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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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日本访书成功原因初探

作者: 夏日新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夏日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清末来日的中国人中，许多人都抱有搜辑中国佚书的愿望，在杨守敬之前，已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人留心搜集，来日的清朝首任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出版的《日本杂事诗》中谓：“博士来从继体初，五经也自劫灰余。航头古典欺人说，何处嫏嬛觅异书。”其下自注谓：“余来东后遍搜群籍，足利学校、水户书库皆藏书极富者，未闻有逸书也。欧阳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蛮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亦儒者妄想，明丰坊因之，遂有伪《尚书》之刻，是亦姚兴《舜典》得自航头之故智也。”①

黄遵宪是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来到日本，他虽也极力想搜寻佚书，却无多大收获。杨守敬在三年后的光绪六年来到日本，任清朝驻日使馆随员，在此期间他广泛搜访中国流散在日本的佚书，最后携带了２０余万卷珍贵古籍回国，其中不乏宋元时代的善本。为什么杨守敬的访书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呢？

一、杨守敬来日前的学问基础

杨守敬自小起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式教育。他出生在湖北省宜都县一个商人家庭，四岁即丧父，六岁由母亲黎氏教以读书识字，至八岁始出外就师学习四书五经，至十一岁辍读，回家当学徒，但夜晚仍自学，诵书作文不断。至十四岁始又从师学习，一年后以经济困难再次辍学，至十九岁又出外从师，当年考取秀才，至二十四岁，自己设馆教书，当年考取举人。

在传统的科举教育之外，杨守敬主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好学奠定学问基础的。读书时，他不愿只读八股文，而喜读名家文章，十九岁时，他师从江陵朱景云，当时与朱景云交往密切的谭大勋是考据学家，著有《新唐书纠缪》、《读书一得》、《明事类编》等。杨守敬从朱师与谭大勋的谈论中开始接触到清朝的考据学。二十岁时，由于太平天国的动乱，长江下游的不少文人避居山区宜都，当时在杨守敬家先后赁屋居住的有著名文人余杭郑兰、元和顾文彬。顾文彬又是收藏家，精于鉴别，著有《过云楼书画》、《缘眉楼词》，郑兰是藏书家，杨守敬最早就是在他那里看到了六严的《舆地图》，并影绘二部，从而开始了与历史地理学的结缘。

考取举人后，通过进京会试的机会，杨守敬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从而为自己的学问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自己在晚年自撰《年谱》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进

京会试时说：“正月入都，由一山（遂溪陈乔森）得见文昌潘孺初（存）先生、归善邓铁香（承修）同年。孺初精诣卓识，罕有伦匹，铁香卓荦不群，皆一代伟人。守敬得闻绪论，智识日开。”②陈乔森、潘存、邓承修三人与杨守敬从此成为终身好友，对杨守敬影响很大。陈乔森后来任广东雷阳书院讲席近三十年，弟子数千人。杨守敬到日本后，曾向日人宫岛诚一郎介绍说：“弟所深交诗人有陈君乔森，旷代奇才……尔时彼二十余耳，今已近五十矣。先生如以诗投之，弟为介绍……此人初入都时，年二十余，名震都下，一时无两，张之洞且退避之。”

③潘存擅长书法，杨守敬谓“凡学问流别及作文、写字，得其指授为多。”④邓承修后任御史，晚年主讲广东丰湖书院，有著作《语冰阁奏议》问世。

由于在京能与学者文人交游，增长学识，在第二次入都应试落第后，杨守敬留在了北京，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乙丑（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三月会试，荐而不售。是时都中友朋均劝余留京，余亦以都中为人文渊薮，乐与赏奇析疑，为学问进步，并非为他日发迹计，盖其时已屏除时文于意计外矣。”⑤后来又与钱塘谭廷献、山阴李慈铭、桐庐袁昶相交往。谭氏有著作《复堂类稿》、李氏有《越缦堂日记》、袁氏有著作数十种，后汇入《渐西村舍丛刻》中。杨守敬前后在京师来去呆了十六年，“在京日多，在家少”。⑥

在京师与文人学士的交往，对杨守敬奠定学问基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来日本后，曾对日本友人说：“弟生于偏乡，无良师友，二十三举孝廉，同入京师，得交当世贤豪，故于学稍知门径。”⑦

在来日以前，杨守敬在金石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已具备了良好的素养。这些素养对他以后在日本访书取得重大收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来日以前，杨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金石学方面，据他自己说，在他还只有五岁时，数钱时就喜欢挑取古钱来玩，看来他嗜古来自天性。曾一度租住他房屋的顾文彬是鉴赏名家，或许对他也有些影响。留居京师后，他在教学之余，每天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常常流连忘返，归时街上寂无一人。经过历年辛苦搜寻，他收藏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已基本齐备，后来携到日本的万余件金石拓片，为他在日本用以搜寻换购书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搜购金石拓片时所培养的鉴赏力、搜寻方法的训练也对他日后的访书有重要的帮助。

杨守敬来日前在金石学方面的学术素养，还可以从他已完成数种相关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他当时在金石学方面的著作已出版的有《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１８７７）、《激素飞清阁藏碑》，⑧已完稿的有《平碑记》、《平帖记》、《集帖目录》等。

金石学之外，杨守敬在经史方面也下过功夫，这方面的著作当时已出版的有《论语事实录》（１８６９），和人共著的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１８７９），还撰写过《小学记录》，后佚失。这些著作反映了杨守敬在经史方面的深厚造诣，如《论语事实录》对前人研究《论语》的成果重新予以检验和评价，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其中引用的书目近百种。杨守敬对自己在经史方面的基础也很有自信，来日后，在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的谈话中，杨守敬曾很自负地说：“弟不佞，若使弟遇狩谷，固当北面，若使弟遇息轩，则当与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⑨狩谷指狩谷望之（１７７５－１８３５），江户后期的儒学者，在文字学、考证学上有深厚造诣，著作有《笺注倭名类聚抄》等；息轩指安井衡（１７７９－１８７６），是日本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日本人名辞典》称其为一代泰斗，著作有《论语集论》等多种，可见杨守敬对自己自许甚高，而从后来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