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道教学思考

古代文学传道教学思考

中华传统中，教师育人之根本在于“传道”，使学子明“道”——此道关涉人生真谛、宇宙究竟。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围绕着以人为本、探明宇宙、人生真谛为主旨的“悟道”、“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在教育者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传道”教育理念是以了解宇宙人生实相为出发点、为核心，其终极旨归在于使受教育者明白宇宙人生的实相，尤其是做人之道，从而使人发明本性，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成为“具众理而应万事”[1]5的本真存在的人，即健全之人。因此，探究宇宙人生真谛的实相思维的建立，实际上是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核心议题。教师通过“传道受业解惑”，使学子首先建立起来的就是一种实相思维模式。所谓实相思维模式，就是人们起意作念均以是否符合宇宙人生的实相（本真存在）为标准、为转移。以“传道”为核心，使受教育者建立起实相思维模式，从而能发明本性，成为健全之人是传统“大学”教育的根本理念与核心议题，它在中华文明史上薪火相传，绵延流长。在古代先贤那里，所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5。

“大学者”是“大人之学”，其要旨在“复其初”，即是要发明本性，恢复人的本来面目，进而可以“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3。在《大学》这本讲“古人为学次第”的书中，先贤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这段话的内容就是传统士人再熟知不过的“三纲领、八条目”。“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3，由《大学》这里陈述的旨趣与次第我们发见，“三纲领八条目”的核心与归结点在“明明德”，也就是说“明明德”是“大学”的根本意旨所在。那么什么是“明明德”？“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1]5在先贤看来，“明德”是人天生的、能“具众理而应万事”的禀赋，这种禀赋就是人根本的德性；“明明德”就是发明这种天生的“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德性，就是《中庸》所言的“率性”之“道”[2]21，回归生命实相。

《中庸》是古代“大学”教育的另一本重要书籍，“率性之谓道”是其核心观念。《中庸》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修道”，所谓“修道之谓教”。由上可见，中华传统的大学教育就在“修道”，教人回归生命实相。这种“修道”，从教师而言就是“传道”者，从学子而言就是“学道”者。就教师“传道”者而言，古人有许多绝佳的范本。先秦时期，“万古师表”的孔子是典范的传道者。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矣”[3]80、“君子谋道不谋食”[3]190、“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107。孔子“学以致其道”[3]215，通过“学道”成为了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对于“传道”，孔子志于兹，思于兹，践于兹。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162、“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164孔子为师传

道的基本原则便是“知行合一”。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那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是以其高尚的师德，卓绝的师能，由志于道，到悟道而传道的。而“知行合一”是孔子传道为师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也成为了后世为师者乃至古代士人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唐代，“百代文宗”韩愈则是旗帜鲜明地倡导儒家道统。“明先王之道以道之”[4]23，此道统之“道”内涵即关涉宇宙万物人生的真谛、实相。就儒家而言，多从伦理道德入手来领悟、践履人生真谛的“道”。韩愈自觉担当起使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传之久远的历史使命。在他看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5]61，学生“从师”，即“从师道”，是要向老师学习“道”：了解领悟宇宙万物人生的真谛、实相。

从伦理道德的践履来“悟道”而“传道”，儒家师者的这种使命，在南宋大教育家朱熹那里可谓充分发显。朱熹创办过“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其制订的《白鹿洞教条》中，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确立了孟子提出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主张为教育宗旨，认为“学者学此而已”；并将《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要在知行合一。朱子讲学重在传道明道，强调知行合一，其思考、行为的核心围绕着“道”（宇宙人生实相）展开。如果剔去其在“道”的体认中泛道德化倾向的偏颇，朱子体道、悟道、传道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朱子看来，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明义理，修其身，推及人”，而不只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朱熹的

《白鹿洞教条》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说明其影响之大。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一生“学为圣人”，由他向弟子传播的“心学”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对生命实相体悟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意趣就是“致良知”。他认为“良知”就是人生真谛、生命实相，而“致良知”就是阳明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至于如何“致良知”，阳明认为首要的就是要教育学生“立志”：“志于道”，由此前提再结合“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学道可期，“良知”可致。传统教育体现出的这种“传道”、学道的教育理念，薪火相传直到清代乃至近代。清代书院林立，围绕着“传道”的教育理念，不同书院授课内容丰富多样，经学、实学、史学无所不有。师生传道、学道，教学相长，呈现出一种更为活跃态势，所谓“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清代这种教师与学生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的教学导向，其围绕的核心还是“志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