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情绪心理学思想

中国情绪心理学思想
论文摘要从古自今、人类一直在发展，不管从身体素质、生活水平还是思想文化，从人类开始繁衍的时代、到现代，情绪的分类、由来、意义虽然众说纷纭，但
是那些情绪的底蕴是不变的。

关键词古代情绪现代
正文
以下是选取较为全面的现代情绪释义：
1944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传鼎从《说文解字》一书中找出了354个描述人的情绪表现词，按其释义把它们分为18类，即安静、喜悦、恨怒、哀怜、悲痛、忧愁、愤急、烦闷、惊骇、恭敬、抚爱、憎恶、贪欲、耻辱等。

他认为，人类丰富多变的情绪主要就是由18类基本情绪所组合而成的，一个人在某一时刻可能体会到其中的一种情绪，也可能同时产生多种情绪。

再了解下东方古老中国人的情绪观：
一、柳宗元的情绪观
柳宗元认为「情不能免」。

他是继承了儒、墨二派的思想。

而扬弃另一派的主张「情不可有」,老庄道家是持这样的观点。

柳宗元以音乐与圣人作譬如:说明情感(情绪)是人所不能免的,他认为人有「情感」才能产生「乐」。

意谓音乐是为表达人的情而产生的,并非圣人所始作。

他说: 「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

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申,是圣人肴乎乐也。

」(柳河东集.无射) 以上柳宗元这个观点,很显然地承《礼记》所说的: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

」(礼记.乐记) 所以,圣人是为了「象政令之美」而作乐,「肴乎乐」,乃是基于人情不能免的结果。

我国情绪分类观点中,以七情说最为普遍,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或喜、怒、忧、思、悲、恐、惊。

前者见诸于一般哲学思想家的著作;后者见于医学方面著述"。

柳宗元则对「忧」、「恐」与「欲」的情绪,单独提出他的见解。

关于忧,他写了一篇<憂箴>的专文,意谓忧与惧是一样的,都是人人先天就具有的基本情绪。

但如果一个人总是无忧无虑,那忧虑反而会天天产生。

正如现代年轻人追求自由,不喜欢父母及法律拘束一样,如果有一天给他完全自由,父母长辈不管他,躯体、精神的束缚固然没有了,可是衣食靠谁,整天在冶游,时间久了,生活无目的,心中必然傍徨,忧虑必随之天天产生,不得不回家或找寻工作,这样就必然会牺牲一
部份自由。

当然,一个人也不能经常忧虑,经常忧虑就无欢乐可言。

依柳宗元观点,「忧虑不在有无,而在于忧虑是否合理」;如果「所忧在道」,那就可预测吉凶祸福,从而减少使人犯错的机会。

这个观点,也是现代心理学所主张的。

人不能无焦虑,但焦虑需要适中,过之与不及都会产生病态心理。

合理的焦虑,可促使人提高警觉,努力去解决问题。

关于恐惧的情绪,柳宗元也写了一篇丈戒惧箴二,他告诉人们首先要认识恐惧是必要的,如同焦虑一样,不知道恐惧的人,反而不知有所作为,但一个人不能祇知道恐惧就算了事,而应积极地采取措施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其次是一个人不能等到灾祸临头才觉知到。

二、关尹子的情绪观
《关尹子》是书名,道教奉为经典的书,又称《无上妙道文始真经》。

相传为周代尹喜所著,但原著已失,据考今本成书年代,可能在唐末宋初之间,作伪者系五代杜光庭。

该书对情绪方面的着墨不少,是今人研究中国古代情绪心理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中国历代大多数思想家都肯定「性」,是与生俱来。

「情」,是由外界刺激产生。

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

《关尹子》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也作了一番阐述,并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

它把「性、心、情」三者统一的关联性作一论述,认为: 「情生于心,心生于性。

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五鉴篇) 依上文解释,情、心、性都是动态性的,流水生波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水不流则波不兴。

相反的,「心如死水」,情绪就不会有起伏现象发生。

也说明情、心、性三者是一体的,相互关连的。

情、心、性也是静态性的,无外来刺激,则情不生,水不流、波不动,其因果关系取决于外在环境,故情、心、性三者虽然是动态性的,但不是主动的,还是需视外物的刺激而定,所以说它也是静态的。

三、张载的情绪观
张载生于宋真宗年间(公元一0二0至-0七七年),由于他在横渠(今陕西省)讲学,时称横渠先生,是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的关派代表人物。

是宋明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家。

张载承传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也有他独特的见解。

关于情绪心理方面,他未作直接的论述,但仍离不开心、性、情、欲方面的探索,这些都是与情绪息息相关的。

他注意到情绪的根源,是出自外物。

心理因外物不同的刺激而有不同的变异,他说: 「人本无心,因物为心。

」(语录下) 「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语录上) 「心所以万殊者,感外物为不一也。

」(正蒙、太和) 明显的,张载所谓的「心」,应解释是一种认知的主体,是静止的,并没有所谓之「有与无」的存在问题,它的存在,是由外界的事物影响。

人之有情绪(情感),当然也是受外来刺激引起,不同的外来刺激就产生不同的情绪。

苟无外物,就不会知道心的存在,也谈不上什么情绪反应了,以此推论,「心与物」是为一体存在的,不能缺少任何一方,所以张载说: 「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来也。

……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

」(正蒙.干称) 「有」是指客观的事物,「无」是心理主观意识。

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

无形意识的存在,是靠客观的事物。

也就是说心理现象之发生,要靠物体的刺激的结合。

究竟孰先孰后,以哲学观点,历来争论不休,张载主张内外合,应该切合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而不必去争论哲学家观点的主、客孰先孰后问题。

所以有人称张载是宋明以来学术思想的一位重要关键人物,也把中国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实不为过。

四、王安石的情绪观
王安石受到卜子的「情者性之质」,及礼记的「性静情动」说所影响,而提出其「性与情合一说」。

他认为: 「性情一也。

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哉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

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

喜、怒、哀、乐、爱、恶、欲发于外而见行,情也。

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性情) 王安石之前,有人持性善情恶的观点,指陈人之性皆善,人之情皆恶,人之性都是好的,人之情都是不好的。

王安石则反对此说,在他而言,人的生性(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好坏),其之所以有善有恶(有好有坏),是由于外物所致。

所以性是静的,为本;情是动的,为用。

前者存在于心一一未发;后者生于外一一已发。

故两者的关系是:一为本,一为用;一为内,一为外,所以把它合一看待,才合乎逻辑。

情欲是人皆有之,是人的本性,但不可纵情,也不可绝欲,如何对待情欲,王安石的主张是「丢情却欲以尽天下之性」。

走中庸路线,不纵不绝,以「礼」来引导, 非礼勿听,非谓掩耳以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千吾之听也;非礼勿视,非谓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乱吾之明也;非礼勿言,非谓止口而无言,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辞也;非礼勿动,非谓指其躬而不动,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气也。

」(礼乐论) 从上文足以申明王安石的「丢情却欲」并不是要求人们去掉一切情欲,掩耳不听,闭目不看,哑口不言,肢体不动,而是要求人们的视、听、言、动,表露于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中,均能循礼而行,恰到好处。

「去情却欲」除应遵循体外,还要靠「乐」。

设若人们一切行为举止,中规中矩而合符礼,人间便少有冲突发生;心理学家告诉吾人,当情绪不愉快发生,音乐可以发挥治疗效果,王安石的观点,不但符合经验法则,也与现代理论相吻合。

五、程颢的情绪观
程颢是北宋洛阳人，和弟弟程颐都是理学大家,后人合称兄弟俩为「二程」,属于洛派人物。

哥哥程显世称「明道先生」,弟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

兄弟俩的著述,皆收录在《二程全书》中。

其思想时为后人称颂与遵奉。

程颢认为人皆有喜怒的情绪,圣人也不例外。

为使心境平静安祥,情应该适应万物,但仅系于物而不系于心,情发之后,以不影响心境平和为原则。

怒情最难控制,须以「理」来节制,使人的注意力转移至探讨理的是非身上。

程颢主张人们须效法之「廓然而大公」,以及圣人之「物来而顺应」。

无私心就可廓然大公,无私情则物来顺应,若受外物诱惑则心性不定。

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

圣人之常,必其情顺应万事而无情。

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

幢幢往来,朋从尔思。

」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柬而生于西也。

非谓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定性书) 程颢论宇宙问题,均着重内心的反省,认为人对宇宙直接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如从人生的实际经验丢体会,作为修养的方向,以求「心和道」的一致。

所以,他主张人心本「无为」(即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及「明觉」(即自然就明白是非的道理)。

为什么人会有心情不宁的时候,是由于自私及用智,使人不能至于「道」。

若要回复本心,安定本性,则须「内外两忘」,不要强公物我内外。

不强分才能澄然无事;则是大贞静,在贞静中,自然能明察秋毫,物来则应,还有什么「累」可言?他说: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

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

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述;用智,则不能明觉为自然。

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

……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

两忘则澄然无事矣。

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定性书) 依程颢看来,人的不良情绪,「自私及攻于心计」是其原因,人若不自私,行为表现自
然合乎「道」的标准。

反之,用尽心机以图一己之私利,又怎能得到安宁? 怎样才能使情绪不致失控?是「情应应万事」而得「大贞静」?程颠劝人要效法圣人,他认为圣人之喜或怒,皆「系于物而不系于心」。

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喜、怒应物而发,事过境迁,发过即消,不记挂在心头。

纵观中国古代关于心理学的理解、研究，对其进行总结：
关于情绪的分类学说。

中国古代有六情论、七情论和情二端论。

六情论认为情主要有喜、怒、哀、乐、爱、恶等6种，汉代的《白虎通》便主张此说。

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但用词及其排列稍有不同。

荀子的主张大致相同。

《礼记》又有哀、乐、喜、怒、爱、敬等六情的说法。

七情论也有种种大同小异的变式，有一种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荀子·正名》），另一种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礼记》），再一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黄帝内经》）。

第一、二两种说法比六情论多一个“欲”，但不同的情都可表现为欲，因而欲并不是一种独特的情。

第二种七情论用“惧”代换了六情论的“乐”，也不恰当。

第三种七情论显得庞杂混乱，其中的“思”根本不是一种情，更不足取。

所以，七情论的种种说法都难于成立。

六情论则比较合乎道理。

人的情绪的表现原是变化多样的，很难一定说有几种。

在六情论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又有一种见解，指出情的根本形式不外两种，即好（爱）和恶（憎），称为情感的两大端。

《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

”（《韩非子·八经》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保位权》中也说：“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

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

”这都是指出人有好恶两种最基本的情。

情二端论说明了人的情感虽有种种不同的形式，但都不外乎是好（或“爱”）和恶这两端或两极的变化。

这是一种较合理的见解。

因为实际上情感对有关对象的态度总不外乎是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情感发生时有机体（如内脏）的相应变化也不外乎是增强（兴奋）和减弱（抑制）两种。

所以，情感应当是两两成对的。

中国古代的六情论就正好由三对情感所构成，而其中的一对又是最基本的。

这些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关于情感的独特见解。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从古代到现代，历史跨越了几千年，但是人类的情绪思想体系大同小异、但不能说毫无进步，人类的情感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

以上观点论据来自：《韩非子·八经》《礼记·礼运》《黄帝内经》《荀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