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与20 世纪中国工业心理学

心理学报 2011, Vol. 43, No.11, 1341?135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1341

收稿日期: 2011-01-27

通讯作者: 杨思梁, E-mail: siliangyang@https://www.360docs.net/doc/8d8416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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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工业心理学属于美国心理协会第14分会。除了上述名称, 还有人把其中偏工业生产的那部分称为“工程心理学”, 偏组织

行为的那部分称为“组织心理学”。与该专业有关的名称还有：行为管理学、劳动心理学、职业心理学或人事(评估)心理学, 其研究范围包括上述名称所指称的27项内容。陈立在194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甚至称工业心理学为“实业心理学”。其名称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工业心理学的接受, 虽然这并没有影响公众对其研究结果的认可。今天, 工业心理学的许多成果在工厂、企业和学校的MBA 课程中被广泛运用。

2

Adam Smith (1776)系统讨论了分工、贸易以及国家如何保护自由贸易和个人对幸福的追求。Charles Babbage (1832)指出, “某些特定的、在工厂里有广泛用途的管理原理可以通过经验获得。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按照专业技能, 把整个生产流程分为工人们能够快速掌握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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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泰勒。一译泰罗。也有人说泰勒的该书出版于1909年。这可能是指该书中包括的4部著作(计件工资制、工厂管理、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的某一部。该书的中译本1916年出版, 翻译者是穆藕初。

4

“经济人”概念在Smith (1776)一书里已有体现, 他把人设想成以最少的努力和代价为自己获得最大舒适和利益的个体。Taylor (1911)

及其以后的人使用这一概念时, 意义略有改变, 变成了“理性经济人”, 即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财富, 会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理性地行事。

编者按：本文从独特的角度观察陈立的事业和生活, 展示了陈老生活中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细节, 有很好的史料性。文章对我国管理学的观察是从”外“看进来的, 视角独特, 值得我们参考。

陈立与20世纪中国工业心理学

杨思梁

(美国休斯敦市)

摘 要 陈立的工业心理学生涯跨越70年, 但主要活动集中于1935至1937年, 1977至1990年代中期, 中断40年而再续, 可谓波澜起伏。除了1935年撰写的《工业心理学概观》, 陈立的主要贡献源于后一阶段, 其中包括：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中国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与管理有关的专业(工业心理学)和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国内第一批工业心理学硕、博士、继承和发扬了实地调研—实验室研究—理论学习相结合的工业心理学传统; 陈立还通过写作和其他形式的呼吁, 促成了中国管理学的兴盛。但他晚年却觉得自己一生是失败的, 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工业心理学没能做到 “指导人走向最适宜的机会,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最高的自我”。

关键词 陈立; 工业心理学; 管理学; 工业心理学实验室 分类号 B84-09

工业心理学又称管理心理学或“工业与组织心理学” (I-O psychology), 是心理学家所从事的管理研究和实践1。陈立的名字能和中国一个世纪的工业心理学挂上钩, 无疑是巨大的荣耀。不过, 荣耀的背后既有喜剧, 也有悲剧。更令人惋惜的是,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人生戏剧。

1 管理学的兴起及其与心理学的

因缘

现代管理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这一点不难理解。小农生产除了土壤、肥料、种子和水资源的利用, 基本上靠天。而且,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无需太多的管理技巧。工业革命之后, 出现了专业分工和大规模生产(工), 也破除了自给自足, 因而出现了大规模贸易(商)2。现代管理随之出现。人们常用的“工商管理”一词, 也源于此。最早的管理学家普遍关注“工” (生产), 而不太注重“商” (市场营销)。Taylor (1911) 讨论了如何通过对劳动者、工具和时间的科学管理, 来提高生产效益3。他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 理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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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会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利益, 满足私利; 管理者应该利用人的特点, 找到最佳方法来界定、评估和控制各项任务, 实行职能的合理划分和标准化动作, 以便有效地提高工效。

Taylor之后, 法国的Fayol (1916)提出了他的管理14条。目前常见的管理原理和定义就出于此：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5。德国的Max Weber (1864~1920) 大约在同时期提出了他的《社会经济规划大纲》(Grundri? der Sozial?konomik 或写成Grundriss der Sozialoekonomik)．认为等级严密的部署管理(bureaucracy)是商业、政府、宗教组织、大学和军队中的最佳组织形式, 因为它能保证少数能人严格而有效地行使管理和控制; 员工们只需要根据纪律的约束执行任务6。

上述管理理论, 通称为古典管理学派。又有人根据Taylor和Fayol的书名将古典学派分为“科学古典学派” (scientific classic school)和“行政古典学派” (administrative classic school)。总的来说, 古典管理学派在产业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 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模式的逐渐复杂, 该管理模式渐渐衰落, 因为它有不少局限性, 主要问题是, 这一理论忽视了人的因素(特别是工人的感情)。相比之下, 心理学家们的管理理论显得更完整, 更人性, 也更具有现代意义。

心理学家研究管理, 始于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 1863?1916)7。Münsterberg (1913)讨论了三个题目：最适合某一工作的人(the best possible man for the job, 员工选择), 最理想的工作(the best possible work, 影响工作效益的诸因素), 和最理想的效果(the best possible effect, 销售、市场和广告效果)。闵氏注意到了员工心理、生理状态和工作环境对生产效益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后,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Mayo(1933) 和他的小组通过在霍桑厂的实验 (Hawthorne Experiments, 1924~1932)发现, 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提高工效, 其作用大于照明环境的改变, 甚至大于报酬、福利、休息时间的增加。Mayo的实验, 实际上是Abraham Maslow (1908~1970)自我实现(Self-actualizing)理论的先声8。这些从事管理研究的心理学家, 把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称为“工业心理学” (Industrial psychology)。这固然是专业使然。但另一方面, 也许是心理学家们希望把自己从事的以实验、调研和测验为基础的工业研究和商学院那种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商业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区别开来, 虽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9。

2 早期生涯, 知行并重

陈立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工业心理学生涯。他原本随Charles Spearman从事实验心理学, 并于193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因为缺乏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临床)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 他不得不报名参加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6个月的培训

5 Fayol的管理14条如下：分工、权利和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目标)、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报酬、极权化或统一管理、等级系统、秩序、公平、基本员工的稳定、发挥人的主动性、团结精神。

6. Weber (1922左右)主要讨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和公共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行为”以及社区、城市结构等问题。韦伯这本书的影响, 大概主要限于德语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他的这本书直到1947年才被翻译成英文。

7 Münsterberg(闵斯特伯格)在工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以及电影制作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的名字现在却很少被西方人提起。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支持德国侵略, 认为妇女不能读研究生, 不能参加审判团)的缘故。毕竟, 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彻底做到不因人废言。闵氏在1913年这本书的首页注明, 本书是基于他几个月前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书Ein Beitrag zur angewandten Experimental-Psychologie (运用实验心理学导论), 但他特别强调, 该书不是德文版的翻译。

8在管理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其他心理学家包括：研究员工录用和广告学的Walter D. Scott (1869–1955)；第一个具体从“商”(广告设计和营销研究)的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1878–1958)；建立了Y理论的Douglas Mcgregor (1906–1964), 研究信息获取速度和知觉理论的Richard Gregory (1923–2010), 研究行动科学(组织发展)、学习型组织的Chris Argyris (1923–)以及研究决策理论并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司马贺(Herbert Alexander Simon, 1916–2001, 1978年获诺奖)。他们都从人的角度讨论管理问题。这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当代管理学的贡献, 今天依然被许多人运用着。

9当时, 商学院的名声欠佳。不少人认为它们的学术含量不够。哈佛大学1908年成立了全球第一所商学院。1920年, 学院被迁移到了查尔斯河对岸的阿尔斯顿, 和主校园分开。据说, 这样做是因为哈佛大学怕商学院坏了学校的名声, 想和它保持距离。二战之后, 商学院的教学质量有很大提高, 并逐渐开始聘用心理学家任教, 名声渐佳。现在一流的商学院, 远非当年可比。目前, 仍有不少心理学家去商学院任教, 但商学院毕业生去心理系任教却不多见。目前大致的分工是：心理学家多从事与管理有关的理论研究, 商学院则注重实际运用和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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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当时除了教书, 心理学家只有临床心理和工业心理这两个职业选择)。多亏梅尔斯(Charles S. Myers)慷慨帮助, 免除他二百磅的培训费。假如没有这一机遇, 陈立的人生历史就得重写, 中国管理学的部分进程也得改写。可见历史由偶然因素决定。这个培训班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 主要带学生参观各种类型的工厂, 特别是该所承担了咨询项目的工厂。遇到问题大家讨论。培训的最后一个月学员去工厂实习, 写调研报告。陈立在半年的培训班中掌握了工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调研的基本方法。他撰写了5篇报告, 其中关于工具适应性的那篇发表在该所的月刊上。培训结束后, 他去了德国格式塔心理学鼻祖苛勒 (Wolfgang K?hler, 1887?1967) 手下做博士后研究, 课题是个体声调高低差异。这一研究虽然无果而终, 但却为他后来的疲劳研究打下了基础。1934年底, 苛勒等犹太教授由于希特勒的迫害而离开德国, 陈立也随之离开, 并于次年初回到中国10。

当时的中国, 管理研究的大环境很不错。经过洋务运动以来的发展, 中国工业在沿海地区已初具规模。理论方面, 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英语)的管理学著作, 或根据自己的理解, 对西方管理学原典进行编译11, 有些学者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涉及财会、择工等方面的专题文章。陈立回国后, 经友人周先庚推荐, 被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联合聘用为工业心理研究员, 办公室就设在今天清华园里的工字厅, 自己则住在古月堂。这可谓是因和尚设庙。不过, 这座独人小庙却弘扬了管理的大法。陈立做的第一件事, 是写出了国内第一本管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观》(陈立, 1935), 算是入行的自我介绍。仔细阅读本书, 可以发现它有如下特点：

1) 可读性。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全书以口语形式写成, 没用一个晦涩的词或难懂的句子。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和使用者。

2) 实用性。全书从操作层面入手, 每解释一个概念, 必列出操作方法, 比如测量厂房温度和改进气流的具体方法, 调控光线和噪音的方法等等。同时, 陈立避开了当时已有人讨论过的测验和国内“尚不十分殷切的择业与择工、训练”等问题12, 专著于工作环境、疲劳、工作方法、事故、组织、激励等方面, “为的是达到减少无谓的消耗, 增加工人的实际福利”的效益。

3) 科学性。陈立不同意“懒惰是工人本性的流行见解”, 认为“活动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合宜的工作不但不为工人所反对, 反而为工人所欢迎” (第7章第1节), 因而提倡工作要顾及到人对活动的内在需要。他花了不少篇幅谈论工作与游戏的关系13, 认为关键是如何让工人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认为, 让工人把工作和自我兴趣相结合, 通过工作安排的多样性, 让工作接近游戏, 同时, 让工人看到工作的意义和目标, 改良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并加以合理工资等激励机制 (“外铄的刺激”) 可以对工作效率产生正面影响。正因为这样, 他还讨论了工头(一线经理)该如何待人接物, 如何给新工人良好的第一印象, 以及工人的升迁、心理宣泄这些细节问题。陈立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试验心理学原理和疲劳研究成果, 如疲劳的生理基础, 工作曲线, 工作速度、姿势、时间安排和消除疲劳的方法和技巧, 以及个性差异、兴趣与工作效率的关系、事故的分析和预防方法。书中还讨论了我国最缺乏的“组织和工作规划问题”。

4) 前瞻性。陈立反复强调工业心理学的目标是“效率与幸福的连环”和“求人生幸福的圆满”。书中反复提倡减少疲劳、增加工作兴趣、提高工人社会地位、改良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以达到提高生产率、改善风纪、减少消耗和成本, 加速金融流通, 实现“机械工业的人(性)化”。同时, 他期望中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赶上西方, 而且在此过程中“别

10关于这些个人经历, 参见陈立(1999a), 第397–441页。陈立1960年才完成个体声调高低差异的研究。见陈立(1960)。

11关于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参见骆茹敏(2010年)主编, 第1章。该章作者许康。

12择工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在当时中国不迫切需要, 另一方面, 这个题目研究较早。Münsterberg (1913)就指出, 要提高效益和工人的满意度, 就必须招收情感和智力都适合的工人。他根据自己对船长、电车司机、接线生和售货员的调研, 设计了员工选择方法。13这使人想到当时欧洲流行的homo ludens(游戏人)的概念。荷兰历史和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 1938年出版的同名书, 强调了文化和社会中游戏成分的重要性。作者认为, 游戏早于文化/文明, 游戏有娱乐性, 不涉及利益, 因而更接近人类的自由本性, 更接近中国人的“玩”, 而不具有“争”或“赛”的成份(原书引用了这些中文词)。“人只有在游戏时才是完整的人”。在此之前, 学者们大都强调作为制作者的人(homo faber)。陈立认为, 规则使游戏和工作这两者变得具有可比性。这一说法和赫伊津哈的观点极为一致。当时后者的书尚未出版。可知他俩有着共同的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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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蹈人家的覆辙, 别上了不顾人生的当”。

当时, 谁也不会想到, 由于战乱和人为的原因, 这本书的实用价值, 竟然无缘体现。中国赶上西方的期望, 也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付诸实施。而且, 尽管陈立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呼吁, 中国还是部分重蹈了人家的覆辙, 这无疑是个悲剧。

除了写书和在清华任教, 陈立的一半时间花在工业心理的科研和工厂考察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清华大学心理系代主任周先庚教授把心理系1936年的全部预算交给陈立, 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疲劳研究实验室14。这足以说明周先庚对陈立的信任, 也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深切关心和体恤劳工的情怀。若是今天, 即使某主任有此魄力, 单位里的同事也可能不同意。经过了多年的斗争哲学和平均主义教育, 人和人之间一些应有的品质已经丧失了。陈立在测量劳动者氧耗时, 用液体石蜡隔离被试呼吸的氧/CO2以及空气中的氧/CO2。这看似得之于灵感, 实际上说明该实验要求较广泛的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沪江大学期间在数、理、化、生物方面打下的扎实基础, 光凭一点心理学知识, 陈立绝不可能撑起这座实验室。

陈立在工厂调研方面的一项成果, 是为长辛机车厂作的库存管理调查(工料与工具的布置)。他发现并且纠正了厂里的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 某种零件有五个型号, 库里就按照1?5的顺序, 从高到低放在架子上, 因而把最常用的5号零件放在最不容易拿的底层。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 不同型号机车配件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混乱, 造成要用的配件没货, 不用的配件存储过量。当时依靠海运, 供货慢, 厂里怕缺货, 每次都多买些配件, 造成有些配件“一百年也用不完”, 不仅占地方, 而且浪费利息。陈立根据抽样统计, 为厂里设计出了合理的采购计划, 每年节约的成本达天文数字。这一调研可算作是ERP (企业资源规划)咨询项目, 因为这和今天ERP 系统所做的实际上一样15。

陈立做的另外两个工厂调研是1936~1937年的“江苏省棉纺织业中劳工流动率”分析16和1937年3月开始为南通大生纱厂做的劳动环境和操作研究。前一项研究成果直到2001年才发表, 读起来却依然颇有启发, 比如, 陈立提出, 通过生产和生活(宿舍) 环境以及劳资关系的改进、通过关注工人的精神生活来增加工人的满意感, 缩短工人的时间觉, 降低劳工流动率。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大生纱厂的调研做到1937年夏天, 因7.7事变爆发而终止。其部分调研结果见陈立(1937)17。在这篇报告中, 他讨论了室外大气和室内温度的关系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在缺乏空调的年代, 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生产问题。今天,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电脑的采用, 他当年研究的有些管理问题已不复存在。可见, 实用性方面的科研成果需要及时运用和推广, 方能体现其价值。

3 超常的间断, 沉重的挫折

遗憾的是, 陈立开拓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序曲刚完, 剧幕已降下, 而且一降就是40年。抗战之后是内战。1949年, 战乱平息, 但体制变了。特别是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之后, 陈立任教的浙江大学被强行一分为四并被部分瓜分。陈立虽然后来担任了由浙大文理学院和之江大学为主体而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和院长, 但并不能从事真正的管理。据他自己说, 每次省里开会, 他和当时另一学院的院长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他俩不是中共党员。日常事务的处理, 也基本上是党委说了算。“我就像是英国女皇。党委作决定, 我去宣布”18。即使在文

14半个世纪之后, 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史专家包乐华教授(Goeffrey H. Blowers) 查出, 这笔钱的总数是5千元。Blowers (1998)在介绍陈立的文章中, 称他所做的工作是组织心理学。

15见陈立(2001a), 第415页。长辛机车型号多, 原因是庚子赔款不足, 把中国的铁路抵押给了列强, 而列强各国只采用本国制造的机车, 且标准和型号又不统一。陈立与笔者两次谈起此事, 丝毫不为自己的调研成就而自豪, 而是对中国的落后和列强的欺凌而愤慨。这是笔者在国内受过的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一。

16陈立(2001c), 第161?179页。工人在愉快的环境中会觉得时间短, 在恶劣或难堪的环境中会觉得时间长, 这种客观环境决定主观时间判断的理论当不是什么新概念。Mayo (1933)已经注意到, 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如工人自动组成的群体, 以及管理者对员工的“注意”和尊重, 可以提高工效, 由此他建议, 管理者应关心员工, 满足他们的正当需求, 和员工进行有效沟通, 了解员工的情感, 并适当让员工参与管理。陈立通过实地调研, 提请产方注意这一点, 并且用数据说明高流动率给工厂带来的巨大损失, 很有说服力。17该次调研的其余材料后来因火车失事而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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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之后, 他成为杭州大学校长, 在学校的管理方面也难有大的作为。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比如高考改革、把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列为基础科学、加快重点学科人才的培养和选送进修、重视实验和科研、同城高校相互分享(使用) 教学、科研、实验室设备和图书资料、废除教研室制度、取消本科一二年级文理分科、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等等, 大都没法实现。有些建议, 比如把1952年强行拆为四校的浙江大学重新合并, 是他在文革结束后力争的。他还在1984年10月为这事专门找过当时教育部一位副部长, 但是, 有关部门没同意。到了90年代中期, 有关部门决定合并四校, 他却认为四校已各自羽毛丰满, 不适宜合并了。他反复对人说“虽有镃基, 不如待时”。可当时没人理解他的苦心。四校被强行合并了。总之, 在高校管理方面, 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 他虽为一校之长, 但并没有太多发言权, 所以难有大的作为(当然, 有些改革确实牵涉面广, 比如高考改革涉及到中小学改革, 难度很大)。陈立只是在现有的空间中, 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 比如, 开展了杭大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留学生互派, 开展全校教师科研和论文大评比, 改革杭大的图书馆管理等。

1949年以后, 整个心理学界的大气候同样不适宜做研究。全国学习根基较浅的苏联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则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部署式管理, 基本上没用了。他在1950年代后期, 应邀为杭州纺织厂做过细纱工培训问题的调查(陈立, 1959)。这是最基本的时间-动作型管理。难怪他在调研报告中特别强调, “这个培训研究是杭州棉纺织厂业务副厂长姜礼钧同志主动向我们提出的”19。好比教过微积分的人回头教算术, 虽然也有意义, 但总免不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 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差20。他虽然于1961~1963年勉强恢复招收工业心理学研究生, 但接着就是1964年的四清, 之后是“文革”, 整个心理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他本人也被关了一年多牛棚。等到70年代末, 他才重新拾回自己的人生舞台, 而那时候, 他已年近80, 所面对的, 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形。4 迟到的春天, 灿烂的业绩

中断40多年后还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大放光彩, 这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 实在令人唏嘘。文革之后, 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已面目全非。工厂(当时几乎全是国营的) 处于半停工状态, 市场上连日用品都买不到。体制方面, 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大锅饭, 平均主义, 使得工人没有积极性, 工厂没有自主权。微小的计划都得经过上级的批准。更令人沮丧的是, 工人们的思想和体制一样, 已经不适宜从事生产。部分工人多年被利用去充当革命的工具, 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制造产品。而他们被冠以的种种头衔：领导阶级, 国家主人翁等, 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生产者。少数愿意工作的工人, 也由于工作流程的破坏而无法正常生产。加上多年中强调政治学习, 工人的生产技能大大下降。在科技方面, 由于1957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成了反动份子, 工厂里的技术力量几近空白。国家的高层领导人, 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革命斗争和推翻旧制度。对于如何建设, 没有经验。加上都是工农出身, 文化水平有限, 突然转向经济建设, 一时无法找到管理的真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如何把农村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国家领导人心里比较清楚。至于如何打破企业管理的僵局, 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国家在承受着20多年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试验的后遗症。正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做, 上上下下都着急, 出主意的人也就特别多。连作家们都尝试着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献计献策。小说家蒋子龙(1979)想象一个叫乔光朴的厂长, 在某家重型电机厂, 通过消除派系, 取消大会战, 建立流程而恢复了生产。蒋子龙的小说很快风靡全国, 足以证明国人多么关注工厂的管理。与此同时, 邓小平亲自出面, 请了美国的教授, 在大连工学院成立中美科技管理培训中心, 对国内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 国家机关司、局长和大学管理系教师进行培训21。

民间的行动同样引人注目。1980年, 浙江海盐

18以上的故事, 源于陈立与作者1994年5月18日的谈话。

19这其实是最基本的“时间-动作”研究, 始于Talor (1911)。Talor之后, 美国的Frank Gilbreth (1868?1924)和夫人Lilian Gilbreth (1878?1972)继续了该方法的研究, 其目的是减少工人的多余劳动动作和引起疲劳的因素。陈立1935年的疲劳研究, 也是走的同一条路。

20另一项与管理有关的活动是1957年8月对东德的访问。见陈立(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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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衫总厂步鑫生通过生产中自己领悟出来的“经济人”原理, 对工人实行计件管理, 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 实行按劳取酬的激励制度, 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 生产出了衬衫。这一做法被新华社报道, 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了批示, 轰动全国。显然, 全国上下都认为那就是管理22。却没人能看到该厂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 当年西方人做衣服, 工钱那么贵, 扣子却一定是手工钉。海盐的人工这么便宜, 却用机器钉扣子。而且, 做衬衫的厂子, 没有像样的服装设计专家。步鑫生认为, 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立一道广告牌, 就是做品牌。在请病假工人的管理上, 该厂也有些矫枉过正。虽然如此, 步鑫生却俨然是当时企业管理的明星, 但是, 吹笛子的牧童毕竟不能一夜之间变成交响乐指挥。

陈立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唯一)懂得管理的人。也是最早行动的人。他知道,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思想已经不适合生产, 而“工业心理学就是利用人的特点, 使人尽其能, 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人的积极性”23。他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 既有舆论呼吁, 更有实际行动。舆论方面, 他那几年主要发表了以下著述：

1979年2月(三中全会后刚两个月), 他发表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一文(陈立, 1979a) 24。他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从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到泰勒、闵斯特伯格、再到二战后的发展历程, 重复了自己44年前讨论过的员工培训、激励、工具设计、减少疲劳等问题, 然后提出了人-机适应、系统论、信息论、预测、决策论这些当时大多数人还陌生的概念。之后, 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提请大家注意工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能力运用, 不要把工人终身束缚在某个人-机系统的某个环节, 而要让工人的技能多样化。他特别希望能利用一系列系统加速工业发展, “发现人的特长”, 同时通过“再训练”、“学习迁移, 达到利用机器来克服人力的限制, 使人善于和机器打交道”。他希望工程心理学牢牢掌握人的因素, 应用各种先进手段, 结合相关学科, 为建设四化, 为提高生产力提供一些新的教具和一些有用的原理。

1979年4月, 他发表了“科学管理与劳动心理学” (陈立, 1979b), 十分痛心地承认“我国今天的工业管理, 仍处于极原始的状态”, 促请大家在经济管理中运用科学的管理原理。

1981年他发表了自己在大连中美培训中心的演讲稿(陈立, 1981a), 指出革新中的习惯势力问题实质上是思想僵化和定势思维问题, 提醒大家注意种族或国家的习惯势力以及个人惰性和组织惰性对革新的阻力, 希望能注意学习或“智力投资”。

他的上述文章只涉及“工”而没有涉及“商”的方面。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 市场的概念还被视为异端邪说。得等到1984年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议, 中共才首次提倡商品经济。

1986年, (陈立, 1986), 他提请大家注意管理方法必须和实际相结合, 注重计算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消费者在未来生产中的作用。

1988年, (陈立, 1988), 他建议打破僵硬的部署管理 (bureaucracy), 建立信息对流的网状结构组织, 注重企业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 并且“既要看到组织的作用, 也不能忽视个体和部分的功能, 既要看到眼前利益, 又要顾到长远的发展潜力。只有这样, 精神和物质都得到照顾, 事业才能保证不断的发展”。

此后, (陈立, 1989, 1991)他再次号召人们在组织变革和新技术的运用中, 重视人员的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 破除经验主义, 改变分配制度, 打破部署管理, 建立多层次管理和预测管理, 使新秩序得以从差异、矛盾或混沌中产生。他还提出了实现新

21全名为“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 1980年底开班。这个项目当时面临的挑战除了语言, 还有讲课内容与案例。因为当时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相差太大。美国的管理学家采用案例教学。当时国内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案例。美国的案例显然不适合中国。第一期全部由美国教授讲课。不知当时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从第2期起, 开始有中国教授介入教学。陈立1981年7月也应邀去该中心讲过课。

22陈立也应邀到离杭州仅100公里的海盐衬衫总厂参观。他的研究生金普泰在厂里呆了一段时间, 事后执笔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立, 金普泰, 1984)。据金普泰回忆, 参观结束之后, 陈立和厂方讨论过为该厂举办管理培训班, 后来未办成。当年的步鑫生, 忙着到处给别人讲课, 可能没时间听课或者没觉得自己需要听别人讲管理。1988年, 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 步鑫生被免职。

23见陈立手稿S–8。陈立未发表的手稿, 已由其家人整理编号, 以作为今后引用的统一出处。

24该文并在当年全国心理学会上宣读。陈立在1935年写的《工业心理学概况》的部分内容, 与该文基本相似。陈立在此用“工程心理学”, 可能是他想避开“工业心理学”涉及到的组织方面的联想。当时尚留文革余毒, 他不得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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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所要求的领导行为和多源实践思想。

直到1993年, 他还为卢盛忠、郑汉阳的专著作序, 提出以满意感作为动机理论的核心, 并再次呼吁人们注重实用, 勇于革新25。

此外, 他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作讲座, 在《百科知识》等通俗性杂志上发表普及性文章, 并出版专著(陈立, 1983, 1988, 1991), 向国人解释工业心理学的作用和目标。这些文章中表现的超前思想说明当时国家在管理学上欠债太多。现在读来, 文章的语气既有些兴奋(自己的专业有用了), 又有些着急, 希望马上能用起来, 但更多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历史把中国管理学复苏的重任放在了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上。

要承担和实现使命, 不能只写文章, 更需要躬身实践。陈立比国内任何人都更早行动。他的方法, 仍然是以心理学统管理学。1977年8月, 整个国家还处在文革后的摇摆之中, 他参加了刚刚恢复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北京平谷召开的心理学规划座谈会, 并在会上主动承担起1978年2~6月在杭州大学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实验心理学培训班。这个班“成为中国心理学恢复和振兴的摇篮。参加的几十名学员日后都成为基础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张厚粲, 2006; 林仲贤, 2006)。平谷会议之后, 他到了北京, 寄住友人家近两月, 每天乘车去中国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查找工业心理学的资料。年近80, 中午和大家一道排队吃饭。查到了就请人复印, 带回杭州。有些资料自己查不到, 便到处托人复印。靠着这样的惊人毅力, 1978年秋季他便开始招收工业心理研究生, 并亲自授课, 批卷、指导论文(这并不是废话。当时和现在, 校长挂名带研究生的, 大有人在)。但他却由于劳累过度而患眼病, 两只眼睛先后动手术。手术之后, 他自嘲地说, 自己变成了有眼无珠的人26。1300度的眼镜就是从那时开始戴上的。

1980年7月, 陈立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心理学联合会, 从此中国心联加入了国际心联的活动。2个月后, 1980年9月, 杭州大学心理系成立, 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心理系(另一所在北大)。更重要的, 陈立建起了全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管理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在以后的数年内是国内唯一与管理有关的专业27。杭大心理系当时还有儿童心理学专业。但陈立自己只教工业心理学。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 他当时如果选择教儿童心理学, 会更容易。但他知道, 全国当时没人比他更适合教工业心理学。使命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硕士招生后不久, 1983年, 他又招收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博士, 并且立即打报告辞去了杭州大学校长职务, 所列理由是：为了专心带博士生。

新建起的杭大心理系所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该系不仅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而且还为机械部、纺织部、电子工业部、核工业部和邮电部及其所属企业举办过多期党委书记和厂长短训班, 并出版了《外国心理学》杂志。（1986年改名为《应用心理学》）。不久, 工业心理专业成为全国重点专业。1989年, 该系又建起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 时至今日, 它仍然是心理学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教学和试验, 该系还承担了铁道、航空部门、国家标准局和科学院的不少科研项目, 比如飞机驾驶舱照明和信号、仪器显示及调节器, 计算机屏幕显示等。陈立在1983年在向经贸部的汇报中谈到了部分科研成果, 并且提到, 心理系设计的照明、人体测量标准已经为国家标准局采用。在同一汇报中, 陈立还说到digital (数字化)问题, 并指出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关键, 他甚至说到, 要加快列车信号辨认, 只要信号问题解决, 列车速度可以增加一倍28。在当时, 想到列车如何提速的人, 恐怕在铁道部内也没有几个。

建立一所心理系绝非易事, 需要资金、资源、图书资料和教师。每一样都不容易获得, 特别是当

25卢盛忠等(1993)一书的前身是中国第一本管理心理学专著《管理心理学》, 由卢盛忠、吴谅谅、郑全全、王重鸣等著, 卢盛忠主编, 1985年5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来扩展为卢盛忠、郑汉阳, 《组织行为学――概念、理论、应用》,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沿用陈立序。

26陈立夫人在回忆他的这段日子时, 引用了他当时的家信, 说他“凡是能找到资料的地方都去了, 有时几近乞讨”。见马逢顺(2006), 第183页。

27当时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也在积极从事着管理科学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参见骆茹敏主编(2010年)第2-3 章。该院当时尚未从事管理方面的教学。

28陈立的手稿S–8, 由其家人整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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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百废待兴, 困难更大。况且工业心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有些需要引进。师资问题同样不易解决。当时, 各个单位对自己的人员都有绝对控制权。而国内的体制, 每件事都有多个部门管。要跑通这一个个部门, 首先需要和体制内的人有一定的联系。幸好陈立有这种关系。当然, 即使有这种关系, 每个部门还是要有人去“跑”, 而且跑起来非常艰难。他的同事卢盛忠回忆, “那时陈先生已快八十岁了,还整天跟我们跑北京, 跑经贸部, 教育部, 等等。他心胸开阔。为了网罗人才, 过去整他的人, 他也不计较, 不仅招进来, 还根据才能委以重任, 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他是从事业出发”29。正是凭着这样不懈的努力和宽广的胸怀, 陈立才把心理系建起来, 把教师基本配齐, 并建起了心理系大楼和工业心理实验室。

要钱要人, 不仅要跑, 还需要人缘和艺术。笔者曾经好奇地问过一位当年给陈立拨款的退休领导, 他怎么会同意资助心理系实验室。他回答, “陈先生给我做思想工作, 告诉我工业心理和国民经济的关系, 以及试验室对工业心理研究的重要性。他要我们重点扶持一些项目, 说没有偏重也就没有党的政策”。笔者见过他写的一封资金申请信草稿, 深为其语气的谦卑而惊讶。不是每位心理学家都知道, 理直不能气壮; 情、理并用, 方能服人。他的这一修养应该来自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由于大楼、图书资料和实验室的款项都来自多处, 他写了多少申请, 找过过少人, 无从知晓。看来陈立的思想工作做得不比学术工作差。

说到思想工作, 就得提到他和当时一机部常务副部长孙友余(1916~1998)的合作。当年, 孙友余试图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原理使政治思想工作科学化, 找到了陈立。他俩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30, 这是国内学术机构和企业相结合的少有佳例。这种结合, 即使在今天, 也是国内所迫切需要的。

这一有趣的管理实践没有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 毕竟普通大众还不熟悉那些术语, 不能理解那些做法。即使理解了, 以当时普通人对政治思想工作的反感, 估计也不会太感兴趣。但是, 作家张洁(1981)却成功地在小说中把它表现了出来。小说的主人翁郑子云显然是以孙友余为原型。小说中这位重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在一次思想政治工作大会上说到：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宣传和行为科学的介绍工作正在开始, 各地都很活跃。大学和科研部门起了重大作用, 同工业部门的结合在开始。我知道, Ｈ大学的陈校长, 是中国的工业心理专家。这个学校, 明年要开工业心理学专业。这位校长70多岁了, 亲自出马, 领着教师和研究生, 到工厂做调查研究。工业心理学, 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前些年, 心理学被打倒了, 现在逐步恢复。师范大学是搞教育心理学的。只有Ｈ大学是真正搞工业心理学的。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条根……我给教育部写了封信, 因为中国就这么一条根, 能否趁这位老专家健在时, 把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基础打好。教育部能不能特别支持一下, 把它作为一个重点专业, 由中央管起来, 给他一点钱, 培养学生, 全国分配。”

陈立证实, 孙友余确实给教育部写过这封信31。来年教育部档案公开, 读者应该可以看到它。工业心理学应该牢记孙友余的功劳。他不仅写了这封信, 同时还提供了建系的资金。最重要的是, 他答应解决工业心理毕业生的分配。当年是计划经济, 大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假如没人知道毕业生如何使用, 工业心理专业的建立, 很有可能会推迟几年。

张洁的读者还记得, 郑子云在同一讲话中还谈了五个问题：民主管理、行为科学中人的本性、人群关系、激发动机理论的运用、领导人的教养、行为和领导艺术, 并“从思想工作的历史讲到心理学、社会学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张洁没有具体描写那些内容), 还提到管理现代化, 按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管理经济工作, XYZ理论。小说中描写的这次发言很长, 现在读来或许了无新意。但在当时, 算得上天籁之声。该小说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29见卢盛忠, 2011年1月5日邮件, 另见卢盛忠 (2006)。

30关于行为科学, 见陈立(1981b)；关于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见陈立(1999)。另见郭炳炫, “中国行为科学在我国发展和应用点滴”(原文如此), https://www.360docs.net/doc/8d8416423.html,。在中国行为科学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名单中, 孙友余是会长, 陈立是名誉会长。以历史的眼光看, 理事会中的一百多人以及当时从事中国行为科学的300多人, 是当时全国管理学的精英, 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该协会后解散。陈立晚年多次公开呼吁, 恢复中国行为科学协会, 表现出对这个协会的深厚感情。

31 见陈立手稿,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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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部获奖作品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和刘心武的《钟鼓楼》)。当时, 思想政治工作确实面临严重问题, 经过反右和文革, 绝大多数人对它比较反感。而且, 以往所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早已不适合经济建设时代。孙友余从心理学中获取的这种新方法, 不仅对重新焕发国企工人的热情, 甚至对执政党的工作改进, 都有帮助。具体作用多大, 有待后人评估。仅就当年参加行为科学协会的成员来自全国一百多个单位而言, 这些新方法至少在这些单位有些影响。

管理需要了解新观念, 需要与同行交流。陈立除了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荆其诚教授联系并采用了他的色度试验, 还和该所的曹传咏、林仲贤教授、南京的高觉敷教授、北京的潘菽、张厚粲教授等知名心理学家以及科学泰斗钱学森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 陈立还邀请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司马贺(Herbert Simon)在内的外国学者来讲学, 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 请该组织派管理心理学和工程心理学专家来新建的杭大心理系考察(1982年5月13日至6月8), 提交改进建议。此后, 杭大心理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 他积极出国考察。第一次是1980年7月赴东德参加国际心联大会之后, 获西德心理学会的资助, 顺道对该国进行了17天访问。此时的德国, 远非他当年追随苛勒时可比, 早已丧失心理学诞生地的风采, 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动向, 到处都是“美国货”, 多少有点让他失望。但是, 德国人在工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注重新技术(电脑、模拟装置), 采用各种数学分析法, 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及时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 研究队伍中的多学科协同作战(心理学家、医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计算机专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陈立, 1981c)。他和德国学者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第二次是赴美英考察。1983年4~5月, 陈立和两位同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 赴美、英考察50天。他们除了考察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心理系、美国心理协会外, 还参观了多家国际知名的大企业, 并与120多位知名专家讨论32。这说明, 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 更为了实用。陈立写的考察报告中(陈立, 1984), 首先概括了两国工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这个回顾, 大概使陈立略感欣慰, 因为他发现, 两国大学里的这一专业, 80%在1960年之后才建立起来。也就是说, 中国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耽误, 和西方的差距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接着, 陈立列出了两国大学这个专业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数目、主要课程和教学计划, 甚至细到他们举办的短训班。这应该给陈立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这些课程与教学计划和他们自己的相差无几, 只是别人的设备和条件让他羡慕。当然, 陈立在其它方面也大受启发。比如,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问他, 中国的管理人员培训班是否设孔孟之道、莎士比亚、歌德和塞万提斯等课程。这一提示对陈立文理不分科的信念, 至少起了加强的作用。报告的主要部分考察了工业心理学在美、英企业中的主要任务(选拔、评定、考核、培养员工和管理人员; 处理人际关系; 企业诊断; 防止工伤事故, 产品设计), 以及美国全球知名大企业中工业心理学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何让工作任务和人的能力相适应; 劳动强度、脑体力工作者的负荷; 产品设计; 信息显示; 工作环境, 包括工作场所/办公室的空间高度、温度以及嘈音、空气和照明; 安全管理; 工效考核与评估; 机器人的设计和职能模拟; 计算机的设计与使用。其中的任何一项, 都是当时国内企业所急需做的工作, 虽然其中有些问题他在1935年的书中已讨论过。陈立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计算机的重要性, 并且预测“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也将普遍使用计算机”, 因而应该及早培养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人才, 重视汲取国外发展计算机工作中的研究经验(他的预言不久之后实现了)。报告的最后, 陈立提了几点建议：各工业大学的管理系, 均要开设管理心理学或组织行为学课程, 技术科学系也要开设工程心理学, 并且建立实验室; 不仅企业的政工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需要学习心理学, 而且还应该让工业心理学家直接参与企业的工作; 把杭州大学工业心理专业列为教育部重点专业, 并逐步使之成为全国工业心理的教学和科研中心之一。可喜的是, 他的建议都先后被采纳了。

在美国, 陈立和他的两位同事尽量借宿友人家, 并处处节约, 省下７千多美元(约为当时大学教师220个月的工资), 给系里买了170多册图书和一台计算机。当时出国人员, 那怕是国家资助, 大多数

32关于这次考察, 见卢盛忠(2006), 第142页。联合国资助的这次考察项目编号为CPR/80/041, 前三个字母代表中国, 后面的数字当为申请日期。可知该项目1980年就向联合国申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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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把省下的钱用来为自己购买家电。从效益方面说, 陈立和他的两位同行确实算得上管理学家, 帐比别人算得精：买家电只能惠及三家十几口人。而买图书和计算机, 应了教学和科研之急需, 所产生的连带效应, 就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单说这台计算机, 不仅心理系自己使用, 连外系的研究生和老师也来借用。20多年后, 还有人记得当年如何到心理系去借用这台计算机。

5 传道授业, 解惑为先

陈立所招的管理心理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生, 都是他亲自上课。做他的学生, 确实不容易。他教得认真, 对学生要求严。他要求学生必修为期一年的高级心理学, 教材是五厚本的英文版。他的博士生王重鸣(2006, 第143页)回忆道：“每天要阅读大约30页原版书才能顺利完成精读任务……先生还一再强调必须逐章认真阅读, 拓宽视野, 迎接该课程的综合闭卷考试。同时每周一次专题讨论, 采用互动模式, 每次都使我们苦读之后豁然开朗。” 每次考试, 学生们都要上好几次厕所, 太紧张了。但是, 读书再苦, 也不是管理学的全部内容, 因为管理学并非纯科学, 要结合实际才有用。所以他要求学生遵循工业心理学的传统, 到工厂实习。实地调研的重要性, 举一例可知。1981年, 他派了一位研究生去北京钢锉厂调研奖金和弹性工作时间对生产效益的影响(该厂厂长是杭大心理系管理培训班学员)。实验方法用的是当年梅约在霍桑厂所采用的：把一个车间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发现, 实行计件超额奖制度可以提高产量, 而实行弹性工作制加计件超额奖的小组, 只用了79.1%的时间就完成了163.7%的生产任务, 且废品率下降三分之一。即使只实行弹性工作制, 就能提高产量33.5%。结论很明显：弹性工作制与计件超额奖制度相结合, 可以既减少工作量, 又提高产量, 降低废品率(郑全全, 1992)33。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弹性工作制与计件超额奖制度一定会被企业广泛采纳, 因为提高了企业的利益, 减少了劳动时间、降低了电力等成本, 节省了管理费用, 增加了工人满意度。但是, 当时企业却没有采纳。陈立在一篇笔记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上面规定, 不实行8小时工作制, 就不能评先进集体(文明工厂)。其次, 效率增加了, 国家供应的原材料不够用。同时, 产品增加了, 导致库存量增加, 因为需要多少产品, 是国家规定的, 多产了不能自己销售。但陈立认为这个实验还是有价值的：它证明宏观体制不改革, 只改革微观体制, 内耗反会超过改革的努力。同时, “这个实验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 计划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过渡。” 34他在同一笔记中, 指出了实验应该改进的地方。毫无疑问, 他认为这些管理方法迟早会有用。这出于他对改革的信心。他在同一笔记中还预测, “信息时代的管理应该是柔性管理, 即松弛管理。不要上下班, 作息时间自己安排。领导的任务只是协调, 大家处于同一平等的直线上, 管理层次变得扁平。官僚主义减少, 创新机会大大增加。”他说的这种管理方式, 在国内的不少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正在变成现实。

他的要求如此之高, 有些学生因为无法满足要求而被迫延期毕业, 甚至退学。1986年夏, 他的三位很用功的硕士研究生无法毕业, 因为陈立说他们没有实地到工厂实习, 论文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得来的, 靠不住。研究生们只好重新下工厂, 完善论文数据, 比同届晚半年多毕业。在他晚年, 一位女士坚持要读他的博士生。入学之后, 陈立要求她下工厂调研并且为她联系好工厂。她没那么多时间, 只好避而不见先生。直到陈立去世, 才来到他的灵位前磕了个头。而当年读出来的研究生, 现在已经做了教授、科研人员或老板, 回想起陈立

33郑全全的“北京钢锉厂调查报告”, 10年之后才发表于《心理科学》1992年第1期, 第1?4页。陈立(1999)概述过郑的这一实验结果。郑全全读书期间在钢锉厂及其他厂实习的情况, 见郑全全(2006)。

34见陈立手稿S-10。陈立1950年代末在杭州对细纱工做的研究中碰到过类似问题。他认为细纱工身体动作的变化是细微的, 需要放慢才能观察, 这样才能决定需要去掉哪些多余动作。他把工人分快、慢组, 使慢组的工人觉得丢脸, 不愿配合, 又不明说。实验很难取得客观性。后来改变方法, 先分析劳模做得快的标准动作(劳模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得快), 再比照落后工人的动作, 找出了差距。经过他和助手邵宗杰的努力, 最后总结出了标准动作培训法, 并得以推广。(与邵宗杰先生2004年7月1日的谈话)。这两个例子与当年霍桑厂的工人们自觉地保持中等生产水平, (怕提高产量后厂方会提高指标或裁人), 日本女工要求同等工资(多拿和少拿的人都没面子)一样, 说明管理理论的运用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群和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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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格要求, 依然心有余悸。这也从侧面说明, 为什么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比较受欢迎。毕竟, 大多数人更愿意选择较容易的职业。不过, 工业心理系毕业的学生很受欢迎, 多年之内都被各个单位争着要。(后来,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中国管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还有些留学国外, 又被请回国, 给国内知名的商学院学生讲课)。陈立知道, 不管自己多么努力, 系里教学任务繁重, 教师不足, 难以快速地“培养母鸡”。于是, 他向经贸部和教育部建议, 除自己培养本科到博士生, 还需每年派出留学生2~3名, 6年内聘请5~6名外籍专家来讲学、考察、交流35。他的游说活动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所减少, 那时国内的管理专业和MBA专业已蓬勃兴起, 他退到幕后, 成了“cheer leader” (啦啦队长)。当然, 他依然坚持带研究生, 但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了。

6 失败的努力, 崇高的目标

历史注重成功, 不太关注失败的努力。但有时失败的努力同样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

80年代的国企, 像一个个生锈的大齿轮, 怎么也转不快, 生产跟不上经济发展和民众的需要。于是, 乡镇企业乘机兴起, 似乎一夜之间, 遍布全国。舆论为之喝彩(它们确实填补了国民经济之不足, 也大大方便了民众生活)。陈立对此非常关心。那段时期, 他特别留心媒体上与乡镇企业有关的报道。乡下来的亲戚, 只要是从事乡镇企业的, 他总和他们长时间交谈, 了解情况。通过了解, 他认为对乡镇企业要辩证对待。因为这毕竟是重新走一遍原始积累——这个马克思认为最残酷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 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对《资本论》的熟悉令笔者感到意外。花那么多时间熟悉一部与专业无关的经济史巨著, 可能是当时实在没别的书可读)。他认为, 乡镇企业从事养殖、种植、农产品加工是可以的, 不仅要大力提倡, 更要大力扶持。对它们面临的问题, 如融资渠道不畅, 设备落后陈旧, 缺乏人才、技术和管理手段, 国家应该给与扶持和帮助。而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乡镇工厂, 最令他担忧。他特别提到乡镇皮革厂和印染厂, 反复说：“这个怎么可以？”。但那时, 乡镇企业已势不可挡。许多地方政府, 为了自身的方便, 以发展经济为借口, 放任乡镇企业的污染。陈立开始呼吁国家在环保方面要把关。另一方面, 他希望加快国企改革, 因为国企到底在设备、资金、技术方面比乡镇企业强, 主要是管理和体制问题导致国企效益低。如能加快国企体制改革, 提高管理水平, 就能健康发展,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更多高能耗, 高污染的乡镇企业, 同时也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他的建议, 无人理会。他很着急, 不断寻找机会反映自己的担忧。大约是1988年冬, 他听说某位他认识的政治局委员在杭州。于是一个人关在书房里, 给那位大人物可能下榻的宾馆打电话, 一遍遍地自报家门。家里人看不下去了, 对他说, 这是何苦呢？他一下子像小孩一样激动起来, 说“国家的事情, 上面不一定知道的”。他当然清楚, 即使找到这位委员, 也不太可能有什么结果, 无非是在宣泄自己的担忧, 就像后来许多有识之士的环保呼吁没有结果一样。事实证明,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乡镇企业的污染, 是中国继大炼钢铁、毁林造田之后的第三次生态大破坏。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实施之后, 高污染的情况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高能耗的情况至今犹劣)。但那时, 不少地方的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他大概对自己的这一失败耿耿于怀。1997年和1998年, 他被授予“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和“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终身成就奖”之后, 写信告诉友人：“都是虚名, 有名无实, 不足挂齿” 36。有历史责任感的人, 对失败比对荣誉记得更深刻。陈立觉得自己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他那时候对心理学的现状极其担忧,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重视重大问题的研究, 只热心于“没出息的、无关宏旨的小题目” (陈立, 1997)。更重要的是, 陈立一生追求的目标, 即通过管理“指导人走向最适宜的机会,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最高的自我” (陈立, 1944) 37, 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实现, 难免让他有这样的感慨。

35陈立手稿 S–9.

36 2001年2月21日给周志成的信。陈立手稿S-6。同一信中, 他还说自己“不虞之誉, 何止百十？” 并且用了“楚材晋用”来表达对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留学不归的感慨。

37该文标题“实业心理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在收入《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续篇）时, 更改为“工业心理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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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纪老人的遗产

陈立102岁的人生跨越整个20世纪, 其寿命之长, 超过国人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更难得他精力超常, 90多岁还能在钱塘江游泳, 逝世前一个月还能正常思考。他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所有管理学领域的大事。这些大事集中在这么少的年份里, 显然是时代的悲哀。但可喜的是, 陈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时机。这段时期也见证了执政党从彻底排斥知识分子到部分接纳知识分子的良性转变过程。幸亏有了这个转变, 才有了陈立最后的精彩人生。由于陈立超常的生命力、学术和职业生涯, 以及不懈的努力, 中国不仅多了部张洁的小说, 中国的管理事业也少走了不少弯路。陈立让中国管理学和心理学这棵倒下的大树重新长出了枝丫。今天, 他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管理学方面的栋梁之材。在全国各地和国外的不少地方, 他的学生们已经在培养更多的管理后代, 或在从事具体的管理任务。多亏了陈立,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和实践得以在浩劫之余较顺利地赶上国民经济和制度改革的需要。现在和未来的管理学者和实践者, 不仅要庆幸历史给中华民族留下的那最后一线机会, 还要感谢这位世纪老人用自己的智慧、毅力和最后精力抓住了这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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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心理学报 43卷

Chen Li and 20th Century Industrial Psychology in China

YANG Siliang

(Independent Scholar, Houston, Texas, USA 77083)

Abstract

Chen Li’s career as an industrial psychologist began in July 1933, shortly after he got his doctoral degree from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lasted till his death in 2004.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seemingly long career came within a few years of his life: from 1935 when he authored the first Chinese book on the topic, to mid-1937 when Japan invaded China; and from 1977 to mid-1990s, the gap of 40 years serves as a reminder of the tragedies that China went through. During the latter years of his life, 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industrial psychology program (and the first ever management-related academic program) in China’s history. He single-handedly re-kindled the torch of China’s management science cut short by multi year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urmoil. His legacy also includes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now shoulder important executive duties in various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positions. Yet, he considered his life a failure, because he did not see his discipline achieving the goal to “lead human beings towards their best potentials,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towards ultimate self-actualization”.

Key words Chen Li; industrial psychology; management science;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