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孔德

奥古斯特?孔德_学说

一、学说

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探讨。

孔德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尽管人类社会更具复杂性，它仍然像宇宙的其他部分一样服从于基本规律。孔德认为，自然科学已成功地确定了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了从自由落体到行星运动等一系列现象，认为这些现象都遵循有秩序的发展过程。在自然界，科学成功地逐渐缩小了从表面看是不规律的、偶然的现象所赖以存在的领域。现阶段应开始在社会研究中下同样的功夫。

从牛顿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就放弃了探寻最初原因和最终原因的作法，代之以对连续性和相似性的恒定关系规律进行研究。新的科学不再依赖传统权威，而依赖推理和观察，把这当作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的方式。科学的理论必须以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而没有某种理论的指导也就无法观察到事实。

孔德起初把自己要创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来，他考虑到比利时的社会统计学家阿道尔夫·凯特勒从他那里“剽窃”了这一术语，于是杜撰了一个新词——“社会学”（sociology），这是个拉丁语和希腊语混合而成的术语。社会学是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的，不仅就其经验主义方法和认识论基础而言是如此，而且就其服务于人类这一功能而言也是如此。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远不止于进行理论探讨，它必须最终对人有具体的益处，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起较大的作用。

人为了按照自己的利益改变自然环境，他必须掌握支配自然界的规律，“因为只有掌握了现象的规律、从而能够预见未来，我们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逐一改变现象。……科学产生预见，预见产生行动。”同样，一旦人类进化的运动规律确定了，社会秩序和个人之间和谐的基础明确了，有益于人类的社会行动就会成为可能。

只要人们仍然认为社会事件“总是面临立法者、人和神的偶然干预的干扰，科学的预见就不可能产生”。只要人们仍然相信社会行动是任意的和偶然的，并不遵循任何规律，他们主水能采取任何一致的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这样，人们自然会在追求不同的利益时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霍布斯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只有权力和对权力的赞同都会产生类似秩序的东西）似乎是适宜的

和可能的。但是，一旦社会学能够教给人们认识人类发展和人类秩序的各种各样的必然规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人们将学会利用这些规律去实现自己的集体目的。“我们将发现，除非使社会现象服从于各种永恒的自然规律，否则就无法实现秩序与和谐，这些规律将给各个阶段确切地规定出社会行动的限度和性质。”

社会基本规律的发现将医治人们过分的野心，他们将懂得，在任何历史时刻，社会行动的范围都受到社会有机体的正常活动所必要的限制。但同时，人们也能够在即定限度之内通过控制社会规律的作用以适合自己的目的而实现主动的行动。在社会领域内，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的作用不在于支配现象，而在于改变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现象的规律。”首先，一旦新的科学体制盛行起来，人们就不再用绝对的术语进行思维，而是用与具体的社会状况相关的术语进行思维。例如，人们不会脱离政治行动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而谈论政治目的。由于承认了社会秩序对于人们行动的制约，人们同时也就能够在这种必须性的范围之内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社会。

新的实证科学否定了长期传统的权威。孔德反复坚持，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一观点是他的学说的核心。他不承认永远有效的教条式真理，而坚持人类的认识是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并认为科学一团糟具有自我修正的性质。“一切对存在本质，对存在的最初和最终原因的研究都必定是绝对的，而对现象规律的研究则必定是相对的，因为这种研究假定，即使精确的现实永远无法被充分揭示出来，只要观察方法在逐渐改进，人们的思维就会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道学观念的相对性不能脱离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

然而孔德决不反对一切权威。一旦人们承认了科学在指导人类事务中的权威地位，他们就会放弃对“自由研究权利或者毫无抵赖的道德自由信条”的虚幻要求。只有那些愿意服从科学方法论的严格限制而尊重道学根据的人才能在指导人类事务中享有发言权。个人意见的自由在天文学或物理学中毫无意义，将来，这种自由在社会科学中也同样是不合适的。普通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应对科学事实持有什么见解，那就是不可容忍的自负。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刚刚产生的思想变革，“要求大多数人放弃他们个人力不胜任的研究。”正如今天自然科学的情况一样，在未来的社会学中，“自由研究的权利将局限于自然的和永久的限制之内：人们将在适当的智力条件下用受到普遍尊重的基本法则研究各种后果之间的真实关系。”科学研究迫切需要对无效的推测和不受约束的乌托邦主义加以严格的限制。

研究方法

社会学要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规律，那么，它所依据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自然科学中已经成功地运用过的同样方法：观察、实验、比较。

观察的意思并不是无目的和收集杂乱的事实，“如果没有预备性理论做指导”，观察者就不会知道观察什么事实。“一个社会事实只有用一种预备性理论同某一其他社会事实联系起来才具有科学意义。”因此，只有当观察法从属于现象的静力学规律和动力学规律时，它才是有效的。尽管受到限制，它也仍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种科学研究方法，实验法，只可部分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直接的实验在人类范围内是行不通的。但“只要现象的正常进程显然受到干扰，就可以进行实验。……病理学就是纯实验性的科学。”社会机体所受到的干扰“就像人的有机体所生的疾病一样；”通过对病态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常态的理解。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比较。这是因为它有助于驱逐绝对主义精神。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之间的比较将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线索，使我们了解“社会关系的起源”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分界线。而在人类内部所作的比较对社会学来说则更为重要。这里，主要的方法是“对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社会的不同生存状态进行比较——这些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同时观察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人类总体是以同一的方式取得进步的，但不同区域的居民在发展程度上是极不平衡的，其原因至今尚不清楚。西方文明没有留下关于某些发展阶段的明确资料，对于这些发展阶段，只有靠比较法去了解，即对原始社会作比较研究。而且，如果我们要研究人种或气候对人类事务的影响，比较法就更是不可缺少的了。比如我们要批驳这样一种谬论：造成社会差异的原因是气候不同，而不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那么，就必须用比较法。

虽然社会学必须使用上述三种传统的科学方法，但它首先要依靠第四种方法，即历史法。“对人类连续状态的历史比较不仅是新的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基础。”贯穿于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历史比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如果失去历史发展的意识，社会学就不能成立。

人类进步法则

早在1822年，当孔德还在做圣西门的秘书时，他就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项工作，“发现人类从类人猿一直到今天的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演变过程。”在应用了他认为是科学的历史比较法之后，孔德形成了自己的核心观念，即人类进步法则，或称三阶段法则。

人类心灵的发展和个人心灵的发展是相似的。系统发育（人类群体或人类总体的发展）重演个体发育（个人有机体的发展）的方式。正如我们每个人在童年

时是个虔诚的信仰者、在青年时是个批判式的形而上学家、在成年时是自然哲学家那样，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这样三个主要阶段。

“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都相继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在神学状态中，人类心灵探寻存在的本质特性，探寻一切结果的最初原因和最终原因（起源和目的）……认为一切现象都产生于超自然的存在物的直接行动。在形而上学状态中……人类心灵认为……抽象力量、真正的实体（即人格化的抽象）……能够产生一切现象。……在最后的实证状态中，心灵不再徒劳地寻求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与终极、现象的原因，而致力于研究现象的规律，即承续和相似的恒定关系。”

孔德认为，人类心灵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或亚阶段都必然是向前一阶段或亚阶段生发出来的。“旧体系不消亡，旧的心灵秩序的潜力不枯竭，新体系就不能产生。”“如果最高的思想境界跟不上未来的时代，就无法辨识它的特点。”

虽然孔德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心灵发展和逐步解放的各个阶段，但他强调指出，这些阶段与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秩序类型的发展、社会单位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所有这些都以与心灵发展相同的方式发展着。

孔德认为，如果以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会平衡地从旧秩序的死亡中诞生出来。那就错了。“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不可能是持续的，径直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是以“有组织的”时期和“危急的”时期相互交替为特征的。在有组织的时期，呈现社会稳定与文化和谐的局面，社会的各个部分处于平衡状态；危急时期则相反，原来肯定的东西被推翻了，传统被破坏了，社会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危急时期——孔德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是危急时代——对于渴望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安定的、混乱的；但危急时期却是一种新的有组织状态出现的必要前奏。“往往有至少持续数代之久的过渡性混乱状态，它持续得越久，更新也就越彻底”

毫无疑问，孔德的三阶段法则具有强烈的精神论或唯心论倾向。然而，他把人类的每一精神时代都同相应的特殊社会组织和政统统治类型联系在一起。在神学阶段，祭司占据统治地位，军人治理国家（孔德把这个阶段又分为许多亚阶段，但这与我们理解这一法则无关）。形而上学阶段（大约相当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是牧师和法官。实证阶段刚刚开始出现，它将由工业管理者和科学的道德指导者去统治。在第一阶段，典型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在第二阶段，国家具有突出的社会作用；在第三阶段，整个人类成为有效的社会单位。

尽管孔德多次说过，智力演进是他解释人类进步的主要依据，但他仍然承认其他因素。例如人口的增长就被看作决定社会进行速度的主要因素。“人口的集聚，特别在其早期阶段，导致了在人数较少时不能产生的……那样一种分工：……个人的谋生能力被新的更高级的方法激发出来。……由于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困难，这个逐步的集聚过程产生出新的进步手段和秩序手段，它靠的是消除身体差异、赋予那些智力和道德力量以不断增长的优势，这些力量在较少的人口中是受压抑的。”孔德把分工视为社会进化的强大推动力。

科学层次

孔德第二个最著名的理论，即科学层次理论，与三阶段法则有密切关系。正如人类的进步要经过限定性的阶段，每一阶段要待前一阶段完成之后才能开始那样，科学知识的发展也要经历类似的阶段。不过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某种知识达到实证阶段的先后与它的普及程度、简单程度、不依赖其他学科的程度成正比。”因此，所有自然科学中最普遍、最简单的学科——天文学，最先得到发展。以后依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是社会学。在这个以复杂性增高、普遍性降低为特征的科学层次系列中，每一学科的出现要靠其前一学科的发展。

社会科学，这个最复杂、最需依赖所有其他学科的发展方得以出现的科学，居于“最高”层次。社会科学具有完善地应用实证方法的特点。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作了准备。“只有在社会科学中，通过永远消除最高级学科中的主观意愿和空想出的实体，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法则才能得到决定性发展。”“社会科学可把先前一切科学作为源泉，”但它又使用历史方法，这种方法“进行调查靠的不是比较，而是一步步进行关系考证。”“社会学中的主要现象……是代际之间连绵不断的相互影响，如果缺乏历史分析这一必要的方法，这种现象就不容易看出来。

尽管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而有别于以前那些学科，但它仍然要依靠那些学科，尤其是生物学这门在层次上最接受它的学科。使生物学区别于其它自然科学的是它的整体论性质。物理学和化学是从孤立的成分出发的，而生物学则研究有机的整体。就强调有机的整体这一点来讲，社会学与生物学是一致的。“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只有一个正确的途径，那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去观察各个成分。……在研究非有机体的学科中，我们对成分的了解要比对各个成分组成的整体的了解清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简单事物出发，进而研究复杂事物。但要研究人和社会，就必须使用相反的方法。作为整体的人和社会更为我们所熟悉，因而也更适于由此入手去进行研究。”

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

在生物学中把解剖学和生理学分开是有益的，同样，在社会学中把静力学和动力学分开也是合乎需要的。“这一区分并不是两类事实的区分，而是理论的两个方面的区分。这一区分对应于两个概念：秩序和进步。秩序就是……社会存在诸条件之间的持久的和谐，而进步则是社会的发展。”秩序和进步，静力学和动力学，总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充实其阶段理论，孔德开始研究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静力学就是暂时不考虑社会系统的基本运动，去研究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它研究“社会整体内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平衡。”在研究系统的整体和部分之间必定永远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和谐。这种和谐一旦丧失，社会便处于病态。

当孔德处理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决不把个人视为成分。“科学精神禁止我们把社会看作由个人组成。真正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如有必要，还可分解为构成家庭基础的夫妇。……家庭变成部落，部落变成国家。”如果社会科学把个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那么它必定要失败。如果从人的功利考虑引申出业已证明为人本性中所固有的社会倾向，那就更是错误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社会中个人的利益是否存在还很可疑。“显然，如果社会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相信从中可以得到个人的好处，那么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

正是在家庭内部，基本的利已主义倾向受到约束而服务于社会利益。“正是通过家庭，人才摆脱了单纯个人的人格，学会用另一种人格去生活，同时又顺从其最强大的本能。”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和其他一切人类组织的原型，因为它们是从家庭和血缘群体进化而来的。“集体有机体本质上是由家庭（这是它真正的元素）和阶级、阶层（这是它真正的组织）以及城市、乡镇（这是它真正的器官）组成的。”

虽然孔德是用生物有机体作类比来看待社会的，但他很清楚，这种类比的思维随后会带来许多困难。生物有机体的表而是皮，因而具有物质界线。而社会机体则无法用物质手段结合为一个整体，只能用精神纽带。因此，孔德认为语言是极其重要的，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宗教。

语言好比一艘船，装载着以前各代的思想和我们祖先的文化。我们加入到语言的世界中，就成了语言共同体的一部分。语言把我们和同伴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我们成为将今人共同体与久远的祖先连接在一起的长长链条中的一环。在人类社会中，死的成员比活的成员要多。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人们就无法达到团结一致，社会秩序也是根本谈不到的。

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共同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是行动的一种媒介，而不是行动的指导。还需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提供共同遵守的原则，没有

这一共同的基础，社会便会因个人纠纷而毁灭。宗教使人们得以克服利己主义的倾向，通过爱自己的同伴而超过自我。这是一种强大的粘合剂，它用共同的崇拜对象和共同的信仰体系把社会紧紧结合成一体。宗教是社会秩序的根基。为使政府的统治合理化，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任何世俗的权力也无法长久存在。“每一个政府都需要用宗教来命令和服从神圣化、规范化。”

除了语言和宗教，还有第三种因素使人和他的同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分工。

人们“正是由于自己的职业分工不同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分工造成了社会有机体的广泛的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根据每人的个性……，根据其受教育程度和地位，总之，根据他的资格，指定他做他最适宜的工作，由于这样进行分工，社会组织日益依赖于个人的差异作出准确的估计。因此，个人有机体，即使是最邪恶、最不完善的……，最终仍可以服务于总的利益。”

孔德原则上相信，分工在促进个人天赋和才干获得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人类的团结，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对他人的依赖感；然而同时，他又被他认为是现代工业分工的某些消极方面的东西所困惑。

“社会分工一方面发展出一种有用的精细精神，另一方面也会抑制或限制我们所谓的总体的或综合的精神。同样，在道德关系中，尽管个人需要紧紧依赖群体，他却由于自己的特殊活动的扩大而脱离群体；个人的活动常常使一个人想到自己的私利，并且不大考虑个人利益对公众的影响。……分工所造成的不利方面与它所特有的有利方面一同发展起来。”于是，孔德盼望在将来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二者会联合起来，“坚持整体的观念和相互联系的感情。”

孔德总是从语言、宗教、分工等社会现象对较广泛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些现象，而不考虑它们自身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可以被视为最早的社会功能分析学家之一，因为他不仅考虑社会现象对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所有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系统中，部分和整体之间必定总是存在一种自发的和谐。……显然，不仅在政治机构、社会风俗与生活方式、思想这两方面之间必定永远存在相互关系，而且这一切作为一个整体，从性质上说就总是与相应的人类整体发展的状态互相联系的。”

在孔德看来，社会静力学研究，即对社会秩序的条件和前提的研究，与社会动力学研究，即对人类进步和进化的研究，有着必然的联系。虽然他未能详细说明这一联系，但他毕竟提纲挈领地反复表述过这一观点。尽管为着方法论和启发式研究的需要，将静力学和动力学分开是有利的，但从事实上看，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功能分析和进化分析决非相互矛盾，从效果上看，它们是互相补充的。

规范学说

我们还必须简略介绍一下孔德的规范理论。对于这一理论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概略地叙述过，而在《实证哲学》及其以后的著作中，他又发展了这一理论，他给未来完美的实证社会描绘了一幅复杂的蓝图，指导这个社会的是新的实主证宗教的牧师的精神力量和金融界、工业界的领导者。这些科学的社会学家兼牧师象神学时代的天主教牧师一样，是共同体在首先方面的引路人的监察官，他们用自己的广博知识提醒人们注意责任和义务；他们是教育的指导者和每一社会成员能力的最高评判者。在未来的实证社会统治中，人类宗教的科学家兼牧师，由于他们具备了对善和恶的实证知识，就会严格地使人们履行其集体义务，并会帮助压制任何破坏性思想。圣西门曾经说过，将来人对人的统治会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孔德则认为，这里被管理的“物”实际上就是个体的人。人的关系将被“物化”。正如11世纪的希尔德布兰德大主教曾一度将他的精神权力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以大主教未能具备的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类高级牧师将会实行和谐、正义、正直、公道的统治。按照孔德爱用的说法，新的实证主义制度将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古往今来的人类的利己主义倾向将被利他主义和“为别人而生”的指导思想所取代。个人将充满对同伴的爱，将尊崇实证主义的灵魂工程师，这些灵魂工程师的智慧体现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科学知识，体现了走向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由规律所决定的道路。

孔德，尤其在晚年，把自己看作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新宗教的先知和创始人，这个宗教可使人类解除一切苦痛。孔德的规范理论虽然对思想史的研究很重要，但在讨论社会学的时候只是顺便提提就行了。

奥古斯特?孔德_生平

二、生平

1798年1月19日，即共和国诞生后第6年的雨月初一，奥古斯特·孔德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他的父亲，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和谨慎的保皇党人，是个小官吏，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献身于工作、宗教信仰和家庭，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养花。他藐视法国大革命，抗议伴随大革命而来的对天主教的迫害，但不论动荡时代中政府的形式和结构在多么迅速地变化，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为政府服务的。他首先是个服从命令的人。

少年时代的奥古斯特·孔德瘦小纤弱，患多种疾病。他9岁进了家乡的帝国公立中学，是个成绩出众的学生。他学习很用功，但也是最倔强、最不听话的学生之一。上学之后不久，他就不再信仰父母信仰的宗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信仰。他憎恨皇帝，向往恢复大革命的辉煌日子。

唯一给少年孔德留下强烈印象的教师是他的数学教授达尼才尔·昂孔特尔，他原本是个新教的牧师，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可能就是他使少年时代的孔德对数学发生了兴趣，而且为孔德后来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

1814年8月，孔德参加了著名的巴黎综合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该校类似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但更难考入），并以第4名的资格被录取。他于10月到巴黎入学，从此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除短期之外。

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皇帝一向不大得人心。这个学校是“国民公会”创建的，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学校。皇帝把它改成军事方面的学校，让一位军事长官和他的部下来掌管。在拿破仑看来，这个学校主要应训练军官，即使他本来是培养工程师的。但学生们仍认为该样的性质是自然科学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未来著作，可是未来仍然一片渺茫。理工学校即将重新开课，但重新入学的事情他连试也没试。随后，那个将改变他生活道路的“一见钟情”来到了。

与圣西门合作

1817年夏，孔德经人介绍认识了亨利·圣西门。圣西门当时是《工业》杂志社的社长，是个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生性邋遢、容易激动的人，他后来对孔德的生活和事业发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圣西门那时将近60岁，被这个出色的年轻人吸引住了。孔德那种训练有素、一丝不苟的工作能力正是圣西门所缺少的。孔德成了他的秘书和亲密的合作者。

两人融洽地共事了一段时间。起初，孔德每月领300法郎薪金，但后来圣西门又一次陷入经济困难——他常常如此——孔德继续留在他身边，不再领取报酬。一来是为了学术上的原因，二来是希望以后能领到薪金。

有些学者争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两人的合作之中谁受益更大，孔德还是圣西门。对这场拜占庭式的争论没有必要偏袒一方。可以这样说，孔德受他导师很大影响，尽管与圣西门的密切接触可能只是使他原已萌发的思想趋于成熟而已。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年轻的拥护平等的共和主义者在结识圣西门后不久便开始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了。孔德写于1819年7月的一篇论文可以为证。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观点伴随了他一生。

在与圣西门密切合作的那些年，特别是1819年到1824年，孔德所写的随笔和论文中已包含了他以后主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人们不仅可以找到他后来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所发挥的主要科学思想，而且还可以发现常常被人忽略的一种思想萌芽，即他后来所发展的思想：需要一种以新建的精神权力为基础的统一的社会秩序。

1824年，孔德同他的导师最后决裂了。直接原因是一场颇为复杂不大体面的争吵——孔德的一篇论著将以何种形式发表，是象过去那样以圣西门的名义发

表，还是以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政治体系》第一卷第一部的形式发表？孔德得到了100本由他自己署名的样书，同时，圣西门发行了1000本署名亨利·圣西门的《企业家入门》第三部，其中包括孔德的论著，附加圣西门一篇未署名的序言，序中他对自己的弟子不无苛责。孔德当即驳斥自己的老师，从此以后圣西门的名字一直是他诅咒的对象。老师被否定了一次，就永远被否定个没完。

这次争吵固然有这类实际方面的原因。孔德对这位老人大摆恩师的架子开始感到生气，他仍把孔德看作过去那个虔诚的学生，而不视为有些竞争力的同盟者。孔德这时已成为自由派报刊上小有名气的人物，著名科学家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了。然而争吵还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两位合作者对于采用何种办法扩大影响、争取民众的支持存在分歧。圣西门始终是个活动家，强调必须立即改革。他所希望的首先是把自由派企业家和银行家鼓动起来，支持他加快重建法国社会的步骤。相反，孔德强调要把理论工作放在改革活动之上，就当时来说，建立科学学说的基础要比施加任何实际影响都重要。还有一点，简直成了学术史上的笑谈，孔德这位未来的人道宗教的祭司长竟反对圣西门学说中当时开始出现的宗教色彩。

因此，虽然他现在已经收到来自著名科学家居维叶、洪堡等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和政治家的来信对他的最新著作表示称赞和鼓励，但他仍是一个孤独的边际知识分子，与巴黎的文学界、科学界只有稀疏的关系。孔德的体系已经建立，但孔德本人既无地位和职位，也无职务和工资。

与此同时，孔德认为自己至少在私人生活上有了点着落。1825年2月，他决定娶卡罗琳·玛森为妻。他与这位年轻女子相识已有数年。她过去是王宫附近一带的妓女，后来成了一所小书店店主。这个婚姻很不稳定，几分几合，最后两人还是永久地分手了。孔德暂时感受到一种家庭的安定，不过他仍四处奔走，寻求得到学术上的承认和社会上的地位。

有人主动向孔德提供一个职位——作化学工程师，他拒绝接受，继续给私人授课，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这样他可以致力于研究理论问题，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有时他还可以同自己那些出身高中的学生的家庭建立密切的关系。有时他也能得些稿酬，特别是为《生产者》撰稿，这份期刊是圣西门死后由他一些信徒创办的。

在这几年中，孔德把主要精力用于推敲他的实证哲学。当这项工作进展到足以向广大公众提出的时候，孔德由于缺少一个阐述其理论的正式职位，决定举办一个私人讲座，听从事先预约，讲座内容是实证学说的纲要。1826年4月，讲座开始。听众中有一些著名人物：亚历山大·冯·洪堡，几名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夏尔·迪努瓦耶、拿破仑·德·蒙泰贝洛公爵、伊波利特·卡诺（革命军

队创建者之子，伟大的科学家萨迪·卡诺的兄弟），还有理工学校过去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

孔德作了8次演讲，但听众们第4次来时发现房门紧闭。孔德病倒了，患了严重的精神失常。他在著名医生埃斯基罗尔的医院作为“躁狂症”患者治疗了一段时间，那位《论躁狂症》的作者试图用冷水疗法和放血疗法把他治愈。当孔德太太最后决定把他送回家时，埃斯基罗尔表示反对。在病人出院登记簿上有埃斯基罗尔写的两个法文缩写字：“N.G.”（尚未恢复）。

孔德回家后陷入极度忧郁状态，甚至企图投塞纳河自尽。但经过1827年和后来一次重返故乡蒙彼利埃的旅行，这位病人渐渐恢复了健康。1828年8月，他为一本书《愤怒和愚蠢》写了篇书评，以表示他已战胜疾病。

讲座于1829年继续举办，孔德高兴地发现听众中有一些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大人物。然而这点小名气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一些名人继续支持他，但渐渐地他在科学团体中变成了嘲笑的对象。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们一致指责他这个异想天开的人竟妄图把一切科学的发展包容在他那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之中。

孔德又过起默默无闻的孤独生活了。1830年到1842年他撰写那部名著《实证哲学教程》时，一直过着这种凄惨的生活，处在学术界的边缘上。他想在理工学校做教授，在科学院或法兰西学院谋个职位，所有这些企图全部落空。他只是在1832年在理工学校当了个“分析和力学课辅导教师”，5年后，又当上这所学校的校外主考人。前一职务给他带来2000法郎的微薄收入，后一个略多一点。他还在一所私立学校教数学。这三项工资再加上有时作为理工学校的巡回主考人得到的日薪，刚够他勉强摆脱贫困。

在他专心撰写《教程》的那些年，他不仅受到经济困难和学术界排斥的干扰，而且婚姻关系也越来越坏。渐渐地，他变得沉默寡言。他所创建的体系开始支配了他整个人。为了“大脑健康”的缘故，他不再阅读那些与他所写的内容有关的众多领域的新文献了，只读小说和诗歌。在晚年，唯一一本他读了又读的书是《效法基督》。

尽管有这些磨难，孔德还是渐渐有了信徒。一些著名的法国人投到他的门下，如杰出的学者埃米尔·利特雷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实证学说已经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受到相当的关注。著名物理学家戴维·布儒斯特爵士于1838年在《爱丁堡评论》撰文，对这一学说表示欢迎。最可喜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成了他最亲近的赞赏者，他在《逻辑体系》（1843）中说孔德是“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孔德和穆勒经常通信，在信中，孔德不仅告诉他自己的科学工作情况，还谈到自己婚姻生活的不幸和物质生活上的困难。穆勒约集了一些赞赏孔德学说的英国人，给他寄去很大一笔钱，帮助他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教程》写完不久，孔德的妻子与他永久分手。他在孤独中继续抨击那些拒不承认他的科学家。他向部长们申诉，给报纸写堂吉诃德式的信，刺激他的对手，就连他身边剩下的几个朋友也对他不耐烦了。1844年，由于他在理工学校树敌太多，他的主考人聘书没发下来。他因此失去了差不多一半收入。（他在该校的另一职务于1851年失去。）

1844年他因失去一个职务而在众人面前蒙受屈辱，然而后来证明，这一年也是他最为得意的一年。他与克洛蒂尔德·德·沃相爱了。她是位中产阶级的妇女，不到30岁，被她丈夫，一个小官吏，遗弃了。那人携公款潜逃到布鲁塞尔，把她，还有他的赌债，抛在巴黎。孔德在一名青年信徒家中见到她，深情地爱上了她。顿时，孔德呈现给外部世界看的那付冷漠、刻板的假面具不见了。恋爱中的孔德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天性中过去受到压抑的一切情感成份分部显露出来。与克洛蒂尔德的邂逅虽然为时不长，但对中年的孔德来说其重要性不下于年轻时与圣西门的相识。

这场热烈的迷恋从未导致肉体的满足。克洛蒂尔德拒绝他的一切恳求，使爱情始终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崇高而浪漫的色彩。他们初次互递情书之后仅仅几个月，克洛蒂尔德便染上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疾病——肺结核。爱情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她去世了。

孔德发誓要把自己余下的生命完全用来悼念“他的天使”。《实证政治体系》于1844年开始草拟提纲，后来成了纪念心上人的铭文。在行文中，孔德欢呼着感情高于理性，感情高于智慧，一遍又一遍地赞美着女性的温情对于长期受到冷酷的男性理智统治的人类所具有的医治力量。

在1851年到1854年《实证政治体系》问世期间，孔德失去了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很多理性主义信徒，那是他在过去15年经历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信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埃米尔·利特雷不愿承认博爱是解决一切时代纠纷的良药。他们也不能接受“人道宗教”，而孔德则自命为这一宗教的祭司长。繁复的典仪，特别的历法，整个苦心经营的迷信鬼话，在他们看来全是对孔德以往学说的否定。实证舞台上的预言家看来是退缩到神不这舞台的茫茫黑暗之中了。所发生的一切，在他最早写的文章中已露端倪，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孔德并没有因失去信徒而感到沮丧。让他们去吧，他将把别的人们招进新教会的殿堂。孔德决定，从今以后签署所有信件都用“宇宙教创始人，人道宗教大祭司”。从这位新的大祭司笔下一封封信发向世界各地的当权者——沙皇尼古拉，奥托曼帝国首相，耶稣会会长——企图使他们改用新的仪式。在国内，孔德向各种各样的听众讲演，特别是工人阶级，劝他们改信新的教义。他向工人们写

呼吁书，《实证教义问答，向保守主义者呼吁》，其实是向任何人和一切人呼吁，只要他们肯听。

1848年，二月革命几天之后，他创建了“实证主义协会”，50年代初，这个协会成了他讲授学说的主要场所。会员们拿出自己的钱供养这位老师，并许诺要传播老师的学说。孔德每星期都向各省和国外的门徒写信，他把这些信比作圣保罗的使徒书。在西班牙、英国、美国、荷兰，他的传道发生了作用。除星期三实证主义协会召开例会，平时每晚7点至9点他在家中接见巴黎的信徒们。过去的综合工艺学校的学生，未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工人，都怀着对他们老师的敬爱来到这里。孔德曾多少次遭到人们的排斥，现在他终于感受到一种满足，那就是他最后获得了信徒，他们不像他过去那些虚假的朋友一样仅仅赞美他的理智，而是沐浴在他的爱的雨露之中，同时也报他以爱。孔德由青年时代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和提供公民自由权的人起步，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蒙比利埃的造反学生现在鼓吹着服从的美德和秩序的必要。“实证教会”的两条训言仍是“秩序”和“进步”，但在最后几年中，在创建人的眼里秩序的分量更重了。由于孔德对1848年8月的流血事件十分反感，他倒向拿破仓三世的阵营，正是这种对秩序的渴望，使他把沙皇、首相、耶稣会会长等人视为精神上的兄弟。

1857年6月17日，孔德11年中第一次没能去拉雪兹神父公墓悼念克洛蒂尔德。一种癌症的早期症状使他无法出门。病情很快恶化，9月5日他逝世了。下个星期的星期二，一小群信徒和朋友、邻居扶柩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在他坟墓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实证主义者公墓，那里，紧挨着这位大师，埋藏着他最忠诚的信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