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性、人文精神

人、人性、人文精神
作者：叶水涛
来源：《华人时刊·校长》2013年第12期
作家毕淑敏在北京大学演讲，有学生递上条子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毕淑敏想了想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对你说，人生原本是没有意义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赋予它意义。

”然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学生没有追问，毕淑敏没有回答。

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的长子，台湾成功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夏烈在给高中生的讲座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和本质可以由不同的角度观察：在生物学上，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延续后代，创造继起的生命。

生物学是科学，没有性灵，所以在生物学上人类和其它禽兽相同。

佛教认为，万物皆有佛性，关键在于是否开悟。

因此，人要修身，否则佛性不显。

基督教强调人皆有原罪，要信仰上帝以赎原罪，从而返回天堂。

因此，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要操持爱。

古希腊文艺复兴提出相反的观点，即现世生活不是抵达天堂的手段，它本身便是目的，所以要充分享受现世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存在主义认为人来到世界，他的未来有许多选择的可能，人生就是选择，人因其选择而成为他自己。

人既无上帝依赖，又无天堂回归，所以人必然地孤独而痛苦。

海德格尔说：“人是一种奔向死亡的存在。

”
尼采认为，人的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梁，由禽兽到超人之间的一座桥。

他认为人类的进化还没有完成，下一步是进化为超人。

有人将此视为激进的社会进化论，引伸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很容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希特勒信奉超人哲学，有征服世界、粉碎一切的狂妄臆想。

这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尼采哲学，然而尼采、海德格尔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总是与法西斯主义有着微妙的联系，这是否基于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和本质的理解有某种相通之处？马克思说，人从动物来，必带动物性，不是有无，而是多少。

同样指出人的不完善。

然而他不是抽象地来讨论，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去考察，指出是社会制度造成人的异化。

所以，人从动物界提升的途径是社会革命——变革社会制度，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使人获得解放。

马克思同样指出人的选择性，但他指出，人之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按美的规律来建造。

当然也就意味着按美的原则来选择。

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个人美好和社会美好的统一。

正因为如此，有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作彻底的人道主义。

人类的责任通过每个人的自觉得到履行，世界因此变得美好。

所有对其他人、其它生物生存权、生命权剥夺的行为，同时也包含着自身生存权、生命权被剥夺的可能。

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福音。

由生命的本质自然联想到人性的问题。

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袁世凯写一篇八股文。

袁世凯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

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尤将深入。

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

吾将强天下之人，拱手稽首于阙下。

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专制帝王之骄横之气跃然纸上，他的老师惊叹不已。

帝王是官的“极品”，升官发财，称王称霸是世俗最高的欲望——富且贵。

世俗的欲望，或许包含普遍的人性。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
人之所恶也。

”孟子也说：“富，人之所欲也；贵，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也。

”因此，消除专制与腐败便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况且欲望又有其两重性。

“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市场经济便是基于经济人自利的假设，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人的欲望无法彻底消除，也不应完全消除，但欲望的过度膨胀又造成严重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发展，威胁人类的生存。

所以，人性具有善恶两端。

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和宗教领袖提倡“无欲”“制欲”“节欲”的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是“义”“利”之辩。

孟子说“人类异于禽兽者几希”，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他认为人如果只追求安全和温饱，这跟禽兽没有太多区别。

人只有通过教育，明白了人之为人的道理，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也即能够自觉地生活，他才达到“性善”，以此区别于禽兽而成为君子。

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着力弘扬的人文精神。

西方思想家认为，在所有生物中人类是唯一有生命自觉的生物，因此，它必须承担起看守人类精神家园的职责，使自然和社会更加和谐，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为美好，更适于人类和其它生物共同栖居，这是他们所主张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