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

许嘉蔡玮

2013-02-04 13:14:45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07年4期

作者简介：许嘉，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471003；蔡玮，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471003

内容提要：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就应当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国际制度。目前我国的国际制度环境并不乐观。本文研究了国际制度对崛起国家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国参与并影响国际制度的有效途径，即国际制度的先占原则和修制原则，并进而讨论了这两项原则实现的可能性。

关键词：国际制度中国先占原则修制

以和平的方式改变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经济途径；二是政治途径。经济途径可以通过经济实力的变化，导致国家能力和利益的变化并最终引起国家行为发生改变，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政治途径则可以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在信息畅通的情况下，通过讨价还价等不同的博弈方式，在各国之间做出适当的利益调整和让渡，从而实现利益的相对平衡和国家行为的改变。经济实力和国际制度这两种途径并非互相孤立，而是可以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与增强经济实力途径相比，在国际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和人的能动性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国际制度的建设过程可以体现人的意志而不需要等待经济周期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

因此，中国要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加强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当前我国的国际制度环境

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际组织；另一是国家之间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则(a set of rules)。这些规则经常被称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联系紧密；国际机制的建立常出自国际组织之手，但在一些情况下国际机制并非只依靠国际组织才能建立，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可以形成国际机制。①国际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政治方面，支配权的类型有三种：“首先，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个人神宠型的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最后，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②国际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支配权中的第三种，因此，它也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软权力。

美国和西方大国集团早已充分认识到操纵和控制这种权力的重要性，种种情况显示，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制度环境并不乐观。

首先，西方大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相继建立了从经济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制度。这些制度虽然并非全部违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却是西方

大国加强自身利益保护的产物。通过温文尔雅的手段，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无形制度网络，西方国家今天几乎已经完全控制了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不需用刀枪就能获得的支配权一直在被西方国家充分利用。

其次，国际制度已成为美国延缓霸权衰落的有效武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国际制度建设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中写道，“现在任何一种削弱的速度和规模都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它决定失规时代将持续多久，是否会逐渐转变为无政府时代或新冷战(与中国或俄罗斯，或兼而有之)、是否会达到多极竞争对手的均衡……一些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变成什么样子和采取怎样行动对历史如何发展将有很大的影响。”③为防止美国衰落后利益的丧失，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美国专家学者就开始向政府献计献策。而在众多的建议中，至今为止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利用和完善国际制度的政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则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国际制度理论的盛行，其思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到充分运用，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也有所表现。

另外，时至今日，西方理论界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不仅有美国学派的，还有英国学派的；不仅有新现实主义的，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都争相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完善西方价值观念下的国际制度理论。中国有学者认为，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追捧，学者们发表的文章数量也很多。④但是，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6年，我国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文章有441篇；关于国际安全的研究文章有360篇；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文章有202篇；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文章有196篇；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章有195篇；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文章有189篇。关于英国学派的研究文章有134篇；关于建构主义的研究文章有101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的研究有17篇；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有10余篇左右。⑤这一统计说明，如果严格计算并单从文章数量来看，与其他一些国际关系研究方向的成果相比，国际制度研究在国内研究中只处于一般水平。如果从文章的质量来看，一些文章内容多有重复，甚至出现一稿多用的问题。

在实践中，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并不居多。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06年的统计(CIA World Fact-book 2006)，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包括作为观察员国的组织)共有66个，法国有92个，美国和英国分别为77个，俄罗斯为71个，日本、德国和印度参与的数目分别为73、76、67个。从参与数目上考察，中国的参与率分别是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的71.7％、85.8％、85.8％和92.9％。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冷战遗产有关，与我国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研究起步晚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制度理论建设薄弱有关，也与马克思主义在制度建设方面论述不足有关。

目前，虽然中国有些学者在积极从事并且呼吁政府开展国际制度研究，中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国际制度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有选择地参与国际制度对拓展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外交形象有利，但迄今为止，中国仍远未能在国际制度上形成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理论，也没有专门的部门去组织开展系统和深入的实践研究。事实上，仅对一个国际组织或一种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不要说对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都进行科学、客观和细致的研究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些学者对中国与国际制度的研究兴趣颇浓，他们的研究水平，在有些方面比中国人自己还高，其研究数据充分、推理严谨，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指向。其中，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ir Iain Johnston)就是一个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