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近十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方音之检讨
近十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方音之检讨曹祝兵【摘要】近十年以来,出土文献越来越丰富使得研究上古方音材料越来越多.研究材料有新的发现,研究方法有所创新,上古方音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上古方音的研究是项复杂的工程,在研究过程中材料如何使用,方法的使用是否得当,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01【总页数】3页(P53-55)【关键词】出土文献;上古方音;材料;方法【作者】曹祝兵【作者单位】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11上古时期方音有哪些?情况如何?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一问题,然而由于材料的匮乏,上古方音的研究始终“步履蹒跚”。
很多学者在研究上古方音时,基本都是利用传世文献中的韵文 (如《诗经》、《楚辞》)或者带有地方方音色彩文献中的谐声、通假、异文等材料。
然而,这些材料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如《诗经》作为方言材料代表的到底有哪些方音、相同地方方音是同一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等等,因而上古方音的研究争论很大。
地下出土文献出现以后,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是因为地下出土文献不但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
可以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方音,为上古方音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大门”。
然而,上古方音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毕竟时间上距离现代太远。
尽管有出土文献的发掘,然而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如材料的真伪如何?材料的时间如何确定?材料的地域性如何划分?材料的如何处理将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1.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1]此文采用中山国铜器铭文中的通假字、谐声字等考查中山国语音的特点。
通过详细分析,得出声母方面 5个特点:〈1〉清浊分途情形明确。
铭文中清浊通用和清浊分明的比例为 1:3.3,因此清浊分化趋势明显。
〈2〉轻唇音不分化。
谈谈上古汉语的声调问题-BeijingNormalUniversity
谈谈上古汉语的声调问题上古汉语的声调问题,古音学者的观点一直很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
在明清之际即讨论古音的初期,一般以为先秦汉语里是没有声调的。
比如陈第就认为“四声之辨古人未有”,“四声之分起自江左”①。
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不能因为南北朝时代已有四声,就认为先秦也有声调的分别。
古代没有声调正是古今音不同的表现。
陈第的这种推论表面上有一定的逻辑性,实际上是不对的。
据现有史料记载,汉语里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名称确是从六朝才开始的。
南齐沈约(441—513)著有《四声谱》。
又《南史•陆厥传》云:“汝南周顒善识音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
因此过去不少人以为四声之辨是沈约、周顒等人发明的。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可以认为汉语里的四声分辨,可能是从这个时期才由沈约等人发现的。
但决不是起自“江左”。
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要素与特点,都不是突然产生的,更不可能是个别人创造出来的。
声、韵、调是汉语语音的三个基本要素,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
我们现在虽然难以肯定,声调即以音高辨义是否即汉藏系语言的原始特征,但我们现在所知的汉藏系诸语言大多数是有声调的,而与汉语比较接近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它们的声调系统更有类似中古汉语的特点,即四声八类,对应关系较为明显。
大家知道,印欧语系诸语言之间关系都比较密切。
它们各语族语言的分化历史不太长,研究得比较清楚,一般都比较了解。
所谓“原始共同印欧语”据推测至今大约三千多年。
而汉藏系诸语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们分化的时间要早得多。
汉语从汉藏语系中分化出来的时间至少是在记录汉语的汉字产生之前,那也就有五千年以上了,更不用说原始汉藏语的悠久历史了。
单就汉语来看,声调作为汉语的基本特点,可以猜想当在甲骨文时代即殷商之前就已具备了。
我们说上古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更何况从《诗经》的押韵来看,上古确实已存在声调的分别。
例如第一首《周南•关雎》:关关雎雎,在河之洲。
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
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作者:郑伟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中国传统音韵学有古音学(先秦韵文和谐声字)、今音学(《切韵》)、等韵学(唐宋韵图)、北音学(《中原音韵》)四个门类。
要从时代来分,就是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三大分支。
统而言之,都属于古音研究的范围。
而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其语音面貌不在传统古音的研究视野之内。
说到某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不外乎三个层面:观念、材料、方法。
古音研究的传统观念是经世致用,传统材料是历代古书,传统方法是文献考证。
一言以蔽之,从读经、解经到明义。
《说文》《白虎通》《释名》里的譬况、合音、声训、读若,是为代表。
东汉以后的“西域”之学传人,传统被打破了。
反切注音、四声的发明、永明“声病说”、近体律诗,无一不受梵文的影响。
中唐以降的三十六字母、韵图等记录汉字字音的形式,同样是“肇自西域,远播中土”。
发端于南宋、兴盛在清代的古音学,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樊篱,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短短十六字,凿破鸿蒙。
一切都在变,语言也不例外,今人读《诗经》,不能因为读起来不押韵而认为古人用韵不严。
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完成了《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古音表》二卷,而且用“离析唐韵”的方法来分析中古韵类和上古韵部的对应关系,和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
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
”但是,“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
……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
清代古音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作者: 陈芳
出版物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215-216页
主题词: 古音学史;清代前期;古音研究;研究成果;顾炎武;批判地继承;鼎盛期;古韵分部;科学方法;问题与出路
摘要: <正> 宋代吴才老开始了真正的古音学研究,这一学问发展至清代始步入鼎盛期。
清代古音学可谓博大精深,成果十分丰富。
今人对古音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采取了清人所未采取的科学方法,大大拓展了古音研究的视野与深度;而另一方面,现代古音学的这些研究都根基于清代古音学的学术土壤。
没有清代诸多古音大师的努力探索,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因此,科学地评判清代古音学著作,批判地继承清儒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今天的古音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古音研究
[讨论]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缘起:近日对中古音颇感兴趣,先后读了《切韵》、《广韵》、《一切经音义》等书,不明之处多矣!今日无意中得见此文,得以大致了解中古音研究之概况。
转之,冀能对同道者有所助益。
此文修订本原载于《南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又见于韩国中国学会刊物《中国学报》第四十一辑,2000年8月出版。
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20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客观地回顾和总结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确定下一个世纪的研究起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
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壹《切韵》系韵书的研究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
《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
《集韵》音系已跟《切韵》有了一些距离,因此不在讨论之列。
《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一音系的外围研究《切韵》音系的外围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一)韵书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是20世纪音韵学的幸事和盛事。
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
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诸于世。
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
1955年,姜亮夫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
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韵书,细校详订。
古音学源流及谐声与古音学研究的历史演进
古音学源流及谐声与古音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董国华【摘要】古音学是传统音韵学的一大分支,是汉语音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音学研究既是上古汉语音韵本体的研究,又是古音学史的研究.谐声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与汉语音韵研究尤其是上古音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谐声与古音学研究既是利用谐声材料梳理、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研究,又是谐声与古音学史的研究.本文梳理、辩明谐声与古音学的源流和历史演进,为汉语音韵学、文字学、汉语语音史等学科,总结和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发展方向.【期刊名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32)002【总页数】6页(P46-51)【关键词】古音学;谐声;历史演进【作者】董国华【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11一、古音学的源流与分期通常所说的上古音一般是指周秦古音。
从断代上说,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前后约千余年,其上限为殷商甲骨文、金文时代,下限至汉代。
上古音研究是汉语音韵史研究的源头和根本,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河源唯长”,古今音异的意识,实萌芽于后汉。
由于语音变化,汉代人读先秦典籍时已发现了语音差异。
如郑玄笺《毛诗》,就提出了“栗裂”同音、“窴填尘”同音的问题。
《诗·豳风·东山》:“烝在栗薪。
”郑玄笺云:“古者声栗裂同也。
”《诗·豳风·东山》“烝在桑野”,《毛传》曰:“烝,窴也。
”笺云:“古者声窴填尘同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云:“窴填尘依字皆是田音。
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声同。
”故戴震在《声韵考》中说:“……言古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
是古音之说,汉儒明知之,非后人创议也。
”①又如刘熙《释名》:“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
今曰车,声近舍。
”三国吴韦昭《辨释名》云:“古皆音尺奢反,自汉以来,始有居音。
”王力先生在谈到刘熙这句话时说:“在汉朝已经有人谈到古音。
中国古代声乐理论的探讨
中国古代声乐理论的探讨有关中国古代声乐理论的探讨中国古代声乐理论的探讨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整理提供的范文,欢迎阅读参考!希望大家采纳!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CNFLA学习网的栏目!一、“字”与“声”的关系“字”“声”之间的争论,在我国由来已久。
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说:“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
当使字字举木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为‘声中无字’……如官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意思是“字”要建立在“声”的基础上,并与其完美结合,而两者又必须要服从于乐。
这段是古代唱论中关于“字”与“声”问题的早期论述,体现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即语言音调与音乐音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要能恰当的处理好这一对矛盾,便能成为出色的歌者,而歌唱艺术就是要求在语言与声音之间寻找两者结合的契合点。
宋代张炎在其《讴曲旨要》中又在沈括所论的基础上引申道:“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举末清圆无磊块,清浊高下萦缕比,若无含韵强抑扬,即为叫曲念曲矣。
”他还在《词源》一书中说:“腔平字测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
”他认为歌唱的声音与咬字吐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之间,应在“字”的基础上,才能唱好声音。
前面已经谈到的“字”与“声”是个和谐的统一体。
“字中有声”是字已经被音乐化。
因此,“声”与“字”缺一不可。
这是因为歌曲演唱过程中要以“字”表情达意,要以“声”美化字音。
明代的魏良辅却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在《曲律》一书中这样写道:“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
”而这正是“字”与“声”关系的最佳结合方式。
此,我们在演唱歌曲时要始终重视“字”与“声”的结合,要做到《顾误录》所谈及的“字宜重,腔宜轻。
字宜刚,腔宜柔。
”处理好两者的重与轻、刚与柔这对关系。
二、“声”与“情”的.关系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歌者就已明确地认识到“声发于情,而情必以声来表现”,即情与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古音学史研究概述
古音学史研究概述摘要:传统古音学自吴?B ?创至今已历经千年,期间音韵学名家辈出,使古音学理论一步步走向完善,本文特从上古音的古韵分部、声母系统、声调三个方面对上古音的研究历史做简单的梳理,整理出传统古音学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
关键词:上古音;韵部;声母;声调所谓上古音是指周秦时期及前汉时期的音系系统,由于那个时期无韵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归纳《诗经》用韵,同时对《切韵》音系进行离析。
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利用先秦的韵文材料《诗经》《楚辞》及其他群经诸子散文的用韵,还有以《说文》的谐声系统、训诂材料及方音材料、域外对音材料等作为旁证来推测古代的发音。
1上古汉语韵部真正的古音学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以通转叶音说为主体的宋代古音学研究标志着古音学的建立。
吴??是通转说的代表,朱熹是叶音说的代表。
“通转”的办法实际是囿于中古音,简单地合并《广韵》的部类,而不知离析,混淆了各韵部之间的界限。
而“叶音说”的本质是没有认识到古诗不押韵是由于语音发生变化的缘故。
清朝是古音学研究的全盛时代,最有名的古音学家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
顾炎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除第十部外,入声字都配阴声,离析唐韵,这是顾炎武的首创。
他的古韵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
江永研究音韵学与顾炎武稍有不同,顾炎武不管今音,只研究古音。
他曾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他本人非常注重于审音。
江永把古韵分为十三部,比顾炎武多出三部。
江永根据古音有?m 侈之分,将顾炎武的真部分为真元两部,侵部分为侵谈两部。
江永还把侯韵离开鱼部与尤幽合并,并离析萧宵肴豪一部分字,这样把顾炎武的鱼宵两部分为鱼宵幽三部。
段玉裁分古音为六类十七部,比江永多出四部。
传统认为段玉裁的最大功绩在于支脂之三部分立。
另外真文分立、幽侯分立,段玉裁也是正确的。
关于韵部次序,在段玉裁之前顾炎武离析唐韵尚不敢把次序移动,而段玉裁则很大胆地把次序变更了,并运用谐声偏旁归纳韵部。
汉字谐声与古音研究史论
汉字谐声现象可以追溯到古代汉字的早期阶段,如《诗经》中的“风”和“凤” 两个词,发音相似,意义相关。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谐声研究始于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许慎在解释一些字音时,注意到了一些字的发音与它们的意义 有关,这可以看作是谐声的雏形。
进入中古时期,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谐声现象运用到辞书编纂中。例如,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就运用了谐声原则来解释一些异读字。同时,这个时 期的一些韵书,如《切韵》、《广韵》等,也开始注意到谐声现象的存在。
其次,在研究范围上,现代学者不仅传统意义上的诗词歌赋中的谐声和古音现 象,还将目光投向了出土文献、民间方言等领域。最后,在研究成果上,涌现 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音学专著和论文,如李方桂、王力等先生的作品。
五、可能的研究方法
未来对汉字谐声与古音的研续深入挖掘和分析古代文献中的谐声和古音现象,特别是对一些未被深 入研究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谢谢观看
古音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清代。清代的古音研究 以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他们在研究古书中的韵脚、谐声、假借 等现象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古音的观点和理论。如顾炎武在《音学五种》中 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两个著名的古音学观点。
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古音研究也逐渐形成了多个学派。其 中,以“段派”和“王派”影响最大。“段派”强调从古代文献出发,注重对 古代音韵现象的细致描写;“王派”则更注重从古代语言出发,通过语言实际 调查来研究古音。
到了近古时期,随着辞书编纂的繁荣,谐声原则在字音解释中的应用也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朱熹的《诗集传》就大量使用了谐声原则来解释《诗经》 中的一些疑难字词。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对谐声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如元 代的周德清就撰写了《中原音韵》一书,对当时的北方共同语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
古声母的研究历程简述
中古上古声母研究历程简述对古声母的研究,清代以来学者们是从宋代韵图中标出的三十六字母开始的,因为古代典籍留给后人现成的声母系统只有“三十六字母”,并无其他的现成资料,虽然有根据《切韵》编成的《广韵》一书,但里面只有反切,并没有一个现成完整的声母系统。
“三十六字母”反映的是唐宋时期的声母系统。
列表如下:三十六字母表一、从三十六字母下推今音声母的变化音韵学家首先将三十六字母与现代北京话声母一一对应比较,从它们的差异观察今音声母的变化:1.今音声母已经没有了三十六字母中的全浊声母。
2.三十六字母中的知组与照组在今音中合流了(但知组的娘母归入泥母)。
3.三十六字母中的精组和见组各分化出一组腭化声母 ʨ ʨ‘ ɕ 合并在一起。
喻母、微母变为零声母与影母合并,非敷合并,疑母一部分变为n,另一部分变为零声母,(少部分变为ʐ如“阮”)变化的结果,今音声母只有22个(包括零声母)。
现代学者根据各种材料为三十六字母构拟了读音,注上了国际音标如下:二、从三十六字母上推《广韵》声母音韵学家用“三十六字母”去核对《广韵》的反切反映出来的声母时,发现有些地方不合,因为《广韵》是根据《切韵》编的,而《切韵》是隋代编的,所以《广韵》实际上反映南北朝至隋朝的语音系统,它的声母系统与“三十六字母”不同,于是学者们便着手探求《广韵》的声母系统。
他们以三十六字母为基础,沿用它的字母名称,以《广韵》反切上字系联的结果为依据,构拟了《广韵》的声母系统,结论如下:《广韵》声母表37个拿《广韵》声母系统与上面三十六字母比较一下,记住:《广韵》声母系统表虽然是在三十六字母之后构拟出来的,但它的实际读音比三十六字母早。
1.《广韵》声母没有“非敷奉微”,说明那时没有分化出来,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分化出来。
2.《广韵》声母没有“娘”母,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从“泥”母分化出来。
3.《广韵》有“庄初崇山俟”和“章昌船书禅”,说明这两组没有合并,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合并为一组“照穿床审禅”。
古代初中古音的演变与历史考察
古代初中古音的演变与历史考察中古汉语是从古汉语演变而来的语言,而古汉语又是源于上古汉语。
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初中古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初中古音时期的发音系统,为汉字的读音及汉字在不同语境中的音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古代初中古音的演变与历史考察。
一、初中古音的概述初中古音是指唐代晚期至五代前期的音系,发生在600年至960年之间,与前一时期的古音相比,初中古音的音系出现了很大变化。
这一时期的音系被称为“平口呼吸,不平鼻音”的音系,即五声相对明确,声调与声母分离。
初中古音的发音主要有以下特点:1.声母清音和浊音的对立比较明显,但声音较为轻柔。
2.韵母的字音分化比较明显,其中,尾韵的撮口韵和突口韵发音区别较大。
3.调音的发音变化较为明显,晚唐以后的中古汉语中普遍出现了四声。
声调上升和声调下降的音节发音明显不同,声调相关的字音区别明显。
以上特点为初中古音的声音特点,也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轨迹的重要线索。
二、初中古音的历史考察初中古音的演变,是历史上由各种因素叠加而成的历史演化过程,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
1.政治变革与语音演变初中古音的演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
隋唐时期,隋炀帝和唐玄宗两个皇帝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倡导文化繁荣的时代,这些影响得以持续下去。
这一时期汉语的音韵书《切韵》和《韵略》成书,对汉语音韵的发音和变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编纂整理,形成了汉语音韵学的主要体系。
2.文化交流与汉语演变唐代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各民族交流频繁,汉语的发展也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
如胡人以自己的母语为中介,将汉语转写成形意字、俚语、方言等,最终形成了新的词汇、习语和语音。
这些影响表现在新音出现新韵,新韵出现经韵,各韵下分为细大,从而造就了五音六曲的旧唐音。
3.地理环境与汉语演变古代汉语演变不仅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气候、自然条件等因素也会影响语音演变。
浅谈上古声调研究
浅谈上古声调研究浅谈上古声调研究自南朝周颙、沈约等人提出四声说,汉语的声调就成为历代诗人和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声调在中古时期被发现,之后的韵书也多以四声分卷,中古时期四声的存在、调类和汉字四声的归属已然清楚。
但在声调还没有发现的上古时期,先秦之前,汉语的声调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状况又是怎样?对于此一问题,清代及近现代的学者做过不同的论述,各家自成己说,聚讼纷纭。
站在后人之慧的立场,我们对各家学说予以梳理评述,以助益现在对于上古声调的研究。
一、清代及清以前学者的观点(一)古无四声说对上古声调,首先进行研究的是明朝的陈第,他在《毛诗古音考》中提出四声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韵,此类实多,四声之说,起于后世,古人之诗,取其可歌可咏,岂屑屑毫厘若经生为邪。
可见他是主张古无四声的,他之所以提出古无四声,四声是起于后世,是因为他看到《诗经》用韵,多是仄以承平异调相押的现象,而得出的结论。
(二)古有四声说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古入四声一贯》中提到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
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由此可见在顾炎武看来古有平上去入四声的。
他的这个观点是在观察了大量古代诗文用韵情况后得出的。
上古诗文一般情况下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互相压韵的字声调相同。
顾氏在指出古人平多韵平,仄多韵仄的同时,又指出亦有不尽然者他也注意到其中的变例,面对这种情况顾氏提出通为一韵。
所谓的通为一韵是说韵脚属于四声相承的篇章,以该章一个或几个韵脚的声调为基准,其他不同调的字转入这个基准调。
一如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古入四声一贯》所说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这样就出现字在韵中无定调,会走向古无四声的境地,所以他在《诗本音周南葛覃》言告师氏下说古无平上去入,四声通为一音这种语言相对于他的整个声调理论来讲有些极端,没有四声哪里还有所分析的通为一韵呢,或许顾氏对于古代汉字有无固定的声调,本身也不确定。
上古声母研究的五个重要结论
上古声母研究的五个重要结论(最新版1篇)目录(篇1)一、引言二、上古声母研究的五个重要结论1.古无轻唇音2.古无舌上音3.声母的发展演变4.异文材料的利用5.汉藏语系民族语言材料的作用三、结论正文(篇1)一、引言上古声母研究是古汉语语音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对上古声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为现代汉语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两个重要结论,为上古声母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古声母研究的五个重要结论。
二、上古声母研究的五个重要结论1.古无轻唇音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提出“古无轻唇音”的观点,认为在上古时期,唇音没有轻重之分,后来的轻唇音如非、敷、奉、微等在上古时期读作帮、滂、并、明等重唇音。
这一结论为后来的学者所证实,成为上古声母研究的重要成果。
2.古无舌上音钱大昕还提出“古无舌上音”的观点,认为在上古时期,舌上音尚未产生。
例如,知彻澄娘这组音在上古时期尚未分化,大约在六世纪时才从端透定泥中分化而出。
这一结论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证实,成为上古声母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3.声母的发展演变上古声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简单发音到复杂的声母系统。
据学者研究,上古声母的发音要比现代汉语简单,但已经具备了现代汉语声母的基本框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古声母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汉语声母系统。
4.异文材料的利用异文是同一种语言材料而文字写法不同的情况。
在上古声母研究中,学者们利用异文材料来推断古音的声母。
例如,通过比较《谷风》和《礼记》中的文字,可以发现“匍匐”和“扶服”的声母相同。
这种方法为上古声母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
5.汉藏语系民族语言材料的作用汉藏语系民族语言材料在上古声母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汉藏语系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许多共同的语音特点,为上古声母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三、结论上古声母研究是古汉语语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年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述评
当代音乐2018年第3期MODERN MUSIC近十年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述评魏 丹[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音乐界关注的重要领域㊂自古以来,就不乏此方面的学者㊂进入21世纪,经济㊁科技的发展,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新思路,为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㊂十年为一代,因此,笔者拟对近十年的研究进行简要的述评㊂[关键词]古代音乐史;研究述评;近十年[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129-04[收稿日期]2017-12-15[作者简介]魏 丹(1992 ),女,河北邢台人,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㊂(北京 10010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㊂在音乐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域㊂自古以来,就不乏此方面的学者㊂进入21世纪,经济㊁科技的发展,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新思路,为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㊂十年为一代,因此,笔者拟对近十年的研究进行述评㊂一㊁研究述略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在近十年里所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㊂所含内容之多,涉及乐律理论㊁音乐体裁㊁音乐交流㊁音乐思想㊁音乐器物㊁乐人㊁乐事㊁音乐文献以及音乐史学科建设等;时间跨度之大,上起远古㊁先秦,下至宋元㊁明清㊂这些研究不仅体现的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展现了现代学者的学术品格㊂关于近十年古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略述如下:1.乐律理论乐律学研究,从古至今就是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㊂历朝历代,不少乐官㊁学者对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㊂近十年中,也多有涉猎,是现代学者颇为重视的课题,特别是李玫的研究,集中在此㊂她不仅对她一直涉足的燕乐二十八调,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如在‘燕乐二十八调调名与律吕名错位的原因“中,谈到 以律吕命名的调名与所在均的律名不符”[1]这一现象,分析其原因,有雅俗对应造成的后代误解,以及历次改律对古律㊁新律定义的颠倒㊂同时,也有对乐律学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包括工尺谱㊁十二律数㊁其他理论术语的区分等㊂如,通过结合五行思维以及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对‘淮南子“中所涉五音十二律进行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提出‘淮南子“所谓 五度相生”是与 五行相生”相对应,被赋予了音乐以外更多的意义;指出十二律虽不符三分损益,但却经调整趋匀;以及十二律的天文内涵㊂这一时期,对于 京房六十律”的探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㊂陈应时与黄黎星先生就京房创立六十律与卦气说的问题,分别持有各自的观点㊂黄黎星从易学方面入手,认为京房六十律是其 易学”在乐律学中的延伸,可以解决乐律理论上的问题,并符合 卦气说”的象数模式㊂然而,陈在‘ 京房六十律”再辩“和‘ 京房六十律”三辩“中则说,黄之文章并没有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此问题的 评论”读完,且对其和潘雨廷关于此的说法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因此,支持黄观点的论据都是不成立的㊂这一探讨对于京房六十律历史价值的考量有着重要作用㊂除此之外,也有刘勇‘二十八调遐想“㊁方建军‘秦简<律书>生律法再探“㊁王洪军‘<乐学轨范> 六十调”㊁ 时用雅乐十二律七声图”研究“等,对乐律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乐律学研究呈现出繁盛的景象㊂2.音乐体裁及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体裁早已消失殆尽,一些体裁则源远流长,还有一些经过变化以新的面孔存在于其他体裁中㊂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丰富的音乐体裁,如琴曲㊁汉乐府㊁鼓吹乐㊁相和歌㊁大曲㊁散乐等㊂随之产生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㊂此方面的研究帮助我们复原当时音乐文化生活,对了解音乐的阶段特征及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㊂如赵维平对易混淆的 散乐”与 百戏”进行了文献的历时性梳理,指出散戏出于西周,是当时一种感官性较强的娱乐题材;而百戏则是汉开丝绸之路㊁西域文化传入后的概念;隋唐后,徒留名 散乐”,但实质是百戏㊂这使得 散乐” 百戏”两概念的界定,更为清晰地呈现在面前㊂又如李丽斯㊁王安潮二人通过对‘五知斋琴谱“的版本考证㊁琴谱本分析,道出该琴谱既反映当时的音乐特色,又别具风格㊂因此,可以说,音乐体裁及作品的研究,是颇为重要的㊂3.音乐交流历史上,我国便是一个地大物博㊁拥有先进文化的国家,吸引着周边乃至世界的其他国家,形成向心力㊂这种交流,在唐代达到鼎盛㊂关于此,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对这一系列的现象进行研究㊁讨论,其中以赵维平㊁王小盾两人关注较多㊂如赵维平在‘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㊁变迁与中国的音乐关系“中罗列了中国流入的乐器并描述了朝鲜雅㊁俗乐的变迁,展现了中国的乐器及礼乐制度对朝鲜的极大影响㊂王小盾的‘韩国学者的 唐乐”研究“,则选取了韩国音乐学界的视角,看 唐乐”在韩国的流变㊂由其将 唐乐”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并形成大量学术成果来看, 唐乐”对韩国产生了深远影响㊂音乐交流,不是单方面的,是双向的,但会对交流的两国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大致可以归因于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对比㊂4.音乐思想音乐思想,是古先贤智慧的结晶,从侧面体现他们的治国谋略,也是古代音乐史领域的又一个重要命题㊂近十年来,该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的方面也颇为丰富,如荀子㊁孔子㊁李白㊁杜甫㊁关汉卿㊁马致远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音乐思想研究,以及‘汉书“‘淮南子“‘吕氏春秋“等文献的音乐思想研究更是屡见不鲜㊂研究者中,修海林㊁陈四海等人,其研究集中于此㊂如修海林的‘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 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从‘吕氏春秋“入手,探索了其思想本质,虽属杂家,但其基调在于 道”,总结出儒以 心”为本㊁道以 道”为本的不同特质㊂此类研究,不在少数,多通过对具体篇目文献的解读,分析各家音乐思想的特征及在各时期的变化,值得注意㊂5.音乐器物关于此,学界不仅对文献进行梳理看乐器及其用具的发展之路,还对新发掘的考古实物测音,起证明及补充文献之不足的作用,多用到新兴学科如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手法㊂王子初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十年中,对钟磬㊁石磬㊁古琴等乐器进行了断代研究,并对出土音乐器物,如叶县旧县4号墓编钟㊁舞阳骨笛㊁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仿玉玻璃编磬,进行测音作律学分析㊂形成的学术成果不仅有众多已发表的论文,还有学术专著,在音乐考古学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㊂这些研究,离不开大学科,包括图像学㊁考古学在内的理论支持和实际操作,也同时对新兴学科,如音乐图像学㊁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提出了思考㊂6.乐人㊁乐事㊁音乐文献乐人方面,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㊂其中,较为集中的要数对朱载堉的研究㊂朱载堉不同寻常的身份及其卓著的乐律学贡献,都是这项研究的意义所在㊂为此,王军教授在多篇论文中对其进行了不同侧面的细致分析,包括 数为本”㊁道器合一思想以及新法密率等方面,体现了朱载堉前承古人并予以创新的精神,展现了其在律学上的伟大之处㊂乐事方面,涉及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例如徐蕊‘明清秦淮青楼乐妓的音乐活动“㊁李雯‘明代宫廷乐事的变化及特征“㊁康瑞军‘中国古代意识音乐研究的时间维度 以宋代宫廷音乐为例“等㊂音乐文献方面,研究也较为分散,多为文献的勘误㊁版本的比较,及其作者的简要介绍,通过此,对音乐文献作基础性研究,框定各历史音乐文献的时空维度,明晰其历史背景,从而探讨更为深入的问题㊂7.音乐史学科建设近十年来,不仅古代音乐史学界,还有近现代音乐史学等领域,掀起了对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创新大讨论的热潮㊂李方元㊁刘勇㊁王军㊁王小盾㊁修海林㊁王子初等众多学者都对本学科做出分析㊁建议和总结㊂学界的讨论方向,大致集中在以下领域:重写音乐史㊁音乐史分期㊁音乐史料㊁音乐图像学㊁音乐文献学㊁音乐考古学㊂在这些领域中,又尤以对音乐图像学和音乐考古学的探讨较为突出㊂例如关于音乐图像学,2013年成立了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并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际与国内艺术学㊁文化学界的众多学者,对中国音乐图像学科的建设和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㊂除此之外,亦有不少学者关于此的文章见诸期刊,如罗永良‘中国音乐图像学鉴思“㊁钟力‘音乐图像的呈现概念变迁“㊁刘勇‘音乐图像的辨伪问题“等,文章不在少数,多是探讨其概念㊁研究范围㊁研究方法㊂同样的,关于音乐考古学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而给予关注最多的大概是王子初和方建军两位先生㊂如方的‘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音乐考古学:名称㊁定义和学科属性“等多篇文章,王的‘从滥觞到辉煌 音乐考古学在中国“等,都在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做出了贡献㊂另,音乐图像学和音乐考古学的当代音乐㊃2018年第3期异同和归属问题,学界也多有争论㊂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讨论,是将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推向多层次㊁多维度的综合性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㊂二、研究述评这十年来的古代音乐史研究,涵盖了方方面面,既有学科内的学术研究,同时还有对学科建设的思考,可谓层深面广㊂面对众多前辈学者如此丰硕的成果,笔者感到十分敬佩㊂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笔者不敢妄言评议,仅简要总结如下几个特点㊂1.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谨慎求索相比于西方音乐史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史是一部 哑巴”史,意即没有音响的保留㊂因此,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只能凭借古文献的记录及出土器物等,探寻音乐在当时的面貌㊂就这十年的学术研究来看,其主要基础来源于古文献,并运用古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对现存古文献进行细致㊁纵向㊁横向的解读㊂(1)训诂学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主要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㊂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借用这门学科的方法,对古音乐文献解读,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字㊁词进行历史性剖析看其古今词义㊂如李方元的‘ 鼓”义考原“,文中对壴㊁鼓㊁鼔三字的字形㊁音义㊁偏旁字体等进行比较分析,考察 鼓”的源流问题,是古代音乐史研究运用训诂学理论和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㊂(2)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综合运用版本㊁校勘㊁目录㊁注释㊁考证㊁辨伪㊁辑佚㊁编纂㊁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㊁整理㊁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㊁分布㊁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㊁整理㊁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㊂古音史的研究中常常借此对音乐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对比不同版本间的优缺㊁关系,从而对其原版进行复原,理解古人的真实意图,不致有失偏颇㊂2.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从众多研究成果来看,除传统上对文献的解读,不少专家学者还结合其他学科,如考古学㊁图像学㊁口述史等,从更为开阔的角度,对旧有或是新发现的古代音乐事项进行分析,并逐渐形成音乐图像学㊁音乐考古学等新兴学科㊂由此,可佐证㊁推翻原有观点,或填补历史空白,打破了音乐文献研究的局限性,使得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层次㊁多角度的发展特点㊂例如刘勇‘ 崇汉轩”所藏汉画图像砖中的乐舞资料“中,展示了大量 崇汉轩”所藏精美汉画像砖,直观㊁生动地反映了汉代音乐舞蹈的画面㊂其中疑似 公莫舞”的画像,可能将其出现的年代由晋初向前推至东汉时期,一经考证将是对原有认知的重要补充㊂又如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出土的一套仿玉玻璃编磬,王子初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对其进行了复原㊂这套编磬,为当时世界所仅见,更是古文献推崇备至的 玉磬’之最早㊁最完美的标本㊂全面复原这套编磬,对于研究编磬的乐器性质及音律㊁汉初宫廷礼制和社会乐音生活㊁古代玻璃制造工艺乃至中国科技史,均有重大意义[2]”㊂由此看来,无论是音乐图像学,还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既弥补了文献官方㊁书面化的不足,使历史立体地呈现在眼前,又有可能填补文献所未能记录的空白,其意义不可忽视㊂3.研究队伍壮大近十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有耄耋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有专业院校的教授,也有莘莘学子㊂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从学科性质来看,注定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学科,然而从发表的丰硕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欣慰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也加入到这样的研究队伍中㊂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有音乐学界的关注,更有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重视㊂这样的学者,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一般从文学㊁天文学㊁考古学等学科入手,在其各自的领域对音乐事象加以解读㊂如上文所提到的黄黎星先生,是易学研究专家,他便是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从易学的角度,对京房六十律的产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㊂这是音乐学者较难以深入的,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音乐界无法理解的问题,拓宽视野,补充单从音乐角度材料㊁理论上的不足㊂但这样的研究有时也似有些偏颇㊂音乐史领域毕竟涉及的音乐理论较为丰富,跨学科研究难免忽略音乐中一些专业性问题,进行牵强附会,看似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其实存在偏差,进而导致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值得商榷㊂因此,在感慨音乐无论是音乐学界在运用跨学科知识,还是其他学科直接介入音乐史学研究时,我们都应该更加慎之又慎㊂4.音乐史学科理论建设的蓬勃发展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往往关系到学科的走向和前景,因此,音乐史的学科理论建设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不少史学界前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不少贡献㊂在这一阶段,诚如上文所述,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引起了一股热潮,大家纷纷对音乐史学科中新兴起的分支产生浓厚的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见诸期刊,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㊂不仅如此,近年来,关于音乐图像学和音乐考古学的研讨会也层出不穷,聚集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学科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㊂这些都为音乐史学科理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和理论支撑,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㊂(下转137页)魏 丹:近十年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述评思想价值是当前我国德育教育中所缺乏的,积极利用‘长征组歌“中的精神激励学生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身心素养,也可以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㊂在长征精神中学习磨炼意志,养成勇敢㊁吃苦耐劳的品质,这些都是当下我国教育工作者可以在长征精神中吸取的教育素材㊂结 语长征虽然已经过去八十几年,但长征精神却始终在历史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辉,在长征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长征精神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8]㊂以长征为背景创作的‘长征组歌“,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加立体㊁真实地展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前,并对长征精神的历史传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㊂铭记长征精神,用长征精神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不仅可以为个人人生发展指路,同样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㊂[参考文献][1]武国友.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5(06):89 92.[2]班丽梅.‘长征组歌“的艺术价值及其对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J].黄河之声,2017(04):60 61.[3]钟晨华,刘良军.论伟大的长征精神及其现实启示[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16(04):7 11.[4]刘良军,钟晨华.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㊁历史价值及现实启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6(06):45 48. [5]郭 萍.‘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J].湘潮,2016(05): 14 15.[6]王建柱.‘长征组歌“幕后的人和事[J].当代老年,2016 (10):28 30.[7]崔 志,陈 晨.‘长征组歌“分析报告 中国红歌系列研究之四[J].戏剧之家,2016(24):101.(责任编辑:崔晓光)(上接131页) 5.未对史学的实际意义足够重视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说: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短短一句话,道破了史学对国家㊁民族的重要性㊂至于为什么有用,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很少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为 横着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㊂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指出了历史与社会的有机关系㊂由此我们可知历史具有二重性特点:过去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历史虽形式上已远去,但其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对现在或未来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㊂三㊁结 语常有人问,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何作用?既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相去甚远,没有借鉴性㊂然而殊不知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㊁地理乃至万事万物运行的发展规律㊂通过将五音与五行的对应,产生三分损益法;利用不同的节气变化,进行律管吹灰,从而获得十二律㊂这样得到的音乐,是朴素的,但又蕴含着世间的运行规律,联系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令人惊叹音乐的美妙和重要意义㊂也许,我们的音乐研究和创作可以从这样的方面入手,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意想不到的㊂因此,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优秀的音乐文化需要以史为鉴,结合现状,从而得以可持续发展㊂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似并未对此方面有所重视㊂英国诗人雪莱说过: 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㊂”对其有着正确㊁客观㊁全面的解读,需要站在宏观的角度总览㊁微观的角度钻研,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向着现代化㊁多角度的方向发展㊂[参考文献][1]李 玫.燕乐二十八调调名与律吕名错位的原因[J].中国音乐学,2010(01).[2]王子初.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J].艺术百家,2016(02).(责任编辑:张洪全)焦艺扬: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以‘长征组歌“为例。
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
2003年第4期 古汉语研究 (总第61期) No.4 2003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Serial No.61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麦 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100732;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摘 要]本文围绕梅祖麟和郭锡良的文章提出一些想法:梅说王力的古音学不属上古音研究的主流,这说法是错误的;王力不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是其缺失;汉藏语比较研究与汉语上古音研究相结合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对郭针对潘悟云提出的批评,有必要进行辨析;要提倡敢于突破传统的、开放的学术观念;应正确认识学术态度上创新与谨慎的关系;应净化学术批评的空气。
[关键词]主流;谐声系统;汉藏语比较研究;突破传统;创新 [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4-0013-07§0 2002年的年中,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界发生了一场论争。
事缘于2001年底,梅祖麟先生在香港一个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演讲(以下简称“梅文”),2002年4月,此文的电子文本被贴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论坛”网站(/bbs/)的“汉语语言学”栏里,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响。
笔者曾在此网站上以“zsu麦子”的网名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
6月、7月和8月,郭锡良先生分别在南昌、乌鲁木齐、石家庄的三个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对梅文作了回应。
在南昌会议后不久,郭文也贴到了北大中文论坛上。
笔者也在网站上就郭文提出的问题写下了一些文字,并与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友进行了有意义的交锋。
9月,郭文刊登于《古汉语研究》(长沙)总56期上。
差不多同时,梅文也发表在Journal of Chi nese L i nguistics(美国)第25卷第2号上(不过笔者没读到,本文依据的梅文是网上的版本)。
论古音研究的动因
论古音研究的动因谢建娘【摘要】古音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每一时期的古音研究都是在前期古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对前期的继承,又有本时期新的发展,这种传承在研究动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对古音研究历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古音研究的动因主要有四种:为读经而研究;为写诗作赋而研究;专业的为研究而研究;专业的为实用而研究.【期刊名称】《临沂大学学报》【年(卷),期】2014(036)004【总页数】3页(P119-121)【关键词】古音研究;传承;动因【作者】谢建娘【作者单位】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1古音研究的历程是沿着历史传承的脉络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的古音研究都是在前期古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有对前期古音研究的继承,又有本时期新的发展,这种传承在研究动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为读经而研究传统古音学发微于读经,人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对于古今音异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解决方式便是强以古音读今音,于是便有了梁沈重的“协句”、陆德明的“协韵”、颜师古的“合韵”等所谓的古音研究结果。
隋唐时期以协韵方式注音《诗经》《楚辞》《文选》等典籍蔚然成风,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古音研究,只是一种为了读经的需要而产生的不自觉的感性认识,只是针对个别的、零散的语音现象,并未意识到语音系统的演变。
这种研究动因无论在是最初的“叶韵”,还是在鼎盛时期的清朝都始终存在着,只不过最初的古音研究实用性较为纯粹,而清朝的古音研究突出了“研经”的需要,纯粹的读经已不再是首要的目的。
由于汉字表意不表音的性质,人们在读《诗经》时觉得某字不合,就临时改为自己认为合宜的音,于是,最初的古音研究为着读经时押韵的需要产生了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沈重《毛诗音》来解释《诗·邶风·燕燕》三章: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音”“南”“心”的押韵,认为“南”是“协句,宜乃林反”。
学界三十年来的谐声古音学研究
作者: 董国华
作者机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页码: 139-140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 古音学研究;谐声偏旁;三十年;汉语音韵学;上古汉语;古音学史;语音系统;材料整理
摘要: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原则上都包括三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古音学研究也不例外,它既是对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又是对古音学史的研究。
古音学是古汉语音韵学的简称,是传统音韵学一大分支,汉语音韵学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对象是周秦两汉上古语音系统,主要依据是《诗经》、《楚辞》等韵文材料和《说文》的谐声偏旁,参照古书中的异文、通假和声训等资料。
谐声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与汉语音韵尤其是上古音研究密不可分。
谐声研究是谐声字、谐声系统和谐声理论的本体研究。
谐声与古音学研究既是利用谐声材料整理、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研究,5L是谐声与古音学史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美学思想论争评析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美学思想论争评析
雷琼
【期刊名称】《开放潮》
【年(卷),期】2005(000)011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由于思想领域的大
开放,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呈现出绚烂多姿的景象,音乐理论空前活跃。
音乐美学方面,儒家孔丘、苟卿、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庄周重艺术、重精神。
他们的见解,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对这一时期音乐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墨、道、儒三家的论争方面,而美学思想又是这一论争的焦点。
【总页数】2页(P86-87)
【作者】雷琼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601
【相关文献】
1.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J], 魏军
2.探究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 [J], 薛颖
3.浅谈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论争三部曲 [J], 甄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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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郭锡良2002年6月我在南昌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上发言,驳斥梅祖麟2001年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揭开了古音研究的一场争论。
至今正好十年,回顾一下这场争论,不无意义。
梅祖麟在讲话中装出权威的架势,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先生,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骂倒一切;又册封了“主流”音韵学家,俨然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霸主。
潘悟云也早就写了“劝进信”,要梅氏来领导中国语言学界,拨正大陆语言学研究保守、落后的研究方向,言辞谦卑,情意恳切。
争论开始后,很快形成可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论争。
不过情势诡谲,有理一方的发言、文章竟然遇到了阻力,是《古汉语研究》主动承担了开展这场学术论争的重任。
初步统计:十年来梅氏及其信徒共六人,发表论争文章九篇;批评、梅的两岸学者(包括一名华裔美籍学者)一共二十五人,发表论争文章三十三篇。
一梅氏的讲话《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梅氏对王力先生的攻击,揭示了他的无知和武断;并指出梅氏自己考察汉藏同源词的错误,还分析了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知识性错误实在太多”,被奉为历史音韵学地主流著作,实在太荒诞文章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第4期又发表了孙玉文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错误》。
孙玉文在文章中说:“发现本书《上古篇》错讹太多,初步核查,有100多处。
”他只举出38例,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
这就证实了我批评潘著的论断。
这里需要说明,在我去南昌开会前,曾将发言草稿送请正在清华大学讲课的陈新雄教授提意见,获得赞许。
陈先生回台湾后,撰写了《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召集、举办了汉语历史音韵学讨论会。
他们把梅氏2000年在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集中攻击章黄学派的《中国语言学地传统和创新》一文,一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编发了《会前参考论文集》。
再说,当时梅氏在香港的讲话是贴在语言所和北大的网上,南昌会后,我把发言稿也贴上北大的网站。
不久,梅氏给我来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讲话错误,“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
”但是,却向我提出了三个难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
要我回答。
我不得不写了第二篇驳论文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
主要内容是:(1)论证了梅氏攻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王力先生的词源研究的论点是错误的。
(2)陈述了双方对历史比较法和汉藏语比较的不同看法,指出了汉藏语比较重现存的普遍缺陷。
(3)指出王力先生明确表示拟侧先秦古音是依靠传统使用的三种材料,一般不用汉藏比较材料。
从高本汉到董同龢、陈志伟、李方桂各家影响最大的古音构拟系统,都是如此,并介绍了五家系统的异同。
同时批评了潘悟云古音构拟观念和郑张尚芳六元音古音构拟系统的荒诞。
然后点出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就是采用王力先生的古音构拟系统,梅氏应该把眼光开放一些。
2003年《古汉语研究》在发表鲁国尧的《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华学诚等的《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一期)、薛凤生的《中国音韵学地性质和目的》(二期)后,发表了我的《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三期);同时也发表了为潘悟云辩护的文章,即麦耘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和董建交的《关于“正月”及其他》(四期)。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发表了唐作藩的《王力先生的“谐声说”》、张雁的《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李香的《关于“去声源于-s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
《语言研究》发表了陈新雄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和梅祖麟的《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这是2000年一文的缩写本)。
《语言科学》发表了耿振生的《论谐声原则—兼评潘悟云教授的“形态相关”说》。
还有韩国《中国学研究》发表了耿振生的《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
此外,郑张尚芳也以权威的面孔在《南开语言学刊》发表了《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又在潘悟云的“东方语言学”网站贴上了《汉字古音手册·勘误》。
因此可以说,2003年成了这次古音争论的高潮阶段。
2004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黄易青的《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一期)、张猛的《关于〈小雅·正月〉中“正月”的训诂问题》(一期)。
黄文从历史音变角度对复辅音进行了质疑。
张文是与张剑桥在“东方语言学”网站为潘悟云辩护的说法(内容与董建文一文基本相同)进行商榷,分析了他采用俞越说动摇不了古音毛传。
2005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孙玉文的《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期)、周守晋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二期)。
孙文也是从语音演变角度论证构拟复辅音不可信,周文则对麦耘维护潘悟云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
《语言学论丛》发表了孙玉文的《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从理论、方法角度批评了潘悟云古音构拟的错误,揭示出他理论方法的荒诞,材料分析方面的主观随意。
《学术界》发表了王宁、黄易青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也主要是从理论、方法角度着眼,批评梅氏评价前人不尊重历史事实,研究古音不重视古汉语事实,进行汉藏比较表现出明显的循环论证。
两文考察都比较全面,分析都比较深入。
此外,潘悟云在《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刊登了《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对我(2002)和孙玉文(2003)批评他《汉语历史音韵学》存在的大量常识性错误中找出“赣+匚”和“硬”两个字的论断进行狡辩,把我两人归入字书派,他自己是材料派。
我们分别写了文章,对他的狡辩进行了批驳,这是后话。
这两年,可以说论争已经进入延续阶段。
2006年《古汉语研究》发表了节于今教授的《建设创新型语言学》(一期),文章视野开阔,带有对这场论争小结的性质。
该文章提倡自主创新,反对盲目“接轨”;中心继承优良传统,反对“嘲讽王氏(王念孙)贡献”;提倡不同学派的争鸣,对梅氏“不应战”表示了“遗憾”。
梅祖麟则在《语言学论丛》(32辑)发表了《从楚简“(美)”字来看脂微两部的分野》,承认“两次连带着董先生的《上古音表稿》来叙述王先生功业,两次都不怎么成功。
”肯定王力先生“《上古系统韵母研究》里面的‘脂微分部’之说在当时有继往开来两种作用。
”评价与他原来的说法完全变了样;但是整篇文章却是要论证王先生列在脂部的“美”字要归入微部,认为“王先生的丙项标准要改成董先生所说的样式。
”仍然留下了一项需要驳正的话题。
可以说,这次古音研究论争已经到了收官阶段。
这时,不断有学者建议将这次古音学国际大讨论的文章编成一部论文集;大家的论文要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梅祖麟教授及其信从者都不肯授权,我们只得把他们的论文目录在《编后记》中列出。
2007年底交商务印书馆,2009出版。
二2007年以后,古音学论争的榔头虽然逐渐平静下来,但是余波仍然不断荡漾。
这里有两期风波必须有所交代:一是梅氏留下的“美”字的归部问题,2007年我在《语言学论丛》(第35辑)发表了《“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梅祖麟商榷》,对梅文作了辨正,分析了错误所在及其原因。
郑张尚芳2008年在《语言学论丛》(第38辑)发表了《“美”字的归部问题》批驳我。
我2009年写了《再谈“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郑张尚芳商榷》,2011年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第5辑)。
我在文章中揭示了郑张研究古音完全割断了从顾炎武以来古音学家的理论方法,对如何运用诗文押韵、谐声系统和《切韵》系统的对应关系来考察古韵分部的基本方法都十分生疏;并指出他把“美”字归入微部是抛弃了系统性原则,陷入了随意推测的泥坑。
另一风波是冯蒸2008年在《汉字文化》(第4期)发表了《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
他冒充两位音韵学大家的传人,伪装客观公正,取不顾事实,为梅祖麟、郑张尚芳涂脂抹粉、巧作雄辩;把郭某的表现描写成霸气十足,并借鉴别人之口,攻击郭某“他们以卫士自居,可是在学人的眼中,他们是学术界的恐怖分子。
”黎新宇教授撰写了《读冯蒸教授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兼回应梅祖麟教授对“一声之转”的批评》,发表在2009年《中国语言学》(第5辑)。
文章首先揭示了冯蒸“自炫头衔”、冒充“音韵大家的学生”(按,其实还有伪造学历),弃业师于不顾,人品底下,他的讲辞伪装公正,明显偏袒梅氏,甚至替梅氏向王先生“追加质疑”;又吹捧郑张尚芳,为贬低王先生张目;还恶意宣扬郑张尚芳为帮助梅氏而攻击《汉字古音手册》的网站,却对纯粹批评梅氏的文章《对“杀”和“死”形式标志的确立与应用的追踪分析》于不顾。
作者在回应梅祖麟对“一声之转”的批评时,首先揭示出梅氏不懂《广雅疏证》,把“一声之转”片面化为同源,从而挖苦“只有清儒才能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进而扫荡“代代相传师承不变”的章黄学派及其徒子徒孙、旁支别流,信口雌黄地“骂尽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界”。
最后剖析了冯蒸的拥趸,指出他恶毒谩骂郭某的言辞,正暴露了自己“文章”遗老遗少的丑恶嘴脸。
该文分析有理有据,行文生动有力。
再说,郭锡良孙玉文对潘悟云2005的狡辩文章都在2006年写了批驳文章,在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
郭锡良的《从湘方言的“盖”和“赣+匚”谈到对古代语言学文献的正确解读》,2008发表在湘方言首届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孙玉文的《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答《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发表在《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2006年南京研讨会论文集》。
郭文把“盖”和“赣+匚”在湘方言中词义、语法的异同详细分析后,又讨论了它们的历史发展,然后分析潘文的错误,指出它概念混乱,缺乏语言学基本知识,“是一篇歪曲前人成果、逻辑混乱、自相矛盾、错误加胡编的奇文”孙文就潘文提出的“硬”和“赣+匚”两字的考证,从学识和学风两方面进行了批驳;揭露他隐瞒学术事实,“对前辈的成果只字不提”;曲解对方意见,掩盖自己错误;引证材料粗疏,论证方法荒谬。
此外,2008年《中国语言学》(第1辑)发表了郭锡良的《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陈新雄的《郑张尚芳《〈诗经〉的古音学价值》论述》,孙玉文的《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的词义对应问题》,自然也是属于这次论争的范围之列。
郭文根据考古成果、文献资料论争了;中华大地华夏族与四周其他族群是语言各异的族部;华夏族有史以来就使用同一语言,周代形成雅言,长期国体统一,书面语统一,形成语言融合成为主流,汉语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语言。
又从语言类型学方面论证了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不可信。
最后引用了《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他看低汉藏语系的可信性和批评白保罗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和构拟上古音的意见(“他的方法让人误入歧途”,“此类拟构纯属胡闹”),并批评某些人把白保罗的书捧作圣经,“这太可悲了”;然后提出,“李先生的话似乎都是对着郑张、潘悟云这些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