、按一定规则排布的摄影照片反而喧宾夺主，成了这次热潮中被追捧的主角。

因为，“这种‘类型学式’(Typological)的分类方法安抚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因为它简单的归纳方法可以让城市里陌生的群众看起来较为熟悉。

”[3]19世纪中晚期，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已然察觉到现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品质，“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和易逝性。

”[4]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因此，主宰着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

“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

[5]共同情感的缺乏，居无定所，被诸多生产空间排斥，激烈的竞争关系，阶级差异，生产分工引起的个体原子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前所未有的隔膜。

在街道拥塞的人群中，个体绝没有被温暖包裹，相反他被无情地流放到现代都市的“荒原”中，倍感孤立和迷失。

于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都市人急于在各个领域找寻“确定性”并许诺其以权威，来抵抗现代都市生活的瞬间易逝性带来的焦虑。

他们甚至视它们为生活的依据，用来抵御平淡无奇却又混乱无序的都市生活，同时，它们也还可以提供“一个方法，让那些居住在19世纪危险而又拥挤的城市里的人们可以迅速地对陌生人的性格做出评估”。

[6][1] 贺云翱毛敏，类型学——考古学者的“利器”之一，[J]，大众考古，2013年第2期，第22页[2] 爱弥儿·涂尔干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原始分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页[3] 利兹·韦尔斯等编著，傅琨左洁译，摄影批判导论，[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4] 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5]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编著，路易·沃斯著，陶家俊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M]，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6] 同上糕点师厨长—桑德工业考古学—贝歇1959年，伯恩·贝歇（Bernd Becher）和希拉·贝歇（Hilla Becher）开始合作，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德国工业建筑物，并在其著述中首次明确提到了“类型学摄影”。

他们已经意识到欧洲重工业的结构性调整对德国工业的影响，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国家机构或民间组织认为自己有义务全面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工业建筑。

贝歇夫妇为此制定了独特的拍摄方案，将他们拍摄的井架、煤气储备罐、水塔、高炉等编入若干类别中，按照功能、建造时期、地区特征和不同建筑材料将这些建筑相互区分，并做了详细的档案性记录，“记录的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状态”。

[10]贝歇夫妇“工业考古学”式的摄影无处不昭示着与“类型学”的关联，特别是他们的分类方法。

此外，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的确可以通过如此严谨的分类和呈现确认工业建筑物发展的短期断代及谱系。

然而，这一拍摄系列之所以名垂摄影史，并最终左右了当代摄影的发展图谱，却依然与其看似忠实“类型学”的反叛性有深刻的关联。

可以说，这种反叛是极其隐秘的，以至于一般人看到水塔、高炉系列在视觉上的高度相似性，将其诉诸一种与神秘主义并无二致的“科学主义”，并认为这就是贝歇夫妇摄影实践的精髓。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相似？贝歇夫妇极端客观中立的拍摄原则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拍摄主体的退场，相反，被摄对象却相当自主地打开为一种彻底的家族相似性。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工业建筑与私人宅邸全然不同，与一般的生产空间甚至都不大一样。

简而言之，工业建筑是纯然功能性的建筑。

为什么高炉排烟通道的配置，乃至曲度都难以置信的一致，并非因为它们在建设之初执行了同一套设计方案，而是因为如此设计能获得最高生产效率，工业建筑也因此成为人类理性建构的绝佳代言。

于是，“类型学式”的拍摄、编辑手法造就了对这种建制理性的反思。

这种格子状的排列，“与表格化的现代管理是不是相互暗示？”[11]然而，贝歇夫妇的这种追问却不必然导向一种悖论性的反思——“难道说如此精密、精致、精细而著称的人类，却也能够疯狂到无所不用其极地残杀同类”[12]——从“工业考古学”系列来看，追问止于对理性的展现。

不过，对于后现代主义者的利奥塔来说，现代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建制。

作为建制的理性也有其自身的逻辑、话语结构、合法化标准和游戏规则，因此如果如哈贝马斯一样强调总体性，强调共识，那么就会存在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这就会导致恐怖主义和奥斯维辛。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理性极致体现的德国工业建筑，可能恰恰揭示了这种在表征上看似矛盾的必然逻辑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歇夫妇的类型学摄影便再次偏离作为“类型学”的类型学，此外，他们的照片很显然没有为现代理性高唱赞歌，甚至可以说，他们对这些建筑物的极端中立客观的态度反而纵容了被命名为理性的建制可能带来的语义滑行，只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说不通的辩证法，没有所谓极端的理性导致极端的非理性（从没有人去论证这种“物极必反”的论调是如何可能的），这种现代理性的建制或许本身就囊括了歇斯底里的部分。

[10] 顾铮希拉·贝歇曾力刘铮秦霈毛明超访谈实录，让“对象”说话——希拉·贝歇访谈，[J]，东方艺术，2012年第10期，第115页[11] 顾铮，奥斯维辛之后的摄影——由贝歇夫妇的摄影所引发的思考，[OL]，瑞象视点，/?p=2517[12] 同上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新客观主义摄影”，不论是拍摄20世纪人类脸孔的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拍摄德国鲁尔区景观的伦格尔-帕奇（Albert Renger-Patsch），还是关注被微距放大后植物纹理细部的布鲁门菲尔德（Erwin Blumenfeld），无疑都意识到“类型学式”（非“类型学”的）的摄影对于穿透拍摄表面、直抵内核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听起来很可疑。

1920年前后，桑德采用“类型学式”的方法对其拍摄对象进行分类，“将整部作品分成七组，对应特定的社会阶层，打算分成约四十五集出版，每集包括十二张相片”。

[7]桑德从农民开始，引导观察者通览各阶层、各职业，上自文明的最高表率，下至智障者。

这一宏大的计划并没有顺利完成，在出版了第一卷《我们时代的脸孔》之后，德国纳粹政府集中销毁了这唯一一卷摄影集。

当局认为这些照片违背了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的观点，桑德当然也因此被迫终止了拍摄。

《我们时代的脸孔》在一般的摄影史叙述中的争议很小，这本摄影集因其“科学”的分类和出色的记录而被认为拥有视觉百科全书的特征。

然而，拥有百科全书的特征并不等同于就是百科全书，缺乏实证意识的研究者和读者却都倾向于将这两者划等号，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显然必须要将桑德的分类法掺上文学想象的水分才可以。

当然，虽然桑德的《我们时代的脸孔》没有如纳粹政府所愿，反映出日耳曼的“种族优越性”，但摄影家以社会阶层分类拍摄的方式却在其它意义上具有类似的政治意味——这些照片可能巩固了支配阶级的地位。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们对分类的期许，“是要把它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

”[8]鉴于这种“类型学式”的呈现形态已经横亘在眼前，对这种分类方法的详尽介绍和其他相关的辅助性说明便不由分说地闯入人们的观图体验中，左右他们对这些肖像的理解。

以至于，人们反倒因此错将农民饱经野外恶劣天气“洗礼”的粗糙皮肤以及布满皱纹和皴裂痕迹的脸孔和双手错当成某种血统的必然性——你是农民，你遭受压迫是因为你的外在特征决定了你不得不如此。

“因为摄影只能展示表象，因此正是它们进行诠释的理想工具”。

[9]这种错觉导致的结论无疑与高尔顿（Francis Galton）用合成摄影的方式展现出反犹太特征的作品《犹太人的形态》（The Jewish Type）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差别。

不幸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桑德出色的肖像摄影技法无疑又在修辞上强化了这种阶级差异的表现力度。

[7] 瓦尔特·本雅明著，徐绮玲林志明译，摄影小史，[M]，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8] 爱弥儿·涂尔干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原始分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页[9] 利兹·韦尔斯等编著，傅琨左洁译，摄影批判导论，[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权力建筑—理查德·罗斯1976年至1996年，贝歇夫妇作为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摄影系的教师，培养了一批为世界熟知的艺术家，安德烈·古斯基（Andreas Gursky）、托马斯·鲁夫（Tomas Ruff）和托马斯·斯特鲁斯（Tomas Struth）等人，类型学摄影也为越多越多的艺术家所知晓，其中就不乏中国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