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摘要：“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关键词：朱熹；郑声淫；郑风淫；故意歪曲；不合文本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曾说过“郑声淫”，此处之“郑声”主要指郑国的音乐格调，不含《诗经?郑风》作品文本本身。孔子对包括《郑风》在内的305篇诗歌文本都持肯定态度，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是。朱熹则在《诗集传》中提出“郑风淫”一说，与孔子“郑声淫”仅一字之差，其对《诗经》中郑国诗歌作品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朱熹的崇高学术地位，这一观点对后世的《诗经》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故而，很有澄清的必要。

一、“郑风淫”的提出及影响

《郑风》共21篇，被朱熹《诗集传》认定为“淫诗”的就有15篇之多。朱熹讥讽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这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可谓是较为严厉的斥责，似乎《郑风》成了诲淫乱民的洪水猛兽。朱氏对15首郑诗的具体评价为：

1.《将仲子》：“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2.《叔于田》：“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

3.《遵大路》：“淫妇为人所弃，故於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

4.《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5.《山有扶苏》：“淫女戏其所私者。”

6.《萚兮》：“此淫女之辞。”

7.《狡童》：“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8.《褰裳》：“淫女语其所私者。”

9.《东门之墠》：“门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辞也。”

10.《风雨》：“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

11.《子衿》：“此亦淫奔之诗。”

12.《扬之水》：“淫者相谓。”

13.《出其东门》：“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

14.《野有蔓草》：“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

15.《溱洧》：“此淫奔者自叙之辞。”

由上可见，被朱熹明确以“淫”字定性的有13首，其余2首《叔于田》之“亦”“男女相悦”，《野有蔓草》之“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皆暗含其所谓“淫”义。另外，朱熹还在《郑风》后序中称：“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于七之五。

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可见，朱熹不仅将“郑声”和《郑风》皆定性为“淫”，而且将“淫”之含义解读为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称其诗歌内容淫邪、放纵、狎昵。同时还认为，《郑风》之淫远甚于卫风，是淫风之最和淫风标志。

“郑风淫”的观点由朱熹提出后，在一向惟诗序是从的研究传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将《郑风》的大部分诗歌认定为男欢女爱内容，否定了诗序以“美刺”为主的研究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诗序对《诗经》研究的束缚，整体上前进了一步。但“淫诗”说在否定诗序错误导向的同时又将《郑风》的研究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对后世正确认识和评价这部分诗歌的文本性质起了误导作用。一是引发了古代学者对《郑风》的贬斥，如朱熹三传弟子王柏《诗疑》竟主张将这些“淫诗”全部删除，崔述《读风偶识》斥责郑诗“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等；二是开启了现代以来的“情诗”说，如闻一多《风诗类钞》、《古诗神韵》、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等对郑诗“情歌”性质的判定。实质上，“情诗”说只不过是在疑古思潮和观念解放的双重夹裹下，今人对“淫诗”说的别称而已。

二、“郑风淫”仅是以“郑声淫”为借口

目前学界多认定朱熹“郑风淫”之说为袭承孔子“郑声淫”而来，其实不确。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在《阳货》篇中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可见，孔子认为“郑声”是“乱雅乐”的“淫”声，要求禁绝之，这里郑声与雅乐对举，并非指郑诗。随后，《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恶郑声，恐其乱乐也。”《荀子?乐论》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庄。”两者都是对孔子“郑声淫”的阐发。显而易见，诸子认为“郑声”或“郑音”是“淫”“乱”的，而具有“淫”“乱”色彩的“郑声”“郑音”对修身、治国都有极为不好的影响。但是，此时诸子之“郑声”还没有显示出即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的《郑风》，也没有将“淫”“乱”之字涉及到男女之情，当然，更未出现“郑风淫”的说法。

两汉时期，典籍中出现的有关“郑声淫”的语句主要有两处：一是班固《白虎通义?礼乐》：“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二是许慎《五经异议》：“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合，讴歌相感，故郑声淫。”“郑诗二十一首，说妇人十九矣，故郑声淫也。”此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郑声淫”与“色”字和“男女”联系了起来。其二，在许慎的解说中，明确提出了前人所并未明确提及的“二十一首”“郑诗”，“说妇人十九矣”更明确指向《郑风》的文本内容。至此，“郑风淫”方显端倪。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张子曰：“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则德可久，业可大。郑声佞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远之。”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

可见，朱熹释“郑声”为“郑国之音”，全然未提及《郑风》，而引用的三段话很明显是用来说明孔子为何要“放郑声、远佞人”，其原因就是因为孔子认为“郑声”的问题涉及到礼乐，而礼乐又涉及到治国，萎靡的“郑声”对治国无好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