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翰》篇看唐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崛起

从《郭翰》篇看唐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崛起

在唐传奇《郭翰》篇中，大众认知中一向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织女，其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试从《郭翰》篇展开，分析唐传奇以至唐代文学中女性意识崛起的倾向，并进一步论证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

标签：织女；唐传奇；女性意识；女性解放

牛郎织女的爱情传奇作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之一，由于其故事的曲折性和浪漫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具有极其特殊的文学意义，牛郎和织女也被视为坚贞爱情的代表，被社会各个阶层所广为接受。考据其来处，最早见诸于文字的，就是《诗经》中的《大东》篇“ 彼织女”、“ 彼牵牛”两句，在这里，织女和牵牛还只是星座名称，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到了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牛郎织女已经被描写成一对互相倾慕的恋人。牛郎织女的夫妻关系被正式确立下来，是在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虽然今本已不可见，但明清学者校注时多引此条，如《才调集补注》“牵牛织女”条：“《荆楚岁时记》：大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许其一年一度相会。”至此，牛郎织女的故事基本建构完成。

文学发展到了唐代，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传统，逐渐形成了唐传奇这种文学体式，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牛郎织女作为被社会大众所广为接受的文学形象，在唐传奇中也有所演进，见于张荐的《灵怪集·郭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偈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入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

传说中忠于爱情的织女，在文中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由于一年一会难以排遣寂寞，居然下界和凡人相会；而当郭翰问起牛郎，织女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她认为追求幸福是个人的自由，即使牛郎知道了，也不能干涉。

那么，对于这个文学形象做如此大幅度，甚至是颠覆性地调整，作者张荐是否只是信口胡言，随性而为呢？《新唐书》中说张荐曾任谏议大夫、史馆修所撰等职，作为言官和史官，张荐为人处事的严谨性是勿庸置疑的，在文学创作上自然也是如此。《郭翰》篇对于织女的形象改造，自然不是一位庸俗无聊的文人对

于传统文学形象的曲意解构，恰恰相反，唐传奇中塑造了大量这一类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女性形象，正说明了张荐的文学创作是符合当时的文学主流的。

唐传奇中的大部分女性，尽管境遇不同，但她们在爱情上表现得极为主动和大胆。元稹的《莺莺传》中的崔莺莺，从小生活在封建家庭，行为处事严格按照礼教闺训，但在内心深处，她又是一位欲图冲破封建藩蓠、争取爱情自由的女性。所以当张生送词表达爱意后，尽管内心有所挣扎，但最终还是对爱情的渴望占了上风，用“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一诗表明了态度，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在侍女红娘的安排下与张生相会。

在面对欺凌和暴力时，唐传奇中的女性也一改传统的懦弱忍受，变得更加顽强。如《非烟传》中步飞烟与邻居赵象私会时被发现，丈夫怒而“缚之大柱”、“鞭楚血流”，飞烟却慨然宣称“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再如《霍小玉传》里，女主人公希望得到真正长久的爱情，却被李益始乱终弃。与崔莺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的自怨自艾不同，霍小玉用冤魂附体的方式，使李益妻妾不安，身败名裂，表现了唐代女性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

同时，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前朝文学还表现在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具有封建礼教一直宣扬的妇德，同时，传统文化对于男性的一切美好道德要求，在她们身上也都有所表现。《李娃传》中，李娃敢于冲撞鸨母，救助身无分文、沦落为乞丐的荧阳生，当他功成名就时，又主动离开，表现了不图回报的高贵品质。《杨娼传》中，节度使对杨娼有恩，其死讯传到时，杨娼便退还节度使送来的财物，自尽而死，这种气节便是一般的士人也不具备的。

总的来说，在唐传奇中，女性形象在前朝文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们对爱情充满渴望，常常采取主动的行动而不是沉浸在幻想当中；她们并不将自身局限在家庭活动中，而是大量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当中，希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改变，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这正是唐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崛起，也是唐代女性解放在文学中的真实反映。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当中最为开放、最为文明的时期之一，甚至这个“之一”也可以去掉。有唐一代，女性解放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在政治领域，唐代女性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参政是男子的特权，处于卑下地位的女性，一向是被排斥于政治大门之外的。而在唐代，女性参政却如同得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宫廷后妃、女官、公主、达官显贵家的妻妾侍婢，甚至在社会上拥有特殊身份的女巫、女尼、女道等，都能够参与政治。在此期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对当时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其在位期间，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再次说明女性在政治领域上也能一展所长。同时，武则天还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如召集名士著撰《列女传》二十卷、

《古今内范》一百卷，以彰明妇女的伟大和不容忽视，客观上又为女性解放创造了条件。受其影响，唐代宫廷女性参政并欲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者，不乏其人，如中宗韦皇后、高宗女太平公主、中宗女安乐公主、中宗昭容上官婉儿等人。

其次，唐代女性在社会活动中也有着广泛的参与。在封建男权文化的统治下，女性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的，不仅被剥夺了参政权，而且在社会交往方面也被重重限制，如礼教规定“女子出面，必拥蔽其面”、“女子十年不出”等。而在唐代，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女性可以大大方方地外出，不用再避忌与异性的交往。据《旧唐书·卢杞传》载：“建中初，（卢杞）征为御史中丞。时尚父子仪病，百官造问，皆不屏姬侍。”再如《太平广记》卷四三九亦载道：天宝末，唐人李汾在山舍中闲居，一晚独自抚琴，有一女子闻琴声主动前来拜访，“言笑谈谑”，无所避忌。这种行为在封建卫道士看来，简单是罪不容诛的大罪，但在唐代却是司空见惯的。

再次，唐代文学中也时时可见女性创作的身影，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唐代女道的文学创作了。唐代以前，除了个别学识渊博、家世高贵的女性，如蔡琰、班昭、谢道韫等人，文学创作一向是拒绝女性进入的。到了唐代，女性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学的力量，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开明到可以接受女性的文学创作，大批的女性文人开始涌现出来。以当时著名的女冠鱼玄机为例，她写了大量的诗歌，现存的便有五十首。鱼玄机的诗作，多是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对情人的思慕，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唐代女性的婚姻观和爱情观较前代而言，也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唐代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即使拿到现代，也是毫不落伍的，比如《郭翰》中的织女，就能够说出“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这种今人也未必敢说的话，可见唐代女性爱情观的进步性。同时，唐代对于女性的婚姻观，也更为宽容，比如未婚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主择偶，已婚女姓可以主动提出和离，寡妇的再嫁也不会受到非议。

综上所述，在唐代，女性能够广泛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其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是唐代文学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女性形象，她们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和话语权意识，这种趋势当然是进步而且值得肯定的。虽然这种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礼教的实质，从而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形态，但和前代相比，唐代文学的女性意识无疑有了惊人的进步。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女性思想在唐代文学中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被超越。

参考文献：

[1]袁闾琨，薛洪.唐宋传奇总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144-145，251-252，1958.

[2]李炳海.《诗经》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