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论文

“伤痕文学”论文

摘要：伤痕文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大批日后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重要作家正是借助“伤痕文学”的平台初露锋芒。但我们无法忽视伤痕文学伴在岁月宛转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比如，在相当数量的伤痕文学小说中，作者所做的只是一以贯之进行卑劣无耻地情感复制，不断通过自我揭露伤疤的极端途径来达成“心满意足”的呻吟与嗷嚎，这显然愚蠢之极。而伤痕文学最后的黯然收场也似乎在告诫诸位，那些违背文学规律要求的篇章只能是历史长河中星星点点的飘渺一瞬间，而无法成为穿透现实和虚拟的永恒。

关于如何确立“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我首先注意到了丁帆先生所提出的一个颇值得反复琢磨的观点：“怎样看待‘伤痕文学’仍然是20世纪文学史的一个两难命题。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大交锋之前当然又是文学首先发难，从‘曲笔’中呐喊出和五四文学相同的声音。如果说这是文学的幸事，那么，它是否又是人文的不幸呢？因为文学的母题又回到了原点，就预示着启蒙的失败，就预示着需要重新开始，所以我说从80年代开始，我们是‘重回五四起跑线’！”[1]（95）伤痕文学与五四文学都是在特定政治环境背景下孕育出现的产物，隐藏于人文历史身后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促成了这两种文学生命体的畸形成长。与此同时，它们又成为了某种社会转型的先声——尽管这些声音在各自的时代又多多少少显出空中楼阁般的寂寥。

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伤痕文学并非单纯指向人性的重新发现，所以假如将“伤痕文学”完全视作“五四文学”的启蒙延续

似乎略有欠妥之处。事实上，伤痕文学的批判意义远远大于其本应具备的启蒙意义，或者说，伤痕文学是有关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次漫长回归，而启蒙思想的色彩相对而言就单薄许多。伤痕文学虽然也时不时打出“为人生”的五四口号，但在这里五四文学只是伤痕文学为师出有名而精心网罗的一道“护身符”。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许多作家、批评家、读者都以为只要纠正了文学的极“左”观念，正视人、人生和社会，文学就可以告别虚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2]（253）。伤痕文学的出现恰恰衔接了这种思维轨迹，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石破天惊”。所以我其实并不能完全认同丁帆先生所言“启蒙的失败”，因为五四语境底下的“启蒙”（指向个体的自我重新认知）与后文革时期语境催生的“启蒙”（依旧沿袭捍卫集体意志的底线）全然两层意思，故而也无所谓成功与否，失败与否。至少我认为伤痕文学仍然扮演着意识形态传声筒的角色，绝大部分的伤痕文学在小说人物塑造、社会景象摹写，以及叙事方式都带有较为僵化的模式写作倾向。但正因为这种模式写作契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界亟待清算“文革旧账”与治愈“记忆创伤”的特殊要求，促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到伤痕文学小说创作中来，这也为伤痕文学在当时社会形成轰动性效应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978年8月发表的《伤痕》（卢新华）正式揭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在小河那边》（孔捷生）、《大墙下的红玉兰》（丛维熙）、《墓场与鲜花》（萧平）等一系列作品的问世

加速了“伤痕”热潮的大范围传播与蔓延。“由于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基本人性的摧残，使得人和人性的理念已经不能归家了，尽管有时暂借文学的躯壳‘租用’一下；然而，‘自我’与‘个人’早已不复存在了。而‘伤痕小说’发轫的初衷，就是追寻与叩问那个戕害人性的封建法西斯时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1]（97）这样的小说往往是某个时代文学思潮草创的“急就章”，至于其中包含有多少纵深性的可反复咀嚼的启蒙成分是需要生疑的。所以伤痕文学作者虽然有意识地试图强化反封建、立人道的人文内涵，但支撑小说运作的精神根基仍是换汤不换药的二元论判断思维，这也就使作品缺乏普遍的人文元素，只能停留在表征层面上的粗浅淡薄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甚至，我们会产生如此念头：所谓的“伤痕文学”只是将批判的枪口从这一头位移转向另一头，实际的启蒙价值则微乎其微。

当文学作品的产生动机单纯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时候，这种现象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在这里，我需要借用叶兆言在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内的一段话来说明：“我一直不太喜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回忆‘文革’的伤痕文学。我觉得一个小说只是为了平反昭雪，就没有什么意义。作家仅仅告诉别人，那个时代多么残酷，仍然还是不够文学……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这个事，可能会触及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东西。”[3]伤痕文学的作者主要由知青与“右派分子”构成，他们对于动荡的“文革十年”有切身的体会，这种切身的体会又伴随着刺骨的疼痛感。所以阅读这些作者的伤痕小

说，你会感受到“一团火”般的真情流露，但也因为主观的过度倾注，使之太容易陷入自怜自艾的执妄，从而导致理性精神被悬置与延宕。我们与其称之为人性诉求的“初阶版”，倒不如讲是现如今那些婆媳调解节目当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感控诉更为妥贴，如此的“意气用事”也大幅度降低了此类作品的艺术水准，无法使读者在文本中深层次地感受到人性，人欲和人情的暧昧纠缠，没有挖掘出非正常革命时期的复杂社会关系状况——“伤痕文学”作者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判定了虚拟世界中的白昼同黑暗。

伤痕文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大批日后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重要作家正是借助“伤痕文学”的平台初露锋芒。但我们无法忽视伤痕文学伴在岁月宛转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比如，在相当数量的伤痕文学小说中，作者所做的只是一以贯之进行卑劣无耻地情感复制，不断通过自我揭露伤疤的极端途径来达成“心满意足”的呻吟与嗷嚎，这显然愚蠢之极。而伤痕文学最后的黯然收场也似乎在告诫诸位，那些违背文学规律要求的篇章只能是历史长河中星星点点的飘渺一瞬间，而无法成为穿透现实和虚拟的永恒。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讲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1.

[3]叶兆言.驰向黑夜的女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