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戏剧功能观评析

李渔“劝惩与娱乐并重，道学与风流合一”

的戏剧功能观评析

胡明宝

（桂林航天高专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李渔十分重视戏剧的功能，他在继承前人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戏剧的功能，提出了“劝善惩恶，有裨风教”、“舒郁解愠，自娱娱人”、“重机趣，道学与风流合一”等一系列主张。他的戏剧功能观历来的学者褒贬不一，但作为深谙戏剧艺术三昧的理论家，他的戏剧的功能观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仍有可借鉴之处。因此，对李渔的戏剧的功能观进行重新评价，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其理论价值。

关键词：李渔戏剧功能观戏剧理论

戏剧，作为一种有意味的文艺体裁，在人们精神领域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真正优秀的作品其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诚如恩格斯在论及法国民间故事书的功能和作用时说的那样，她不仅使人‚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而且还像‚圣经一样培养他（引者按，指读者）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因此，千百年来，历代的戏剧家、理论家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李渔（1611——1680），在其戏剧理论专著《闲情偶寄》[2]和其它著作中，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创造性发挥。他的某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李渔的戏剧‚结构‛论、‚人物‛论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而对他的戏剧社会功能论却很少有人提及。有的论者简单地否定，有的干脆斥之为‚腐朽、落后‛、‚毫无可取‛之处。笔者认为，李渔的戏剧社会功能论虽不及

他的‚结构‛论、‚人物‛论那样先进、精辟，但其中的某些观点仍有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的因素。有感于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李渔的戏剧功能论进行评析。

一、“劝善惩恶”，“有裨风教”

李渔在《闲情偶寄˙凡例》中说：‚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这既是他撰写该书的宗旨，又是他进行戏剧创作和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李渔始终一贯地把劝惩作为他的‚立言之本‛，因而在‚凡例‛中还鲜明提出了所谓的‚四期三戒‛。由其中的‚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可知，李渔的确是把‚劝惩‛、‚正心‛、‚正俗‛作为戏剧的重要功能之一的。他认为，社会‚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因此，他无论是编剧、演剧，抑或是从事理论著述，根本意图在于‚正心‛‚正俗‛。‚正心者‛即是他所谓的以戏剧‚代木铎‛，利用戏剧舞台来劝善惩恶、感化观众。于是，劝善惩恶便成了他戏剧功能论的核心。李渔在《词曲部˙戒讽刺》中说：

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字，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

李氏不仅道出了戏剧的基本职能是‚劝善‛、‚诫恶‛，而且还从戏剧艺术特征的角度入手，阐明了戏剧的劝诫作用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直接性、广泛性。所谓‚借优人说法‛，指的是戏剧通过演员的舞台表演，现身说法使亲临其境的观众，直接受到善的感化或恶的惩诫；所谓‚与大众齐听‛，说的是剧场里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对演员通俗的唱词、宾白能听懂，这比诗、文更易于接受，故而戏剧的劝诫教化作用更普遍、更广泛，也更有效。因此他认为戏剧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李氏赋予戏剧如此神圣而又艰重的使命，这是与他戏剧家的职业责任感和理论家的使命感密切相关的。

与劝善惩恶的思想密切相联，李渔进一步提出了戏剧要‚有裨风教‛的主张。他在为好友的剧作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然卜其（按：指传奇）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3]

李氏将‚情‛、‚文‛、‚有裨风教‛三者相提并论，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戏剧是否优劣、能否传世的三个重要标准，足见他对戏剧教化作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李渔的上述理论思想有着复杂、丰富的内涵，也有历史的渊源以及时代和个人的思想根源。他重视戏剧的劝惩、教化功能，这无疑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和宋元以来戏曲理论中‚教化‛中心的传统。但是，李渔的‚善‛是指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规范相符合的‚忠孝节义‛之类的善行，他所谓的‚恶‛，是与‚忠孝节义‛之类的善行相对立的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举。因而这种善恶观是落后的。李渔是一个思想复杂、经历曲折的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在其世界观、思想上，与封建时代的一般文人有着很多的不同。一方面，李渔虽然一生坎坷曲折，没有当官为宦，但就其思想性质来说依然是为时代的统治思想所规范化了的封建思想。他脑子里塞满了‚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封建观念。他曾明确表示过要‚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4]他要借戏场‚维持节义‛，这与稍长于他的王夫之、黄守羲等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相比，在思想上有着天壤这别；与比他年轻的孔尚任相比，在戏剧功能论上也有一段差距，其思想上的落后性和消极面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积淀深厚的封建思想和腐朽的伦理观念的影响，使得他在竭力主张‚劝善惩恶‛的同时，又大肆鼓吹要借戏剧‚维持节义‛、‚粉饰太平‛。

另一方面，进入中年之后的李渔，由于频仍的战乱，家道衰落，不得不四处漂泊避乱，处于贫困交加之境，因而有机会接触到了下层穷苦人民，看到了残酷的现实，认识到了社会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艰难。他虽然从来不敢怀疑和反对封建统治及其政治制度，但他毕竟产生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并用自己的戏剧创作歌颂青年男女为争取美好的爱情同封建势力和传统观念所进行的斗争，反映在他的理论上，则主张惩恶、鞭挞丑行，要求戏剧广泛地描写‚人情物理‛，塑造生动的形象，以此来感化和教育人们。因此，他的理论和

实践中也有违世逆俗的一面。有浴血生之言可鉴：

笠翁殆亦愤世者也，观其书中借题发挥处层见叠出。如‚财神更比魁星验，乌纱可使黄金变‛，‚孔方一送便上青霄‛，‚乌头街灯笼高照，刻封皮马前炫耀，吓乡民俨然虎豹，骗妻孥居然当道‛等语，皆痛快绝伦，使持以示今之披翎挂珠、蹬靴带顶者，定如当头棒击，脑眩欲崩。[5]

作为‚愤世者‛，李渔非但没有与绅士官吏同流合污，而且对官吏、财神和权势者加以讽刺、鞭挞，这确是可嘉的。因此，我认为，李渔主张戏剧‛有裨风教‚、‛劝善惩恶‚的思想，虽然其中夹杂着一些落后的东西，但就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来说，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就是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舒郁解愠，自娱娱人

李渔不仅反复验调戏剧的劝惩、教化功能，同时他还充分认识到戏剧的娱乐性。他认为戏剧的娱乐功能体现在作者本人的自娱——‚舒郁‛、‚解愠‛和娱人——为观众（读者）‚消愁‛、增添快乐和享受两方面。在《词曲部˙语求肖似》中，李渔这样生劝描述自己戏剧创作的切身体验：

文字之最豪宕，最风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过于填词一种。若无此种，几于闷杀才人，困死豪杰。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虽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

在李渔看来，戏剧创作既可忘却苦恼，郁舒愠解，也可享受到无穷的乐趣，但是仅仅满足于此，还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于人于世无所裨益的。因此，他强调戏剧创作还应给予他人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进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他在戏剧作品《风筝误》的收场诗中写到：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

何事将钱买笑声，反令变喜成悲咽。

惟有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