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意在审判中的考量(修改稿)

论民意在审判中的考量

——————白贵秀（北京市法学会应用法学研究中心）

法官审理案件是唯法律是从，还是要顺从民意，这一问题似乎把法律与民意置于对抗的角度，使二者不可兼容。实际上，法律往往是民意的产物，法官遵从了法律就等于遵从了民意。因此，一般认为，法官应当独尊法律，唯法律至上。然而，从逻辑上看，法律的确是民意机关制定的，法律本身代表了民意。但是，实际上，这种民意实质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代表”人的民意的博弈结果。由于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立法模式，代表们在民意传递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差”，从而使得法律与民意有了一定的距离，而这时就需要法官在个案中顺从民意，适度“矫正”这种“偏差”，此时，法官顺从民意便具有了正当性。

2009年4月，最高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强调法院的审判必须尊重民意，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民意沟通，推进司法民主。这一举措无疑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参与型司法”的重要举措，但有时候，要让法官去判断谁是真正的民意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需要法官独具慧眼，能够识别何谓真正的民意，防止被“污染”了的民意拘束了手脚。因为，有时候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民意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排除一些受雇佣专门从事网络发帖留言的职业者不说，就旁观者与当局者而言，其心态毕竟是不同的，因而表达出来的民意诉求也必然有差异，或许真正的民意是没有条件在网络上“沟通”的人。所以，法官要想真正的了解民意，恐怕需要走街串户才能真正扑捉到真实的民意。然而，这又会导致大量的司法资源的需求。当然，并不否认，网络上的民意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点是不能排除的。

另一种担忧是，“民意”到底是多数人的正确，还是少数人的正确？如果只关注多数人的“民意”，反倒使得“少数人”的民意无法彰显。我们知道，民主制的缺点就在于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为了避免民主制下的不正义问题，就需要“宪政”——不仅关注多数人利益，同时也要关注少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审理案件同样应当以宪政的思想为指导，在关注多数人民意的同时，还应当关注作为弱势的少数人的利益。这无疑又加大了法官这一职业的难题。要求法官除了具有法律判断的职能之外，还需要具有政治判断的能力。

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官是专门经过法律职业技术训练的工作者，其本职工作就是结合案件适用法律，如果再赋予法官政治判断的职能，无疑将法官置于艰难

的处境当中，因为法官在政治方面不具有优势判断的能力，法官不是政治家，法官是以法律人的思维，追求人世间的公平正义，并以维护法律的神圣为使命，而政治问题应当是政府关注的事情而不是法官所关注的，如果让法官在审判当中兼作政治方面的考量，就容易使法官滑向沦为政治的婢女，唯政治领导之命是从的危险境地，最终导致人治而非法治的结局。但是也有人认为，法官应当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法律人要锻炼政治头脑，要讲政治”，因为法律和其它学科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经常缠绕着政治，是政治的延续与变相。如果法官不懂政治，很可能将一个法律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而如果法官处理的好，可能会使政治问题最终“转化为”法律问题。比如针对群体性案件如环境侵权方面的案件，其常常牵涉众多的利益纠纷，如果处理得当，可以促进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转化，甚至达成妥善的解决，反之，可能引发政治对抗，造成更大的困局。尤其在当今社会，社区居民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渐渐增强，为追求环境权益的实现，提起诉讼已经不再是居民寻求救济的唯一渠道，相反，随着民主法制理念的发展和以往高权行政模式的逐渐淡化，居民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在法律体制之外去寻求救济渠道。并且，以“游行示威”或“散步”抗议的体制外的自力救济模式常常在实践中获得实效。这愈发促使更多的案件“跑到司法体制之外”去寻求解决。所以，基于这种现实情况的考量，允许法官察民情、体民意、解民忧便具有了现实基础,并且，于司法体制内去解决群众的纠纷问题更利于维护法治的尊严。

综上，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必须考量民意，其目的是在具体的个案中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但应当注意，民意不能作为审判的直接依据，审判的依据只有法律和证据，否则民意会不小心沦为枉法裁判的借口，从而背离问题的初衷。所以，法官唯一尊重的还是法律，在此基础上，法官主动于具体的个案中去考量采纳民意才具备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