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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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
佛教(Buddhism):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但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
据说在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中国北方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 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
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
另有传说:在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和中国秦始皇(公元前246-210)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到中国咸阳传教。
阿育王在公元前250年举行了第三次结集,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他也将佛教传到了中国。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
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印度,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
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
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
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
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
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
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东亚大陆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
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
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思想最早是由西域经商的商人带到国内来的。
刚传到内地时是作为一种道术,人们通过拜佛祈福求子,其实佛教不是这样的。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有了学派,中国人开始翻译、传播外来佛教著作。
隋唐以后,佛教进入创立宗派时期,与中国的儒道文化互相影响。
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理想境界。
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儒、道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后,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代,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此后,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脉络,三家(传统说法称为三教)共同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
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
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
尤其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儒、道文化的局限。
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一方面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教义理论、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一方面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也就是佛教在历史上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为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
禅宗的产生,是中国佛教两千年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它后来演变成了汉传佛教的主流,同印度佛教很不相同。
它其实就诞生在广东省韶关市的南
华禅寺。
六祖惠能在南华寺创立了禅宗,他文化不高,读书不多,但由他的徒弟法海等人记录整理出的《坛经》,至今保存在南华禅寺,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佛经,而且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著作。
惠能所构成的学术思想,既体现了禅宗教派的思想体系,又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明显不同而又自成一格,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影响。
惠能创设的禅宗吸收了儒家的信善说,人人能成佛;也吸收了道家信奉自然的理念,非常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
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就以它博大精深的人文资源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文体、语言、词汇、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首先,自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教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人的影响上。
自佛教传入中国,文人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
自汉魏六朝,一直到清未,与佛教结缘的大诗人、大作家就不下40人,这些人都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他们包括曹植、陶渊明、王羲之、谢安、谢灵运、刘勰、柳宗元、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王维、吴道子、白居易、李煜、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頫、马致远、唐伯虎、王船山、宋濂、王阳明、吴承恩、梁启超、章炳麟、李叔同、胡适等。
《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一书(刘勇著)所列举的现代作家中,与佛教结缘的就达134位。
它们包括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张爱玲、萧乾、宗白华、夏沔尊、施蛰存、金庸、林清玄等。
可以说,可中国文学史上,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佛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
他们或涉足佛教(比如:王维、李叔同),或结交名僧(比如:王羲之与支遁;白居易与鸟窠;苏轼与佛印),这些大诗人、大作家因与佛教结缘,为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佳话。
2、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为中国文学语言增添了新的词汇。
伴随佛教的传入,佛经翻译也随之展开,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入我国。
据《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
佛经的传入与翻译,佛教用语逐渐变成了汉语系的日常用语。
如世界、实际、如实、相对、现象、觉悟、解脱、顿悟、众生、六道、有情、无情、净土、彼岸、知识、唯心、比量等都来自于佛教典籍。
它们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
据丁福保《佛学大词典》统计,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多达三千余条,可见佛教对中国语言的贡献。
源于佛教的成语也很多,据《俗语佛源》一书统计,源于佛教的成语就达三百二十六条。
如:六根清净、拖泥带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马、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冷暧自知、皆大欢喜、菩萨心肠、大千世界、天龙八部、当头棒喝、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呵佛骂祖、痴人说梦、泥牛入海、井中捞月、功德无量、五体投地、僧多粥少、苦中作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都源于佛教用语。
它们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也极大的推进了中国的文学创作。
3、佛教文化对文学体裁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弹词、平话、戏曲、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自东晋佛经在中国翻译流传后,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思想理念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佛教对于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伴随着佛教而传入,印度的声明论被带入中国,导致南朝音韵学和诗歌格律的发明,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
其次,对中国的戏曲和说唱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自南北朝以来,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
这种说唱结合的传法形式,开创了佛教俗唱的风气,对于宋明时期弹词、平话、戏曲的产生和繁荣,产生了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第三、推动了中国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佛教的许多经典,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等是佛教长篇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人物构思缜
密;《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须赖经》等本身就是小说体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
它们的传入不仅开拓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也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来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4、佛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佛教经典中有许多故事与传说,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它们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如:中国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就来自于《佛所行赞》中的故事。
晋魏六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冤魂志》等,都是脱胎于佛教中的传说故事。
有些佛经故事甚至被直接改为了中国小说,如(梁)吴均《续齐谐记》。
明清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传》等一些我国著名的小说,也都受到佛教故事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更是佛教故事影响的结果。
它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唐玄奘印度取经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5、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观的多样化,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思想。
佛教传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今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
就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传入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因果、五道(天、人、畜生、饿鬼和地狱)轮回以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想。
这些思想一下子把中国文人的想象世界打开了。
从而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心性观以及关于境界、形神、空与无常、象和象外等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学思想。
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就是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部巨著。
它透过家庭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
没有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丰富与影响,这样的伟大作品是不会出现的。
6、佛教文化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影响。
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文学的体裁非常单纯。
诗是诗,词是词,散文就是散文,韵文就是韵文,志是志,列传是列传。
同时代的印度文学作品则不然,它们基本都是散韵交错、说唱融合,手法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
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文体和创作手法被带入中国,使中国产生了一种散韵、说唱交错的新文体。
如:后世的弹词、平话就是这种创作手法传入的结果。
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神志怪小说,一般都十分短小,每篇仅以一个故事为主,从头到尾平铺直。
佛教经典中的印度故事则不然,它一般都以一个主要故事为骨干,在叙事过程中再穿插许多小故事。
如《摩诃婆罗多》即属此型。
这种叙事方法对中国的小说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当时的唐传奇的创作。
胡适曾经说过:“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离奇曲折,结构宏大,故事中引套着故事。
这种葡萄藤式的叙述手法,都是古中国所没有的;他们的输入,对后世的小说、戏剧创作,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7、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学评理的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过直接的推动作用。
佛教提倡的直觉、思辨等方法,与文学创作理论有许多默契之处;佛教重视超脱客观环境的牵累,追求清净的精神境界,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审美认识,也有某种相通之处。
因此,佛教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
著名的文学批评典籍《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并称中国文学批评典籍的双璧。
两书皆以佛教思想诠释他们的文艺批评理论。
另一本诗歌批评理论书籍《诗品》,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韵味和含蓄作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也是缘于佛教思想。
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作《沧浪诗话》,运用佛教的顿悟之说,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它种追求意在言外,强调形象思维、审美判断的思想,对文学理论有很大贡献。
禅宗思想对文学批评理论影响更是巨大。
宋代“以禅喻诗”已经成为风气,“诗禅之喻”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头禅。
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文学批评家以禅家的理论来论述诗词的创作、欣赏和评论。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宗教思想与
东方文化的吻合。
特别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生的变化。
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版本来传达的。
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
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二百卷。
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
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
具传当时为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皇帝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
鸠摩罗什是一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
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
加上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
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
但是他的伟大成就是由于他有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
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
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
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发展。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为着文学目的而研读着。
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
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
《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
其次,在音韵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用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同时,佛教对中国的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首先要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或成见),很多人看到佛教庙宇中许多佛菩萨的造像就认为佛教是“多神教”或偶像崇拜。
其实,佛教在最初的小乘流行时期(约500余年)并没有佛像,一般用佛的脚印图或菩提树做标记,大乘教流行后才开始雕刻塑造佛像,一是为了纪念,二是表示佛教的教义,这和偶像崇拜不是一回事。
如最早的佛像大多是佛在菩提树下成道说法,或者是佛在双树下涅盘,前者表示佛有人修而成,后者表示生必有灭的无常教义。
其后称这种使教义形象化的方法为“表法”,导致佛教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和发展,产生极为灿烂的成果。
例如,大家知道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
建塔造像包括两个艺术门类,即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
随着佛教的传播,建塔造像的艺术亦随之风行全国各地。
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到处涌现壮丽的塔寺建筑。
晚唐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见当时寺院之多。
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的标志。
世界文明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是我国雕塑艺术的宝库。
此外,佛画艺术也很著名。
最初盛行的是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本故事所代替。
所谓“经变画”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
经变画的兴起,使佛画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也就使画家们发挥更大的想象力和给了他们驰骋艺术才能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唐代佛寺壁画极盛。
当时画家辈出,如吴道子、阎立本皆以擅长画佛画而知名于世。
中国画学中有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版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
又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地影响之大。
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它还影响到了其他许许多多方面。
赵仆书先生在1986年《法音》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说:“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深刻的关系。
”“中国画学中的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
”“唐代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
”
今天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由于汉传佛教文化圈内,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佛教对社会思想领域的影响已大大减弱,甚至可以说已缓缓下降了历史的帷幕。
然而藏传佛教在国内,地处青藏高原、蒙古草原、西南边疆这样一些落后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没有受过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猛力冲击,佛教仍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凭它独具的思想特色和社会价值,冲出亚洲,昂首阔步地走在西方世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了强的生命力。
恩格斯说:“象对民族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
”同样,对于影响支配人类几千年的宗教现象,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了事。
我们应当全面分析这朵“不结果实的花”,为什么长期以来能够生长在“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而久不凋谢的各种原因”(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
佛教产生于2500年前,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在现代社会里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不用强迫而自愿信仰,这不能不说是信仰上的一种稀有的奇迹。
宗教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佛教和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到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历史文化,否定佛教就意味着否定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地步。
总之,佛教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为中国文化增光不少。
同时,佛教在雕塑、绘画、音乐、建筑方面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它们又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
姓名:陈米会
专业:07 园艺
学号:070901110121
学院: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