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古音研究

[讨论]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缘起：近日对中古音颇感兴趣，先后读了《切韵》、《广韵》、《一切经音义》等书，不明之处多矣！今日无意中得见此文，得以大致了解中古音研究之概况。

转之，冀能对同道者有所助益。

此文修订本原载于《南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又见于韩国中国学会刊物《中国学报》第四十一辑，2000年8月出版。

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20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客观地回顾和总结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确定下一个世纪的研究起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

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壹《切韵》系韵书的研究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

《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

《集韵》音系已跟《切韵》有了一些距离，因此不在讨论之列。

《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一音系的外围研究《切韵》音系的外围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一）韵书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是20世纪音韵学的幸事和盛事。

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

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诸于世。

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

1955年，姜亮夫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

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韵书，细校详订。

1974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有较大参考价值。

1983年，周祖谟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无疑代表了《切韵》整理的最高水平。

1988年，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十韵汇编研究》，辨析体例，校正错误。

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一向重视《广韵》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校本。

1938年，周祖谟以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为底本，全面校勘《广韵》，写成《广韵校勘记》，1951年又出版了《广韵校本》。

此后，又发现了全本《王韵》和《钜宋广韵》，为周著所未见，但周著仍然是迄今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

葛信益利用《切韵》残卷及其增订本，比勘《广韵》的各种版本，校正《广韵》的误字和夺字，著有《〈广韵〉讹夺举正》（1984年）、《读〈广韵〉札记》（1988年）等。

传世的《广韵》版本，有详本、略本之别，历代流布的情况很复杂，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1986年）详细考察了《广韵》版本的源流。

余廼永撰《泽存堂本<广韵>之版本问题》（1999年），讨论了泽存堂本《广韵》跟相关版本的关系，指出泽存堂本《广韵》之底本实为宁宗本，跟楝亭本有同类的祖本，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看法。

近年来，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研制开发了《广韵》电子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查询反切和声、韵、调、摄、等、呼的音韵地位，为全面整理《广韵》提供了便利。

（二）韵书的源流和异同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其论文收入《观堂集林》卷八。

如把唐人韵书分为两系，指出《切韵》《唐韵》为一系，《广韵》为一系，部目次序出自李舟《切韵》，“李舟《切韵》之为宋韵之祖，犹陆法言《切韵》之为唐人韵书之祖也”。

丁山、董作宾、方国瑜、陆志韦、唐兰等也发表了考证文章。

魏建功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年）、《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年）、《〈十韵汇编〉魏序》、《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1951年）、《〈切韵〉韵目次第考源》（1957年）、《〈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1958年）等一系列论文，基本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考释部分）多发前人所未发。

如项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即通常所说的“王二”，不是王仁昫的原著，而是一部唐中宗以后汇合长孙讷言笺注本和《王韵》以及其他家韵书的本子，体现出很多唐代实际语音特点。

又如发现蒋斧藏《唐韵》残卷并非孙愐原作，而是孙愐原书的一种增修本。

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年）全面比较了《切韵》、《唐韵》、《王韵》和《广韵》的异同，指出从《切韵》到《广韵》在体例、分韵、反切、释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三）异读字《广韵》的异读字，能反映字音的演变轨迹和古今方音的差异，说明音系的性质、构词规律和上古音音类关系。

黄侃《广韵校录》（1985年）举出《广韵》“字有又音而不见于本韵及他韵者”的字300多个。

余廼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1974年初版，1980年修订）以周祖谟校本为底本，注出《广韵》的互见又切，便于检索异读字。

对于此书，葛信益著有评论文章。

余氏1993年又出版了《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从《广韵》的体例出发研究异读字，又发明《广韵》异读字的体例，葛信益用力最勤，著有《张氏泽存堂〈广韵〉异读字形讹举例》（1984年）、《〈广韵〉异读字释例》（1985年）、《〈广韵〉异读字有两体皆声者》（1985年）等，有关论文汇集在其专著《广韵丛考》（1993年）里。

昌厚《隋代诗文用韵与〈广韵〉的又音》（1962年）说明隋代诗文用韵表现的又音绝大多数跟《广韵》一致。

赵振铎《〈广韵〉的又读字》（1984年）讨论了又读字的古今分歧、方音差异、构词规律和特殊读音。

汪寿明《从〈广韵〉的同义异读字谈〈广韵〉音系》（1980年）从异读角度论证《广韵》是综合音系。

其他论文有赵锐《〈广韵〉又读字的研究》（1987年）、金庆淑《〈广韵〉又音字与上古方音之研究》（博士论文，1993年）、黄典诚《〈切韵〉的异读》（1994年）等。

（四）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运用历史比较法重建起来的《切韵》音系，既要能解释《切韵》本身和《切韵》系的各种韵书、韵图以及同时期域外对音所表现的音类的区别，又要能说明从《切韵》到现代汉语方音的历史演变。

一方面，要以《切韵》为参照，建立方音跟《切韵》的对应关系。

从高本汉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方音跟《广韵》音系作历时的比较，赵元任、罗常培、白涤洲、王力、董同和、袁家骅、张琨、李荣、丁邦新、王福堂、郑张尚芳、张盛裕、张振兴、李如龙、刘勋宁、张光宇、何大安等都有重要论著发表。

另一方面，要利用方言透视《切韵》，为音系的构拟提供证据。

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无法解释闽方言的差异，因此，利用闽方言透视《切韵》所取得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

如张光宇著有《〈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1984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三四等韵的对立》（1986年）、《梗摄三四等字在汉语南方方言的发展》（1987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一二等韵的分合》（1989年）等。

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针对高本汉的现代汉语方音来自《切韵》母语的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计划”的几位学者提出“普林斯顿假说”，主张先从现代各大方言的历史比较中拟测出原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湘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然后跟《切韵》比较，进而拟测原始汉语，代表人物有罗杰瑞(Jerry L.Norman)、桥本万太郎、余霭芹、司徒修(Hugh M.Stimson)、杨福绵、梅祖麟、威廉 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欧克诺(Kevin.A.O.Connor)等，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影响很大。

关于《广韵》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代表作有丁声树、李荣的《汉语音韵讲义》（1981年）、李荣的《四声答问》（1955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1963年）、《〈广韵〉的反切和今音》（1964年）、方孝岳的《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年）、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三章，1987年）等。

为了调查方言，推广古音知识，还编写了古今音对照的工具书，有丁声树、李荣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81年）、林涛的《广韵四用手册》（1993年）和李葆嘉的《<广韵>反切今音手册》（1997年）等。

华中理工大学近年研制出《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的计算机分析系统。

二《切韵》音系的研究《切韵》音系的研究分两步走：考求音类，构拟音值。

陈澧的《切韵考》创造性的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证出40个声类、311个韵类。

本世纪在考求音类的方法上，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改进了方法，修正了陈澧的结论。

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1927年）运用审音法，考订出51声类。

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1931年）采用统计法，得47声类、290韵类。

陆志韦《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年）用数理法得出51声类，印证了曾运乾的结论。

全面运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成功的构拟《切韵》的音值，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著，1940年汉译本）。

《中国音韵学研究》吸取了商克《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1900）、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1920年）等西方学者研究《切韵》的成果，是《切韵》音系的奠基作，也是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后来的《切韵》研究都是它的延续、补苴和发展。

1923年，林语堂作《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隋读表》，首先批判高本汉的构拟学说。

从此，围绕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音韵学界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切韵》研究的材料丰富了，方法多样了，视野开阔了。

主要涉及7个问题。

（一）[j]化问题高本汉根据《切韵》一二四等反切上字与三等的不同，主张一二四等的声母是纯粹的，三等声母是[j]化的。

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年）指出“三四等之分别断不在乎辅音之真正化为腭音与否”，“喻化”说掩盖了三四等对立的实质，即主元音的不同。

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1941年）用介音和谐说代替[j]化说，认为反切上下字有的介音有求同的趋势。

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指出“[j]化说在方言里头没有根据”。

至此，[j]化说应该取消。

（二）全浊声母不送气的问题陆志韦《汉语的浊声母》（1940年）发现，隋唐以前佛经的译音全都用《切韵》的浊音对译梵文的不送气浊音。

从《切韵》的异读字（陆氏叫一字重读）看，不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远多于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