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 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

致良知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王阳明大传》周月亮著

[摘要]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他的致良知说。良知说包涵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良知说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提出“人人可以为圣人” 的主张；良知还具有内在性，“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求知只是向内反省探求。良知还具有实践性，强调“知行合一”。虽然，他的思想体系受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性的色彩，但他的良知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良知普遍性内在性王阳明是我国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宋明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又以哲学、教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又尤以他的“良知说”著称于世。“良知说”不仅在古代很有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王阳明良知说的特性“良知”一词来自于《孟子•尽心》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在孟子那里便是指人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道德意识。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并将其与自己的心学相结合，把它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发挥。他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中》），将良知与心结合起来，并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途径。

本文探讨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重点放在该学说的理论构建和道德价值方面。文章首先从“良知”这个范畴入手。考察了“良知”思想的历史渊源，肯定了“思孟学派”的开创意义。紧接着指出王阳明学说对“思孟学派”传统的继承。此外，王阳明的学说还在儒学内部有着更深的渊源，主要是对程朱理学话题的继续。在继承前辈学者和融会佛道思想的基础上，王阳明对“良知"范畴作了本体论改造，把“良知”和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等同起来。通过对这种心学思路的考察，本文肯定了这种“良知”意识能够激发人的使命感，对社会道德的维护和重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与“良知”本体论相关的是他的“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观。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很多哲学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说。儒家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表现出鲜明的伦理色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也继承了这种精神。当时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很多人只说不做，所以在对“知行合一”的论说中，王阳明把儒家重视实践的积极入世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表述形式是“致良知”。本文认为“致良知”这一提法是对“良知”本体论和“知行合一”道德实践观的意义综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本文探讨了“致良知”学说所洋溢的道德自律精神。王阳明之所以想创造和能创造出这样的学说来，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儒家学说在受到佛教思想的影

响之后，学者们渐渐开始重视主观、内省的思维方法、治学方法。这使得“思孟学派”的思想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在王阳明身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佛老思想都有精深的把握，但又能深深地意识到其中的不足。通过对三教思想的综合创新，他所提出的“致良知”学说能够很好地切中时弊，因此在当时就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风气的衰败无疑在客观上促发了王阳明去思考、去创造一种彰显人的道德自律精神的学说。此外，王阳明在熟知佛老思想的情况下，既能够做到吸收其长处，又能够对佛老本身有一个公允的看法，这对一个儒家学者来说算是难能可贵了。相比较而言，宗教人士往往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抱有疑虑。本文以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释袾宏的观点为例。释袾宏本人不反对儒家学说，对孔子也格外推崇，但是还是以曲折的手法否定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本文对其予以理性的分析。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价值的全面评估。在理论方面，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完全去除了程朱理学中的二元性对立内容，使得道德实践主体高度能动化；同时，又不丧失作为儒家哲学的入世特色，与佛教禅宗的立场鲜明地区别开来。从这一点来看，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在理论的完善性方面大大超过了朱子理学，是宋明理学家学习佛老、重视义理和综合创新的高峰。因此，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王阳明的后学更是将其思想大力传播开来，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但是，也因他们的学术日益流于清谈性命，加深了理学的禅学化。也就是说，当我们历史地考察“致良知”学说的作用时，发现它并未能实际地挽救社会的危亡。然而，王阳明毕竟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能以身作则，这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哲学资源，直至今日，从道德伦理和环境伦理等角度都对我们有可取之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也有着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道德问题。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个人来讲，体会“致良知”学说中强烈的使命感和道德自律精神，对于我们从内心深处自觉地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有裨益。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呼唤一种个人对社会的使命感；体会这一点，能够加深我们去理解自身的社会责任

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把握

“知行合一”命题涵义丰富，“涉及到本体论与认识论修养”，可谓是王阳明心学中最难把握的一个命题。从提出之日起，它就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其中不仅有宗朱学者，甚至连王阳明的爱徒与世友，也都为之困惑。王阳明在《答友人问》一文中说：“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从语言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目。”认知者往往“从语言文义”去理解，也就是说，从概念关系上辨析知与行是如何“合一”的，这样，“‘知先’或者‘行先’便是无法避免的归宿”。因此，王阳明提倡“身心上体履”，用“静坐”的方式补充“知行合一”为教的不足。

首先，王阳明是从“知行本体”的层面来理解“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了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这里，“知行本体”是指主体实践中认知与实践本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知与行是有主次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主，行是从；知是主意，行是功夫。因此，“良知”与“致良知”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主体的“良知”与主体的“致良知”功夫的不可分割关系。

在这里，“未有知而不行者”出自“与徐爱论学”：“爱日：‘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日：‘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凭的便罢。’”从这段材料看，‘‘未有知而不行者”是从“知行的本体”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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