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分析晚清改革 须慎重与调和

伊藤博文分析晚清改革须慎重与调和

[摘要]伊藤说：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中国改革应该如何把握节奏？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的设计师兼工程师之一伊藤博文有过多次阐述，不乏振聋发聩之处。

“中国又睡觉矣”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劫持国王，试图驱逐宗主国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率兵驻扎汉城的袁世凯等，果断出击，粉碎政变，令日本的阴谋难以得逞。

事后，日本遣伊藤博文前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

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在越南发生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这两点，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系列论说中。

基于如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的冲突)，始设电线(即电报)；自法之役，始设海军”。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中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

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此年(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后(1886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北洋海军，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北洋海军有多人受伤，史称“长崎事件”。

对于“长崎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

双方围绕事件的责任认定等，都十分强硬，谈判毫无进展。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随即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

“长崎事件”成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以威压人”的胜利。但这次胜利，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正如伊藤所盼望的“又睡觉矣”。

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根本就不“睡觉”，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之后8年(1894年)，韬光养晦的伊藤博文和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就是改变了中日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甲午战争。

“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了两国的改革。

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却并不接茬，而是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

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治弱国如修坏室”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