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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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1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此章有“观过知仁”的意思。而这句话表面看来有歧义，但是其儒家的生命价值是肯定的，也是不变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仁”训为“人”；“党”为“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的过错分别归于不同的类别，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仁还是不仁了。再有一种的解释就是：人指君子。“过”指过错。结合“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来理解，“人之过也”的人就是君子。君子可能犯过错，各有所不同，观察君子的过错，才能知道其为仁如何。此解较为妥当。以下几种解释可资参考：

孔安国曰：“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观过，使贤愚各当其所，则为仁矣。”

二程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类。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

尹焞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后汉吴佑谓：“掾以亲故：受污辱之名，所谓观过知仁”是也。

朱熹按：“此亦但言人虽有过，犹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谓必俟其有过，而后贤否可知也。”

现在看来，仁与不仁是区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然而，时过境迁，物似人

非。人们的道德和法律也在不断变化，仁与不仁也不断呈现新的意义，君子小人也在以不同面貌显现。所以，因恪尽职守，理解偏差造成的失误，是君子之过；而故意知法犯法，穿凿附会，钻法律的空子则是小人之恶了。因此，我们不仅要观过知仁，还要观恶知非啊！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2

第十章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此章重点在于说君子所言所行、所作所为的标准就是一个义字。谁是君子君子是孔子时代的士大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身份至少也是属于士了。可是在礼崩乐坏的那个时代，传统意义身份的君子真能按照君子之礼处事待人吗不一定！所以身为君子，其处事标准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凸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孔子首先关注的是天下，“君子之于天下也”，也就是说，君子所作所为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事情了。《说文解字》说：“适，之也”，是宋国、鲁国的话。清儒段玉裁曰：“往自发动言之，适自所到言之。”《尔雅》解释：“适，往也”。此外，适还有其他的意义，如嫁等意思。按照“无适也，无莫也”这个句式结构，“适”与“莫”相对，相反相成。“莫”作为副词是否定的意思，如：莫能得（《史记·魏公子列传》）、慎莫留（《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莫能守（《墨子·公输》）。莫还可做名词、动词用，如羡慕等意思。尽管“适”和“莫”可以互文见义，然而由于词义的歧义性，在《论语》成书后这句话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了。而“比”字义变化不大，如比肩之比。更民间说法更为亲切，如：比一比，看一看，即是拿什么做标准比量的意思。

朱熹《集注》说：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谢良佐）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

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明儒蔡清沿用谢氏之说，说：“言君子于天下一切之事，初无必为之心，亦无必不为之心，顾义之所在。何如而惟义是从耳如理果当为则为之，理果不当为则不为。义者，事理之所宜也。义果当行则行，其行也以义，非吾有心于行也。义果不当行则不行，其不行也亦以义，非吾有心于不行也。若有心于行则是适也，有心于不行则是莫也。此三句语势要相连说，言无此二者只有一义耳。无适无莫不是住语处。若无下一句，亦不成说话。无适无莫不必言先有云云。只是应事时节事之理合。如何便依道理处之吾一无容私耳。适是偏这一边，莫是偏那一边，义之与比。又不是两边都要有，看理在何边理在这边便一向这边去，不复顾那边。理在那边，便一向那边去，不复頋这边。若从两边取，便是子莫之执中矣。此正所谓时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从也。与比者，与义比也。谓只倚在义一边去，如倚靠之倚。义之与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个义在，不用外面讨一个义来应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

清代刘宝楠《正义》曰：此章贵义也。茫ㄊ剩，厚也。莫，薄也。比，亲也。言君子于天下之人，无择于富厚与穷薄者，但有义者则与相亲也。

其实，这个义只是知止后的一种符合礼制的关系，如君臣有义。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也存在着一种义，这个义首先是人人自由平等，在国家法制面前人人应当具有的契约精神。其次，在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人与人相互应有的一种担当和信任。最后，义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现实主体道德自觉的品质。

《论语.里仁篇》的读书笔记3

本章旨在孔子的礼让与治国关系的思想。意为如果能以礼让治国，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讲礼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没落贵族，去日久远，那个时代有没有标点符号，因此该句的句读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成为儒者争论的一个焦点了。所以，朱熹就说：“此章之旨诸家皆不能尽善。今详上句之说则范氏得之，下句之说则李氏得之。盖以礼之繁文末节，当世所尚，皆时人所易行者。至于辞让之心，则礼意之实，而人所惮为。故言能以礼让为国而先民，则其为国也不难。若不能以礼让为国而徒相与从事乎繁文末节之间，则亦无以为礼耳。至于句读之间，诸说亦多不同，往往多至让字为绝句，而以为国者属之下文，虽于上句为通，然施之下句则不通甚矣。要之，此但当为三句，而中句至国字为绝乃安耳。谢、杨、周说皆失之，谢氏上句犹可通，而下句以如礼何者为一身之礼，则无所据矣。且其上句之读与下句文势正相戾，又与诸说不同也。杨氏周氏以礼而让之说，则巧曲而支离矣。李氏之读恐亦未免此病也。”经过长期思考，朱熹在《集注》去繁就简，解释说：“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明代大儒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说“天下之乱皆起于争，人情相争则不足；相让则有余。故先王制礼以教之。其间一进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错、拜跪之趋承，大抵先人后已之意。人主躬行让徳以制礼之本。凡事皆深自抑损，视匹夫匹妇皆能胜。予不敢以崇髙自恃，由是而礼教行焉。百官让于朝，万民让于野，纪纲犁而风俗成，治国之所以易易也。舍让而言礼，其人主实有争心，一切制度文章不过为涂饰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禀式？与人以为礼之无当于治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